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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文化的转向与历史叙事(5)


    三、共时性图像媒材与历史叙事
    图像是“视觉事物”,从晚近“视觉研究”这一学术场域而言,图像“它们用视觉语言转述世界。但转述本身绝非毫无心计。影像从来就不是观看世界的透明窗户”(46)。本文对这一认知立场是肯定的,因之认同约翰·博格(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一书中所言:“我们不只看一个东西:我们总是在看东西和我们的关系。”(47)这正如同本文是引用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的时代》之讨论为开始,图像对本文的论述核心意义而言,“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的东西”。亦即图像是以表征/再现/表象的意义呈现模式,“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以表征/再现/表象为意义的呈现模式,亦即“摹本”不是最重要的图像创作依据,那么创作者对图像的内容对象“摆置”就成为重要的图像文本形成环节。当然,创作者对图像内容对象的摆置亦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某种“系统性”的约束之下,换言之是在某种文本结构体系下才能形成的意义给出。对历史作品而言,如果这体系性是“时间性的”、是“历时性”,那么对图像作品而言,这体系性是“空间性的”、是“共时性的”。
    就我们对图像观看的切身经验而言,面对图像,我们往往是对图像内容物的摆置位置,亦即空间关系进行理解而给出对图像的意义,此即“空间性”,而这一种理解是当下整体成形的,而非是在一种“首-尾”式的时间运作中而有的意义给出,因之是“共时性的”。正如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绘画是一种空间聚敛,“图像是与感觉相关的可感形式……感觉就是直接传达的东西,它回避讲故事的迂回和乏味”(48)。因之,当要去论及历史写作与图像使用的关系,就本质而言其实是涉及了时间/历史性体系与空间/共时性体系两者之间的安排关系。就传统有意义的历史叙事而言,如果说事件在时间维度上而形成的变化是历史意义被给出的基础,那“历时性”就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因之在一旦在历史叙事中必须动用到图像这种媒材,那图像就不得不被视之为“以文字描绘的事件”的“替代物”或是“补充物”。换言之,传统历史中的事件如果是以纯文本描绘出来,那么一旦图像在手,在历史叙事的过程,图像就会成为文字的补充者,此即一般常见的“插图式”的图文表现,透过图像让文字事件有更多的细节。另一种更为极端的图像使用,是以“单纯图像”来代替文字事件,这即是纪录片/电影式的历史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影像式的文本若要有“历史性”,那么影片中的图像变动,即画面的变动,也必须创作出在相同主题下的具有“首-尾”式时间维度的变化。图像与历史写作之间的关系一旦被如此确定,再来的问题只是图像的(一)“史料批判”,(二)“共时性”诠释。
    图像的史料批判,正文同传统文字的史料批判一般,是有关“真伪考定”的问题,在一般历史学科的训练上这是强项,在此不再深论。对本文的论述取径有更大影响者,在于“共时性”诠释。图像的“共时性”诠释是指:如果对图像的理解是一种对内容整体性的感觉,而“感觉的特点就是包含层面的构成性差异和构成性领域的多元性……因此就有了感觉的不可简约的综合性”(49)。那么,对图像的“共时性理解”往往是“更多于”图像可视对象的内容。如果我们以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有意味的形式”之概念来谈的话,“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看作艺术家、宗教、哲学,甚至个文明的‘文献’”(50)。换言之,一件图像作品,如果透过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解读,例如卡西尔的解读框架是“有意味的形式”,那么对图像的“感觉式理解/共时性理解”就可以透显出更丰富的意义阐释。
    当然,卡西卡的所谈的“图像”是指高级绘画“艺术作品”,但在后现代/文本/视觉学科的理论推演之下,可以具有“文献”性的图像,已由“美学”概念下的“艺术作品”扩展到“视觉文化”概念下的“文化物品”(51)。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可视物”,从“广告形象到影视节目,从印刷物图像到服饰、美容、建筑、城市形象……X光透视、CT、核磁共振图像”等等(52),都进入了在学术研究操作上文献/文本的视野之内。这一“图像史料”范围的扩展,是相应于解读图像理论框架的推陈出新,而图像解读框架的快速变化,则是来自于所谓的后现代/解构叙事理论的推展。正如同Currie所言:“叙事学研究范围的大规模拓展和研究对象的日益包罗万象,的确是该领域新变化的显著要点。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引用叙事例证有电影、广告、电视和报纸新闻、神话、绘画、唱歌、喜剧性连环画、逸闻、笑话、假日里的小故事、逸闻趣事,等等”(53)。同时Currie强调:“解构主义这个术语可以当作一把伞,在它的庇护之下,叙事学中很多最重要的变化都可以描述,尤其是便于描述那些脱离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化轨迹的新变化”(54)。而解构主义对于一般而言科学化的结构主义所带来最大的冲击和改变则在于:“解构主义允许将历史观再次引入叙事学,此举为叙事学走向更为政治化的批评起到了桥梁作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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