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教师童庆炳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47 光明日报 罗容海 参加讨论
  童庆炳大一时在北师大数学楼前留影  童庆炳的部分作品  童庆炳的部分作品 【写在前面的话】 一篇迟到的通讯 2013年春节后，我因为一个小问题去采访童庆炳先生。去之前，我就知道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文艺学泰斗，曾培养出罗钢、王一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学者，当今文坛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如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毕淑敏、严歌苓等皆出自其门下，所编文艺学教材被500多所高校选用。 访谈结束后，顺便聊起了家常。先生和蔼可亲，听说我也是闽西老乡，又是北师大学子，一见如故。 根据先生粗略讲过的各个人生阶段，我随手在笔记本上简单列了一个提纲给他，并建议可以先在《光明日报》人物版上刊发通讯，然后再做一部口述史。我负责访谈、录音和整理。 先生愉快地应允了。 于是，前前后后持续了三个月，录音长达四五十个小时，最后口述完毕。写通讯的事，却被我以口述史出版之后，通讯自然水到渠成为由，无限期拖延。 后来，在几位帮手的协助下，2014年口述史初稿编成，当时截取了一小部分在北师大校报上发表，大概有几万字，效果很好。 原本想着将口述史作为先生的八十寿辰贺礼，于2016年前后出版。不料2015年6月14日，先生在外出登山途中突然去世。 书稿未出，通讯未成，传主已殁，呼喊无门，遗憾之至，令人心伤。 如今，童先生八十寿辰临近。口述史在童门子弟的帮助下即将出版，通讯也终于完成。 古人说：“事死者，如事生。”先生在那一边，当不会把我视为食言之人吧。 2015年5月20日，离生命的谢幕还有25天，童庆炳教授最后一次登上讲台。在电子楼阶梯教室，他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校进行了首场讲座。此情此景，他想起了老师黄药眠，想起了先生为他们上的最后一课。 那一次，黄先生步履蹒跚，坚持自己走到教二楼给研究生上课。平时，这些老派的先生们都一个风格，讲课从不带讲稿，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可这一回，他却带了一个书包，进了教室就从包里掏东西。 童庆炳当时以为先生年纪大了，怕记不住问题带了讲稿。不料，黄药眠却掏出三个药盒，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把童庆炳叫过去说，当左胸疼要不行时，给他吃哪一种药；当另外哪些情况要送医院时，给他吃哪种药。 后来，童庆炳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回顾了这一情节，他感叹：“这最后一课，是他带着牺牲的精神，带着豁出命的精神，来给我们讲的。” 在远古中国，“师”承担着某种神秘的“天命”，因而常常带有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童庆炳也常常追问，自己是否也做到了黄药眠那种“豁出命”的精神状态。 而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童庆炳还提到了黄药眠之外的两位教师。 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卡西尔，德国人，这位汉堡大学原校长因反对纳粹专政而颠沛流离，却始终未离开过教席—— “1945年4月1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卡西尔提问，卡西尔耐心地回答着、回答着，就在这时他猝然而亡，死在学生的怀抱里。” 另一位则是国人熟悉的数学家华罗庚。1985年，75岁高龄的华罗庚赴日本讲学—— “那年6月12日下午4时，他站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讲‘在中国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问题’，精神矍铄，先用汉语讲，后征得与会者的同意，改用英语讲，会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演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博得阵阵掌声。他越讲情绪越高，脱下了上装，解下了领带。原定45分钟的讲演时间过去，又补充讲了20分钟。讲完后，听众热烈鼓掌，他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谢意，突然，他倒下，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这些镜头不断盘旋在童庆炳的脑海里。2008年，他得了胃癌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2012年又得了心脏病，安装了支架。此后，每一次应邀登上讲台，童庆炳都幻想着这样一个献身的结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得出神入化，而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我不知自己有没有这种福分。” 这一次，坐在电子楼阶梯教室里的是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都是北师大文学院的教师。童庆炳的讲演题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师》。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北师大，号召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童庆炳深表认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四有’是对教师要求的朴实表述和精要概括。” 童庆炳进一步解释：“首先是培养道、传道的问题，其次才是授业解惑。教育要以人为本，所以学校的问题是如何在道德的层面来解决问题。要培养好学生，我们首先要从道的层面来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作出榜样。” 确实，童先生无论往哪儿一站，都是“四有”好教师的最好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高莽先生为我画像
- 下一篇：呼唤萧殷精神 发扬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