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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第二公用语化问题与中国需要的语言对策(6)


    3.4  香港和上海的可能对策
    3.4.1 香港。香港早已在港英管治期间形成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并提高英语的教育和使用水平,如何处理好与普通话和广府话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提高中文水平的同时也提高英文水平。必须强调的是,在进行英语教育的同时,切不可以降低中文水平作为代价。要知道,提高外语水平实际上是提高外语的语言文化水平以及双语对应能力的水平。许多人的经验证明,两种语文在高层次上是能够互相促进的,母语文修养好可以提高对外语文的理解和使用,反之亦然;母语越地道,外语也越有可能学得地道,反之亦然。以交通工具为比喻:如果仅仅是外语口语说得好,那充其量只是双脚步行水平,是生活用语的水平;如果能读会写而不能对应到母语文,那是自行车的水平,是仅仅适应外语社会的水平。只有兼具两种语文的口语书面语能力和互相对应能力,才是机动车甚至飞机水平,是能适应母语社会和外语社会两方面的国际水平,这才是现时和未来的香港所必需。香港已经走完了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的英语公用语化课题的第一阶段,已远远超出大陆、台湾和日本,现在必须做的是第二阶段的公用语课题。这可能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降低双语教育的年龄,充分利用语言习得的优势年龄段;一是适当利用教育机构的中英文入学标准以及工作机构的中英文录用标准,以此促进中英两语文的合宜发展与提高,并控制粤语的适当使用。
    3.4.2 上海。上海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部分,它的外语政策理当包括在整个国家政策中。但上海又是一个特殊的地区,需要有不同于一般地区的对策。根据上海的条件和地位,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一个英语第二公用语化先行地区。理由是:
    1. 因为上海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市场文化和开放文化的中心。这可以表现在以下主要方面:除了香港之外,上海已经是另一个金融中心;上海一向是大陆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的中心;上海的教育事业在全国一向居于前列,而且所培养的人才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相当影响;上海人有着开放创新的传统,所谓的“海派”,实际上就是“开放多样而不保守”的另一名称。这一切既是传统,也是现实。
    2. 因为上海在现实中是中国加入WTO后的排头兵,外国企业把上海作为某种中心,是进入中国的基地,未来在上海的外国重要企业将占全国的首位,与国外的交往将绝对不在香港之下。
    3. 因为上海在历史上具有全国最好的英语教育传统和英语教育基础(包括师资和学生),这个传统并未完全消失。
    4. 因为上海人在学习英语时被认为具有更好的语言条件。这主要指两个方面:上海话的语音系统比其他方言更靠近英语,学习英语时发音更逼近英语;上海是个五方杂处之地,接受方言训练(听和说)的机会更多,这对学习外语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上海应该在不降低汉语文水平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英语教育,鼓励在某种场合使用英语。上海没有香港那种以方言替代民族共同语的历史,也没有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历史,因此上海应该用更大的力气去发展实用型英语的教育和使用。具体说来,一是要发展低年龄段的英语教育,二是强化高等教育中英语等外语的作用,比如在某些学校和课程扩大使用英语版教材和使用英语授课,三是提高政府公务员和教育机构录用的外语标准。
    四  结语
    “英语第二公用语化”只是就日本的建议顺手拿来的方便说法,其实这实质上是在当前世界越来越一体化、挑战和竞争以及合作也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外语水平,提高到何种程度为合适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1) 鉴于过去一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及其所属的香港和上海,在语文(包括外语)方面,必须以现实或市场需求作为主要的导向,并以计划作为另一种必要的调节手段。没有前者就适应不了当前时期,没有后者就可能失去主动,失去未来的回旋余地。在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是完全必要的。
    (2) 鉴于英语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准”世界共同语,因此英语第二公用语化在目前不但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面临的课题,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必然面临的课题。这是与先进国家迅速靠拢、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然途径。香港和上海作为中国的两大中心城市,当然更应该走在前列。
    (3) 实现英语第二公用语化必须具备全面义务教育以及高中普及教育的条件,而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无法全面实现这一目标的。香港和上海在中国已属于最具备以上条件的地区,应该有可能较早实现这一目标。
    (4) 语言是一种文化,因此,英语第二公用语化必然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英语和本国语/本民族语的关系,必须尽可能不损害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感情,必须保持母语文化修养的高水平,也必须妥善处理英语教育和其他外语教育的关系,必须留有余地。香港和上海都存在处理好多语文教育的课题,如何处理好汉语普通话和英语,以及本地方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香港在这方面比上海有着更为复杂吃重的任务。
    (5) 英语第二公用语化同时也要求英语国家学习其他国家的语文,要求世界允许实验另外的可能世界语或可能国际语,包括人工的Esperato,因为未来的世界将面临的是民族文化的冲突,英语目前不具备超然其上的条件,最终的世界共同语还需要实验和考验。世界是多元的,语言也是多元的,香港和上海还须要处理好兼顾其他外语教育这一课题,不能仅仅把宝押在英语一边。
    2003/2/15再改稿
    [附记]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总64期,2000年7月和总71期,2002年8月)发表,现在综合成一篇,并作某些调整和补充,贴于《华语桥》网,以供参看和讨论。在本文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日本明海大学大学院院生(研究生)李蕊、朴贞姬、关口要三位同学的协助,谨致谢意。2003/2/15
    附注:
    [1] “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于1999年3月设置的个人咨询机构,由16位知名专业人士组成,主持人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河合隼雄。其中大学教授3人,综合研究机构人士1人,经济界人士1人,国际交流机构人士4人,医学家2人,作曲家1人,航天专家1人,媒体专业人士3人。在总会之下又设置5个分科会,分别从“生存于世界的日本、丰富的活力、安心的生活、美丽的国土和安全的社会、日本人的未来”等五个方面作具体研究并提出建议。该会于2000年1月18日提出最终报告书。
    [2] 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书共分六部分。第一章是总论,谈改革的理念;二到六章是专门方面的报告。报告书在21世纪日本面对的课题下分别就“全球化、国际对话能力、情报技术革命、科技进化、少子女化和高龄化”等方面进行专门的论述。
    [3] 日语中所谓“社会人”是指已经或有能力在社会上自立的人,一般就是指到工作年龄的人或已经工作的人。因此这个建议的意思就是每个日本人在工作之前有必要学会(习得)实用英语。
    [4] 与使用英语有关的建议在该报告书的总论第4部分。在这一部分提出了下列值得注意的建议,诸如:撤销大学设置的各学部;大学须使用英语讲课;积极采用外国教员;为了确立国际对话能力,必须设定全体日本人在成为社会人之前习得实用英语的目标;公用机关的文件有义务以日英两种语言刊行;有必要在国民中开展英语作为第二公用语的长期讨论。(最后一点已经有响应,例如日本明海大学已经决定今年度(秋)公开讲座将以“日本以英语作为第二公用语的考察”作为主题)
    [5] “公用语”在日本的正式英语译名是official language(见三省堂《言语学大辞典》)。韩国一般也译为official language但有时按照字面翻译为common language。“公用语”在日语中一般的理解是:一为“公文使用的语言”;二为“(国际会议或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通用语”。《言语学大辞典》对该词的说明是:国家、和官方机构等以及公众团体使用于对内、对外场合,并为公众认可的语言,一般在宪法上有所规定。所举例子就是日语和汉语普通话。在“建议”中的含义既可以指正式的、官方的语言,也可以指公务的、工作的语言。这和中文的“官方语言”并不完全相同,倒比较符合英语official language的原意。official既可以表示官方的,也可以表示正式的,还可以表示公务的或办公的、职务的。“公用语”这个日语词汉语以前没有引进,一般词典中均无,可能是因为字面上很容易被误解为“大家都可使用的语言”,就好象“公用电话”一样。但在1999年新版《辞海》“新加坡”条中使用了这个词,说在新加坡“华语、泰米尔语、英语为公用语”。这个词,中文可以引进;也可以翻译为“公务语言”,既可指正式语言,也可指工作语言,比较有弹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