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第二公用语化问题与中国需要的语言对策(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43 华语桥 史有为 参加讨论
[6] 因特网是在英语平台上建立的。国际互联网络已经成为英语借以征服其他语言的一个最好工具。现在英语已经在因特网上占有86％的使用领域。1998年2月，著名的《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在访华中答记者问时说道：“在因特网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这意味着全球化即全球西方化，即全球英语化，全球美国化。美国文化，英语文化将成为主宰世界的霸主。 [7] 现在世界上（包括台湾岛）已经出现“E-代人/e世代”（E-generation）一词和“E时代/e时代”一词，指的就是1996年电脑网络技术及其应用盛行以来进入的以e-mail,e-commerce,e-bank,e-education, e-music,e-card,e-paper这些电脑虚拟空间、电子媒介、电子工具为主要生活和工作手段的一代人及其时代。（例如台湾《活水周报》207期载文所述） [8] 法国和某些以法语为母语的地区一向认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某些人和国家有“英语帝国主义”，并竭力与之抗争。1998年4月，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发表谈话，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因特网是一种“新形式殖民主义”，“如果我们不采取什么措施，就会失去机会，我们将被殖民化。” 最近的一件事是：法国航空公司在不久前规定，自2000年3月23日起公司所有的飞行员在与巴黎Roissy机场塔台通话时必须使用英语。因为英语是世界上几乎每个机场都通用语言，使用英语通话有利于安全。然而加拿大魁北克这个法语省的语言部长Louise Beaudoin闻讯勃然大怒，于3月29日通过其发言人指责：“如果世界上还可以有文化多样性的话，那么英语帝国主义就应该有个限度。”（参见2000年3月30日新闻）有人因此而调侃道：法语是在“困兽犹斗”。不过，即使未来法语不能成功，这样的抗争也将值得肃然起敬并效法，因为没有语言的竞争，人类将失去多彩，世界将不可设想。另外一个例子则是英国英语反过来受到美国英语的强大影响，许多人已经把一些词的拼写法从传统的英式改为美式，例如：把colour写成color,把programme写成program,把centre写成center；而且读音也开始受到美国音的影响。有人写道：美国在“逆向殖民”，而英伦则“迷惘”于这股狂潮之中。（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1月26日） [9] 日本认为从零开始到掌握并使用英语的程度，大概需要2000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此日本只能着眼于现在还是小学生的一代。 [10] 两种语文的相互影响可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一向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十多年前推行所谓的普及华语教育，实际上是在增加设立双语教育中小学的形式下，取消以华语教育为主的中小学，并使华语教育低水平化，华语课只是各门课中的一种，别的课程大多规定以英语讲授。因此这就意味着不再培养华语高水平的中小学生，也就断了华语高水平的大学考生和行业员工的来源，并可能使华语的功能降低为生活用语或所谓的“厨房用语”从而使双语的含义变质，使两种语文在文化上功能上都不平等。这个政策的利弊在当时已有学者指出，而到了今天，情况就更为明显。由于英语在中小学阶段大学和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最近调查，该国一年级小学生在家里说英语的比例已从20年前的9.3%猛增至43.2%，而中文普通话虽然也从1980年的25.9%升至53.8%，但比起1989年的69.1%已经有所回落；两者普及的代价是说各种中国方言的人数的下降。华人在新加坡的320万人口中占了77%，接下来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说标准英语”运动的主席戴维•王上校表示：“英语可能会超过普通话成为最流行的语言。”1979年曾发起说普通话运动的前总理李光耀说普通话如果要在英语的攻势前生存下来就必须更经常地用于政治、社会及财经问题的研讨中，否则中文将只能是一种“厨房用语”。（转引自“索易”网新闻2000.10.16）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使用而在于教育，在于制订教育政策时的指导观念。政策的制订者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两种语文修养的水平相差程度的变动所带来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变动，而这正是应用语言学和双语教育研究所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有关新加坡的情况并请参看笔者的《从英语可能成为日本第二“公用语”谈起》，载本刊2000年7月，第64期） [11] 按照中国的哲学，理想的方式是中庸和协调，但在当今只信仰竞争的社会中，有谁会这样做？美国会吗？法国会吗？中国会吗？伊斯兰国家会吗？如果不能，剩下的便是“对着干”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近几百年来吃够了、受尽了自己中庸退守而西方列强全面进攻压迫之苦、之害，一旦觉醒又会有其他选择吗？于是，我们看到的必然是为了防止被文化殖民化而采取的对抗措施：建立自己语言的网络平台；用各种奖励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一种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和语言战争，看来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预测，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但是在两岸分裂、汉字两立、中文在网上处处遭遇阻隔和失败的现实下，笔者真的不能想象汉语和汉字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传统场合与网上有效地跟英语一争高下，并确立自己应有的世界地位。如果两岸的政治家还意识不到这个可怕的前景，并采取对民族负责的步骤，那中华民族将是无尽地可悲。 [12] 日本不可能坐视日本语沉沦。日本一直在花大力气、花大笔款项在世界上推行日语。例如，1993年日本有一部书就名为《日本语的国际化》（创现社出版）；1999年12月5日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前所长野元菊雄在本人所在的明海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应用语言学研究科研讨会上讲演，提出为了让日本语国际化，有必要普及他所设想的一种“简约日本语”。有必要学习英语简约化和对非纯粹化英语宽容的例子，对非纯粹化的日本语也持宽容态度。 [13]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2003年初提出废除63个片假名外来语，建议使用汉字词或日本语固有语素构成的词代替。 [14] 中国在文盲的具体数字方面往往采取模糊政策，只给某个范围的数字或只给个百分比，因此很难提供十分确切的数字。据官方发表的文件：1997年底，全国73％县市/县级单位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扫盲后复盲率也逐年有所下降，文盲总数已减少到3000多万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1999）又据另一官方材料《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一书，1978年中国的青壮年文盲为18.5%，1999年则下降为5.5%,具体扫除了299.3万人.但是青壮年的界限没有告知，青壮年还有多少文盲，在此界限以外的文盲有多少，都未告知。该书说，2000年国家计划将以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作为全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参见该书第7页）我们相信这一决心，但对发布的成果有所保留。我们根据多方面透露的一些零星材料，估计现在整个文盲数可能在1亿人以内。随着中国普及教育的开展，相信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小。 [15] 1862年建立京师同文馆，1863年建立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建立广州广方言馆，之后于1893年又建立湖北自强学堂，1895年建立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1901年京师同文馆并入其中，1903年该部分改名为京师译学馆。其他新式学堂如：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创办的上海制造局机器学堂，1881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等等。其后1903年制订《奏定学堂章程》，开始设立现代形式的初级（蒙养院和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级（5年）、高级（预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三段教育体制。这些教育机构中（除初等小学堂外）都需要学习外语。（此据付克所著《中国外语教育史》，198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6] 天主教系统于1850年开始办学，到20世纪20年代初统计，已经开办初等和中等学校6，149所（其中师范学校16所，其余为小学），学生137，652人（其中师范生612人）。此外高等学校有1903年于上海开办的震旦大学，1922年开办的天津工商学院，1925年于北京开办的辅仁大学。基督教系统则于1818年开始在马六甲华人区开办首所学校，该学校于1839年迁澳门，1842年又迁香港。在内地首次办学则在1930年的广州，1940年以后则更广泛地在各地设校。20世纪20年代初统计，已经开办初等和中等学校6，890所（其中中学291所，其余为小学），学生199，694人（其中中学生15，213人），超过了天主教。1936年时全国基督教大学学生数不足5000人，至1947年已达12，654人。（以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教会”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17] 至1949年全国共有205所高等学校（台湾未计入），其中51所有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或外语/英语的系科，13所设有俄文系科。到1949年专门学习外语的学生有7000人占全国大学生116500人的6％左右。（此据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198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8] 例如俄语高等学校建立了7所，在36所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中设置了俄语系科，各个业务部门都相继设立俄语学校，中学也开设了俄语课。从1949－1956年高等学校俄语教师已达1960余人，1953－56年间，非师范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共计招生12477人，毕业13000人。（此据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198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 参看《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11期，第48页。 [20]这个产业表现为：有众多培训对象，以大学为中心，上至研究生、已工作者，下至中小学生，其总数估计为2亿人，培训收入可达一二百亿人民币。此外，有一大批无法统计的英语学习班/补习班/培训班和英语学校，还有一大批出版机构。（可参看南文英：《中国英语经济》，载《镜报》2002年5期）具体来说：仅北京一地就有十多万儿童学英语，有千余家大小培训机构。中国人自己的如：新东方学校，李阳的“疯狂英语”。台湾的《空中英语》彭蒙惠的教材打入大陆，台湾电视英语的徐薇也准备进军大陆。国外的英语培训机构如：先是康桥英语学校、西门子英语学校、华尔街英语学校，英孚教育（EF），之后又有创设托福和GRE的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参与竞争（与中国泰德集团合作），近来更有风头甚劲的雅思英语(IELTS)。 （参考文献已见附注） （本文主要内容曾刊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总64期，2000年7月和总71期，2002年8月），此次贴出经过综合和增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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