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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前人经验 掌握编写规律——记辞书编写的一些经典语言(一)(2)


    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辞书编写没有理论指导不成,但是光说不练也不成。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应用于编写实践。说得好当然好,还要干得好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些专家误以为辞书编写没什么了不起,好像有了专业背景,有了高学历,会写文章了就肯定能够编词典。可是一旦上了手,才发现真要编好并不是那么简单,没有经过长期编写的锻炼,是很难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和真谛的。辞书的基本单位是义项,一部辞书里义项成千上万,甚至几万几十万,要把它们一一地排列得当,注释准确,既讲求理据,又晓得变通,宏观上以简驭繁,微观上不惮琐细,真得有“文武昆乱不挡”的功夫才行。结果很不容易出成绩,倒很容易出纰漏,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站在这个角度,编辑辞书可以说是最难的一项编辑工作,辞书编辑 “出师”也许最慢,从上手到熟练,用心的少说也得三五年,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半途转行,拜拜了。辞书编辑“成活率”低的现象在科技编辑里更为突出,因为科技涉猎太广,发展太快,拼的就是知识积累,不懂就是不懂,语感一点儿都帮不上忙。马静(8)先生称“好的科技编辑属于稀缺动物”,我是赞成的。
    4.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固然不错,但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这是吕叔湘(9)先生的原话 ,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语言所的一次大会上听到的。吕先生当时讲的是关于科研人员的学术修养,他认为,搞科研的人,主要指一个集体,仅凭刻苦努力、团结奋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合理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否则的话难以成大器、成大事。
    推而广之,这个意见对辞书编写队伍的组成同样适用。我们知道,辞书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编写队伍里需要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但不少单位却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有的单位一律聘用硕士、博士,而没有配备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一般学历较低),这样硕士、博士也要担负繁杂的编务、资料工作,人力上浪费不说,还不一定比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做得好。有的单位一律录用中文系的毕业生,而且尽量是学语言学专业的,可即便是语文辞书,也涉及许多哲社、科技方面的知识,这就不是他们的所长了。假如照猫画虎地抄抄改改,那难免会捉襟见肘,贻笑大方。从历届辞书质量检查的结果看,语文辞书的科技条目是错误的高发区,原因即在于此。语言所组建词典室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编写《现汉》始终保持着语文组、哲社组、科技组的建制,这在组织建设上使得辞书质量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近日读到李瑞环(10)同志的文章 ,发现里面的一段文字与吕先生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摘录在此:
    “一个领导班子……必须有熟悉和擅长各方面的人才。如同一个好的乐队,有会吹的、有会打的、有会弹的、有会拉的,还得有会指挥的,否则就不可能演奏出好的乐章。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11)
    附注:
    * 本文曾在第七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上宣读,林仲湘、徐祖友等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后有修改补充。谨此致谢。
    (1)李荣,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代汉语词典》主要审稿人之一。
    (2)许逸民,中华书局编审。
    (3)林仲湘,广西大学教授。
    (4)高永伟,复旦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副教授,《新英汉词典》修订主编。
    (5)见高永伟“全国辞书编辑人员资格培训班”授课讲义。
    (6)周明鉴,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
    (7)见周明鉴的编辑授课讲义《专科词典编纂问题》。
    (8)马静,轻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茶叶大词典》责任编辑。
    (9)吕叔湘,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之一。
    (10)李瑞环,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八届、第九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11)见李瑞环《选人主要看政绩》(《务实求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原载《辞书研究》2011年第1期、第2期,已获授权。
     
    【作者简介】
    李志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副编审。研究方向为辞书学、词汇学。从事辞书资料、编写工作40多年,主要参加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和修订,《新华字典》的修订等,撰写辞书学论文40余篇。社会兼职有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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