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头猪”走出“百年爱的战争”(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56 文艺报 王 晔 参加讨论
旧火新柴 “最后一头猪”走出“百年爱的战争”——一出红与黑的对垒。 这对共同生活了25年的夫妻，从战友到对手。俩人都表示离婚后全无联系，对前任的新书毫无兴趣。但以红与黑的方式联袂登场似乎不仅是巧合。或许文字的倾吐是熟年离婚男女疗伤的必须，他们同时经历这个过程；或许书商促成了一个巧合；或许生活原本处处有巧合？ 读者难以区分哪些是文学创作，哪些是一对文化权威的生活投影。两位当事人在主动和被动中轮番现身同类采访和推介活动。他们已离婚，但在书店，他俩的书比肩立于同一张特别推出的展台。媒体推波助澜，人群集体围观，私人的文字倾吐演化成公共的文化事件。 必须赞赏他们对人生的直面。不再维系诺贝尔奖晚宴上的盛装合影，而是撕开伤口；虽然，所有的文字，特别是自传体文字都值得怀疑——人会下意识美化有关自己的记忆。但毕竟，恩格道尔自觉地走下神坛、袒露疲惫，他应该不是为了自我暴露，不是为了满足读者对名人的窥探欲及图书市场和媒体世界对名人隐私的消费。作为文化精英，他或许有意无意地期待凤凰涅槃，想穿过一种破碎走向一种建立。他所显露的所有脆弱、无奈、痛苦就像他选择的格言体，像他对格言体的矛盾心理：“格言体有致命的弱点，假如某一句特别有道理，读者会觉得好几代之前早已有人这么说过。”恩格道尔的无奈和苦痛提醒我想起另一句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人都有缺陷和压抑，所以都需要升华。” “百年爱的战争”这个书名从芬兰籍瑞典语作家玛尔塔·蒂卡宁的诗集《百年爱的故事》那儿拿来。诗集描绘了蒂卡宁夫妇痛苦的爱情生活，男主角是个酒精中毒者。“百年爱的战争”几个字不难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四个字，联想起一百几十年前在瑞典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在社会的滚滚车轮下，在爱、婚姻、男女等议题下的人与人的纠葛。 相比于前妻更有“性别”和“革命”标识的书签，恩格道尔的书未纠结于一对男女、一段婚姻。很难说清“最后一头猪”这一标题的真意。恩格道尔本人介绍，书要出版，总想起个别致的书名，这是梦中偶得。就像书中格言，不少也是梦醒时立刻涂在笔记本上的。待恩格道尔细细打量这头“猪”的来历，发现它还是来自读过的一本书。恩格道尔记得的是普卢塔克《道德论丛》中的一篇。从荷马《奥德赛》的故事衍生而来。奥德修斯的同伴，几个希腊人闯入女神喀耳刻的领地，被喀耳刻变成猪。奥德修斯恳求喀耳刻把同伴们变回人形。喀耳刻认为奥德修斯不该自以为是，叫出其中的一头猪，让奥德修斯先听听其意愿。这头猪不肯变回人，向奥德修斯论证，动物在许多方面比人类更胜一筹。比如，它们在斗争中更具朴实和天真及赤裸裸的勇气，它们无须召唤也不怕遗弃，从不祈求或索取同情，等等。无论是什么让恩格道尔认领了这头猪的形象，这形象一定暗合他的某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深层心意。他想从喧嚣的人群中遁迹吗？他自觉是一头喘息着的赤裸也无畏的猪吗？ 他有讥刺的调子、精英的傲慢及不那么正确的女性观，有被指认为“文化男”的危险，索性戴上这顶帽子，自嘲地做那不求同情的“最后一头猪”吗？不得而知，但他在这本书里明确说：“ 我得回顾一句旧课本上的话：假如猪能说，我是一头猪，那它已经不是猪，而是人了。” 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笔下的“她”疾呼自己不是狗，恩格道尔的“我”却赖在一头猪的身形里。“人”这一他们在现实中背负的形象遁去，不能说不荒诞。或许人类并未进化很久，历史其实毫不久远。100多年前的北欧剧坛上，斯特林堡写过《死亡之舞》，易卜生写过《玩偶之家》，和他俩几乎同时代，当时很轰动，长时间未如男剧作家一样被同等地谈论，近年又再受重视的瑞典女剧作家安·夏洛特·莱福乐写过《家庭的幸福》。所谓“家庭的幸福”包括婚姻的幸福和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是历经百年尚未讨论出光明大道的议题——也因此，这些剧作家的作品至今仍未过时。或许，恩格道尔和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是在当今时代，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添加了新柴。妇女的解放和婚姻的幸福远非打倒或审判“走向没落”的“文化男”那么简单，但也许需从评点“文化男”入手。浏览这两本书，我看到不完美、不可能完美也无需完美的饮食男女。他们像多数人一样需要改进，改进自己，改进交流的方式和可能缔结的作为人、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恩格道尔有关密室的譬喻提醒了某种捷径——改进的第一步，或可从男女改变密室的构造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