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12 《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 孙少华 参加讨论
二 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学术特征 文学文本由于体裁不同，也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方面的特征。经史文本的“完整性”，是为了特定的政治教化服务，文学文本的“完整性”，除了具有此类功能，还有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与吸引力、增强说话者的感染力等功能。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的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先秦《左传》、《国语》、《战国策》、《鹖冠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皆有记载。汉代子书如《韩诗外传》、《淮南子》、《盐铁论》、《新序》、《说苑》、《法言》、《论衡》，文学作品如王逸《楚辞章句序》，都有伍子胥记载。司马迁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文学性更强。他对伍子胥的认识，很大情况来自于先秦（1）。先秦子书与文学作品已经多次将伍子胥与比干并列，并且皆以“忠臣”形象出现，如庄子《胠箧》、《至乐》、《盗跖》等，皆有记载。大概屈原与伍子胥相似的人生命运，《楚辞》很多作品，多次吟诵伍子胥，如《哀时命》“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沉江》“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怨世》“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怨思》“子胥谏而靡躯兮，比干忠而剖心”、《哀岁》“俛念兮子胥，仰怜兮比干”、《悲回风》“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惜往日》“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等等。伍子胥的“忠臣不遇”形象，就不断被强化，其“完整性”不断增强，而从理论上对此“完整性”进行系统阐述的，则是《荀子·宥坐》引孔子语：“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这种“忠臣不遇”，在司马迁处又得以升华为赋体作品——《悲士不遇赋》。文学文本的“完整性”，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亦有经史文本那样的“实录”成分。例如，文学作品中提及的伍子胥，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是，笔者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文本的“完整性”，还是“虚”的成分更大。如后世小说、戏曲中伍子胥完整的英雄形象，则是到《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才完全定型。[5]至此，二书已经具有了很大的演绎、虚构成分。再到后世的戏曲作品中，伍子胥被虚构的成分就更多。 在子书、楚辞、汉赋体裁中，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主要与说理与抒情的文学功能有关。但在其他文学体裁中，“完整性”又具有经史文本那样的政治教化意义。这种特定的文学需求，决定了文学文本不可能完全依赖“实录”，否则，文学的上述基本功能就无法完全得以实现。这一点，在小说与戏曲那里，可能体现的更为明显。 “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是处理文学文本“完整性”的基本依据。清人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宜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6] “听之而忘倦”是小说“故事性”的作用，这也是小说文本被“完整性”的文学意义。 除了小说、戏曲，其他文学体裁，也有“完整性”的一面。但文学文本的“完整性”，是为了抒情、叙事和说理，与经史文本的“完整性”主要是为了保持文本的完整性与系统化有很大不同。从这里说来，即使那些具有历史本事的文学文本，也不能被简单等同为历史事实。“以文释经”、“以诗证史”或“以文证史”不是不可以，但要慎重，因为此类研究已经与作者、文本有所出入。尤其对于文学文本而言，不仅仅存在“过于坐实，反而失实”的情况，而且会丧失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 与文学文本的“完整性”相比，其“碎片化”特征似乎更为明显。也就是说：经史文本存在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在被文学文本使用时，往往受关注的是“碎片化”之后的材料。例如，文学文本中的“雊雉升鼎”与“雉”，有的时候并非实指这个历史事件或这个动物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终将其虚化为一种修辞方式。一言以蔽之，文学文本中的“雊雉升鼎”与“雉”，一般是以“用典”与“比兴”方式出现的。 “雊雉升鼎”在秦汉时期具有明确的文化指涉意义。但在文学作品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概念，并不关乎政治与文化内涵。东汉以后的奏议文中，往往会以用典形式出现，如三国时期高堂隆上疏：“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7]五代康澄《上六惧五畏书》：“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榖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8]在这里，吉凶争议已经没有了，作者只是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在具体的赋体文学中，作者连这种联系也不考虑了，只是借助“雊雉升鼎”这个典故，作为抒发个人感情的工具，如东晋王廙《兔赋》“雊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责躬而教纯”、唐代沈瑱《贺雨赋》“臣闻昔者飞雉升鼎，用坠殷宗之德”，“雊雉升鼎”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完全消褪了，我们听到的只是作者本人的声音。在文学作品中，“雊雉升鼎”被“再碎片化”，成了文人抒情、说理的工具，或者说一个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文本就造成了两个层面的困难：不了解典故者，很难理解作者的意思所指；而要从文学文本中获得典故的原始意义，也是比较困难的。“雊雉升鼎”进入文学文本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成了文学表达的附庸。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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