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法变价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07/19 02:07:41 未知 马清华 葛平平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国内外语言学尚未明确而系统地对变价机制展开研究。论文深入研究变价的形成及运作机制，揭示了变价和派生态的一系列动态、系统规律。它论证了变价的功能是实现对派生态的系统分化，其间满足诸多内部条件、内外交互条件、外部条件。变价是受功能之手操纵，以句法语义功能的变化为策略，达成态派生的功能结果，因此相同的派生态可超越语言形式类型的差异，共享相同的变价模式，呈强普遍性。由各变价模式形成的现代汉语派生态系统含7种派生态和多态兼容的19种混合态。变价对派生态的系统分化，起于动因、条件、策略、结果间多重因果关系的集聚、互动和反馈，其动因上必要、策略上可行、条件上有备，具有必然性。论文表明系统动力学对变价机制有独到的发现力、解释力和证明力。 关 键 词：句法；变价；派生态；机制；系统动力学 作者简介：马清华（1964-），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语义学和句法学的研究（江苏 南京 21004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语法机制的系统研究”（19BYY028）。 语义结构向句法结构的常规实现，依照的是像似映射：（1）核心论元必有，是强制论元，非核心论元任选。（2）核心论元实现为主要句法成分（主体实现为主语，客体实现为宾语）；非核心论元实现为次要句法成分（状语、补语、定语）。但这不是刻板或一成不变的。一旦条件具备，就会出现一定调整：（1）非核心论元可以变得必要，核心论元反而丧失必要性。（2）非核心论元可实现为主要句法成分，核心论元反而实现为次要句法成分。（3）一个动词删略后，其论元可转成句内残留动词的论元。 汉语学界早就关注到相关现象，只是长期未能上升到统一的理论高度，深究其本质。如：（1）客体论元或非核心论元可作话题主语，称“标语”[1]11。（2）主体论元或非核心论元可作宾语[2]9-17。（3）省略、隐含、倒装[3]67-68。（4）形容词、不及物动词和名词的及物化[4-5]。（5）修辞学中语序不同的同义变式句。（6）论元兼职[6]。 西方学者用变价（valency change）来描述。Payne区分语义价和句法价[7]70-171，语义价指动词语义结构中的参与者数量，句法价是在句中充当主要句法成分（主语或宾语）的论元数量。从语义价到句法价的非常规实现，是变价。基本的变价类型有增价（valency-increasing）、减价（valency-decreasing）、升价（valency-raising）、降价（valency-lowering）等。变价研究率先在语言形态学和类型学领域发端，至迟始于20世纪中期。形态丰富的语言里，变价常有形态支持。研究从被动和使役等导致变价的最普遍的结构类别起步[8-15]，发现减价见于被动态、逆被动态、反身态、相互态和逆使役态[16-17]，增价见于双宾语构式[18]和使役式[19]。 变价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20]后，国内逐渐涉入该议题，但文献寥寥，近年才开始关注变价，但存在以下不足：（1）对变价的存在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a.认为“单词……配价结构是成分固有的性质，……无需讨论”[21]168-191。b.只看到构式，浑然不察其中在在皆是的变价作用[22-23]。（2）对变价的本质认识模糊：a.认为变价见于“游移多变”的“语用层面”，故而将语言学一般认定的句法变价误置于临时语境中讨论，混淆了跟学界一般变价的界限[24-25]。b.将变价误判为动词的义项内容，如认为“‘扔’作为三价动词有给予义”[26]284。c.将多谓词结块（动结式）的配价变化误作为变价研究的主要内容[21]168-191[27]423-481，但这实际只是重新计价①，不同于以新生句法范畴为功能目标的变价。d.只看到及物化等表层句法现象[4]，甚至已认识到谓词“词汇层面”的论元数不同于“句法层面”的论元数[28]，但没有跟其背后的语义或语用动因联系起来。e.面对形容词带宾语的事实跟只有动词才带宾语这一理论共识间的矛盾，无所适从，只得搁置争议了事[29]。（3）研究方向迷失。如认为“（其）研究的目的是从谓语动词和相关名词性成分组配上的限制来说明句子的合格性”[30]。实际上，对变价机制的研究才是恰当方向，国内外语言学均尚未达成这一目标。 何谓机制？语言的如下系统动力学模型构成了机制的本质内涵：需要/动因（N）×基础/条件（B）×策略/方式（T）→结果[31]。该模型蕴含着多元互动：基础引发需要；基础又是策略实施的条件或保障；结果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又反过来证实策略的可行性，支持其运作。故可修改成更直观的闭合回路（如图1）。  语言中的任何存在、运作和发展，都是动因上必要、条件上有备、方式上可行的[32]。本文拟基于该系统动力学模型，综合功能和结构两方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变价的形成及运作机制。为确保观察全面，本文的归纳和验证均基于对汉语句型、句式代表性文献[33-35]中所有句例的逐一排查。 二、动因分析：变价的功能本质 若以语义结构向句法结构的非典型映射这一标准衡量，那么学界一般所谓句法变价只能叫作狭义变价，因为它仅见于语境孤立前提下陈述句的交际层即句层面。实际上，除狭义变价以外，还应有3种广义类别。变价的功能分化及其存在特征构成了它的功能系统（如图2）。  （一）广义变价的功能分化 以下分述三种广义变价类别。 1.语境依赖型变价 语境依赖型变价见于交际层即句子或话语层面，是经济性原则作用的结果，用省略式减价。在话语结构或逻辑结构中，它凭借对已知信息的零形回指，发挥着跟称代[36]相当的关联化效用。  2.降级型变价 降级型变价见于备用层，由宿主谓词的备用化所致。备用化包括谓词非限定（non-finite）化[37]6、小句限定化。谓词的非限定化即非谓语化，源自降级（2a-d）。小句限定化源自从句化，后者属小句降级（标[ ]），作定语从句（即关系化）时，属深度降级（3a-b），作其他从句是浅度降级，如宾语从句4a，主语从句4b。深度降级构成的是指称式，浅度降级则构成新的陈述式。[38]非限定谓词是小句从句化高度衰减的结果。小句从句化衰减为非限定小句，非限定小句衰减为非限定谓词，其衰减表现为标记（如情态或指称标记）简化/丢失、论元减价、语序常规化/单一化、韵律由句调降为短语调[39]。备用化变价一般用隐含式减价（例2-4）。  熟语化名称中的降级型变价有非限定动词的减价（5a），还有非限定小句的升价，由客体或附加体升价为主语（5b-c）。语言活动于常规（normal/regular）、超常（super-normal）和次常（sub-normal）三种区间。熟语化名称在语言次常区间，由重新分析获得定中结构（5a），或由其复杂化为非限定小句作定语，依据的是原始、退化的组织方式[40]。  以上是句法降级。语义降级是表述在语义结构上成为被说明的对象[41]，它支持被说明表述中论元的减价（例6）。降级型减价本质上都是使自己变成被说明成分，从而支持内部减价，甚至支持荒诞的特异变则组合[41]。降级型也可跟语境依赖型协同作用，支持减价（例7）。  重动构式化里，同言动词降为连谓结构的前/后谓语（或其部分），同言照应也支持减价（例8）。它本质上是降级和句内语境协同作用的结果。  3.语境孤立型变价（非典型语气） 语气在语用上原本就跟语境的关系最为紧密；语法上完全处于交际层，其标记也处于情态统辖结构的最外层，无法内嵌，或内嵌深度低[38，42]。祈使、疑问和感叹归非典型语气，语义上反映说话人的意志、情感或态度，语用上的现场共喻程度高，主体减价已经成了非典型语气（如主体减价的非主谓句例9）与典型语气（陈述语气）分化的手段。即使语境孤立，仍然能够减价。有些语言（如英语、上古汉语）还基于显著信息优先原则，把身为客体的疑问代词升价为主语。  综上，广义变价的次类间尽管成因和作用范围不同，但都有各自的句法价值。它们的模式较单一，除减价外，偶可有升价（限升任主语）。 （二）狭义变价的功能 狭义变价专作派生态的分化手段。学界此前对变价并无广狭之分，但广义变价可作为狭义变价地位和动力学本质的旁证：首先，跟广义变价联系起来可发现，凡变价均源出于功能动因；其次，变价广狭模式的体系性程度相差悬殊，表明狭义变价的地位显著，是变价的典型。为能充分利用所有配价特征的变化，以各种不同变价模式下的语法意义调整，表达相应的不同派生态，狭义变价（下称“变价”）形成了完备的变价系统。其配价特征可解析为价数、价类[26]284-285、价位[24]、价属四项。狭义变价由此可分化为四类：（1）价位变化：升价、降价。（2）价数变化：单价变化和总价变化，前者含减价、增价，后者含减价、增价、等价（增减对冲）。（3）价类变化：兼价（论元兼职）、转价（由一种价类转为另一种价类，源自结构的重新分析）。（4）价属变化：它是因轻动词删略而生的配价宿主的改变，也叫转价。 三、策略分析：变价对派生态的系统分化与变价模式 （一）变价模式与派生态系统 态（voice）属谓词广义情态[42]，反映谓词跟配价在句子层面的句法语义关系，广涉谓词的动态性、论元的句法实现、标记条件等，具有显著的句型学意义。态的分化依赖于对语义角色和句法功能的不同选择，其动词形式上的任何语法对立都源自（论元）句法角色的改变[43]398[44]128、515。有学者干脆把由变价所引发的句子变化说成“状态的改变”（change of state）[45]。论元常规句法实现的态是基础态（basic voice），非常规实现的态是派生态（derived voice）。派生态是高度综合性的，它通过变价或变价的协同模式来实现，其间调用了多种语法手段。 态资格的获得具备三种条件：（1）变价特征和态类型之间有推导关系。（2）这种推导关系有语言普遍性，或跟平行的态类型有变异关系。（3）每种态类型都能见于表层单谓词句。据此可归纳出汉语的派生态系统（共7种）。 1.逆被动态 逆被动（anti-passive）态的变价模式是：客体论元减价。该态在作格语言中相当普遍，它是客体论元移除或被压制（旁格化），被动结构中则是主体论元被压制或被移除，因此该态是被动态的镜像[37]81、143、240-241，也叫逆被动态。 汉语也有客体减价的逆被动态。不同只在于，逆被动在作格语言里有相应形态标记；在汉语里是句法表征，客体减价方式是删略或由介词和语序支持的旁格化。当客体是比主体突出的共知信息和已知话题，以至于低于主体和情态的信息地位时，便适合以逆被动态来表达。 1.1 客体删略式减价 客体本是必有论元，删略式减价是对常规成句性规则的反叛。情态范畴有语气、口气、判断、能愿、时、体、态、情貌、情态量9类[42]。除极典型的情态类型（直陈语气和一般体、已然体）不支持客体减价（例10）外，非典型情态（除被动标记外）可因类型偏常而加大信息权重，从而抑制客体论元，支持其减价（例11）。  非典型情态类型几乎都能独立支持减价（除被动标记有冲突外），因为它们作为高层说明语，等于为减价结构做了对象化处理。原理类似于语义降级对广义变价的支持[参§二（一）2]。 反身代词“自己”与施事主语同指照应时，兼有行为方式义，属情貌标记，可支持客体减价（12a）。若与受事宾语同指照应（12b），则方式义消失，纯属指称标记，不支持减价。众多语言都能以反身（reflexive）、交互（reciprocal）范畴支持客体减价[19][11][37]88、420。西方学者将其视为各自独立的态。事实上，它们只是支持变价的条件（情貌次类），并非变价本身，应统归逆被动态。汉语学界尚未注意到客体宾语可在孤立语境下有条件删略，更谈不上确立它的态类型地位。 （12）a.我自己整理｜你自己吃吧｜他自己解决。b.我骂我自己｜你画你自己。 1.2客体降价式减价客体降任次要句法成分也构成减价，生成逆被动态（例13）。客体实现为状语时需借助客体标记“把、将”等的协助。  逆被动的客体论元无论采用哪种减价方式，均需有情态条件的支持。减价后这些情态标记的显著度转高，等于跟客体做了一次显著度降升的交换，由此形成新的凸显点。在信息适量原则（maxim of quantity）下，对客体减价的支持力呈序列：一般情态大于极典型情态，非典型情态大于典型情态，复杂情态大于单纯情态。孤立语境下，14b比14a更加自然。 （14）a.我要学习。b.我要再学习学习。 2.被动态 被动态（passive）的变价模式是：（1）客体或附加体升价为主语（例15-16）。（2）主体减价。减价可通过降价方式，即降任状语（上古降任补语），带施事标记即介词“被、给”等（15a-16a）；也可通过删略方式，带专职被动标记即助词“被、给”，它是情态标记中唯一支持主体减价而不支持客体减价的类型（15b-16b）。被动态是有标记态。  为回避语义冲突，跟受事客体或附加体同现的结果论元，不大能升任主语，比较：  3.中动态 中动（middle）居主动和被动之间。变价模式是：（1）客体或附加体升价为主语（例19-20）。附加体升价时，构成增价。（2）主体减价，只有删略式。中动态的两项变价特征正好构成了使役态变价特征的镜像，因此也叫逆使役态（anti-causative），两者异名而同实。Payne也说，“逆使役态是另一个指说中动结构的术语”[46]322。 中动态和被动态的变价特征接近，但汉语中动态无标记。动词动作性较强时，也可解为中被动（mediopassive）或意念被动（notional passive），故而被认为是被动的胚胎。在成句性上，客体升价的中动句，仍需类型众多的情态标记辅助（但被动态标记除外）（例19）。但比起逆被动态来，它适度放松了对辅助情态的要求，即使极典型情态，也可支持主体减价。  为回避语义冲突，跟受事客体同现的结果论元，不大能升任主语（21b）。结果论元跟附加体同现时，抑制被解除，能升任主语（22b）。  受事客体或附加体升任主语时，若跟施事主体所作的主语同现，则分布序列可影响受动性或施动性，导致态的分化：升价主语任大主语、常规主语任小主语时，受动性大于施动性，为中动态的偏移类别（例23）；反之，施动性大于受动性，为主动态的偏移类别（例24）。②  4.施用态 施用（applicative）是态的类型之一[47]。变价模式是：附加体论元升价为宾语。有两种情形：一是升价为不及物动词的单宾语即直接宾语（例25）③，导出一个及物动词[48]323。二是升价为二价动词的间接宾语，表施益（26a）或施损（26b），并依存于直接宾语，不能以单宾形式存在，动词因此三价化。  在汉语里，第一种情形形成并多用于口语或标题语域。动宾型动词占不及物动词近八成[49]，它可在新闻报道的标题中带宾语（“落户南京｜现身音乐节｜有缘奥斯卡”），占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六成以上[50]，限制条件是所带附加体宾语不能为单音节。在标记化水平很低的甲骨文时代，以附加体论元宾语为典型宾语，比客体宾语更常见，西周开始，客体才取代附加体在宾语中的典型地位，因此施用态是形式上的“句法返祖”[38]。施用态的及物化功能也可沿用于名词动词化。如汉语口语中名词所带宾语也是由对象论元升价而得（例28）。英语施用态如例27。情形二也见于英语，如例29。  施用态的注意焦点不在主宾语关系，而在宾语类型。复综语的施用，若立足于形态，则虽功能广泛，表受益者、接受者、目标、目的、伴随者，仍免不了被其形态的词汇意义所约束，如爱斯基摩语的受益后缀就是此种增价形态的原型，跟受害（adversative）后缀等其他增价形态相对待[37]238-239。若立足于变价特征，即从态范畴的高度看，则外延扩大，如莫霍克语（Mohawk）（属北美易洛魁语系）的受益施用、工具施用、方向施用各有不同的形态[51]。汉语施用态是无标记态，超越于标记意义的束缚。国内尚未明确地把施用当态类型对待，而以“范畴”“论元”“结构”“构式”随意称说[52-53]。 5.存现态 存现态的变价模式是：（1）不及物谓词的主体降价为宾语（例30-31）。（2）附加体（处所）升价为主语，构成增价（例31）。由此生成存现义。存现态跟存现构式不同，前者是由变价实现的派生态，后者与变价无严格推导关系[参§四（三）1.3]。  存现态句法地位的确立，依据有四：（1）存现态经历了两步原始的及物化操作：第一步是通格化，将本应作主语的主体降任宾语，形成类似于通格的成分（如例30的宾语也能还原为主语）。这在汉语动宾结构模式化之初就常出现，是最古老的态类型之一，见甲骨文（例32）。第二步是作格化，以增价成分补入主语空位，形成类似于作格的成分（如例31的升价主语）。在复综语里，及物动词宾语和不及物动词主语的格形态相同，是通格（absolutive），及物动词主语的格形态表作格（ergative）。此处类比了这两个概念。（2）主体降任宾语时导致存现义的创生，有古今共同的语感基础。《春秋·僖公十六年》“殒石于宋”。《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殒而后言石？……闻其磌然，视之则石。”这跟今人对现代汉语存现态和基础态的语感差异一致。《谷梁传》曰：“殒而后石何也，殒而后石也。”主体降任无定宾语时，语感或认知上的后起性，跟它作宾语比作主语时凸显，形成了相互支持。（3）存现态和损益态、使役态有相似的变价特征，且有某种变异联系。存现态在甲骨文时期的势力远大于使役态。统计甲骨文语料[54]发现，主体宾语句中，存现态凡64例，使役态凡2例，前者是后者的32倍之多。（4）存现态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普遍性。如也见于如下诸SVO型语言：屈折语的英语（例33[55]191）、词干孤立语的印尼语[56]294、词根孤立语的壮语[57]159。  6.损益态 损益态表受益或受损/受害，是及物化增价结构，见于双表述句的复合变价（例34）。变价模式是：（1）作为前表述谓词的拥有义轻动词删略后，其属事与残留动词的主体兼价并随迁，该主体降价为不及物残留动词的宾语。（2）轻动词的领事改作残留动词的主语，增价成高层主体。（3）残留动词的施动性降低，增价的高层主语获得蒙动性，转为受损益的蒙事，降价的低层主体转为涉事。在态的形成上，降价更重要，因为蒙事可在主语位置上隐含（35a-b）。  有人把损益态判为受损性领属致使构式（adversity causative construction）[22]。这不妥当。其变价和态有推导关系，故不应归构式。它也没有致使性，因为其蒙事可以无生命，且无生命时又非因事使役（参下）。从结构和意义看，该态是对存现态语法隐喻的成果，当存现态里的升价附加体（处所）兼为领事论元时，便可视为成为存现和损益两态浑然不分的过渡情形（例36）。该态在上古汉语即已存在，并延续于后世（例37）。有人干脆将该态归入存现句[58]。该态又与属事使役态变价模式相同，但意义上缺乏致动性[参§三（一）7.2]。  因隐含的领有关系，有人将这类句子冠名为“领主属宾句”[59]，仍意图在句式层面解决问题。一说认为这里发生了“领有者提升”。兹不从。因为有同义的主谓谓语句等存在，无证据支持此句建立在关系化的基础上或领事经历了先降价再升价的过程，只有还原到句法实现中期的语义结构进行角色重置，将它视为价属转换的结果，才能确保分析的确定性。 损益构式不同于损益态，它仅见于双宾结构，跟变价无严格对应[参§四（三）1.3]。 7.使役态 使役态（causative）的变价模式是：（1）主体降价为不及物谓词的宾语，降价论元（低层主体）转为役事。（2）主语位置上增价，增价论元（高层主体）转为致事。汉语事实表明，主体降价在使役化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增价。该态按致使关系的来源分4类。 7.1 原型使役态原型使役态的主体降价，增价论元（高层主体）是域外增元（例38）。甲骨文已见（例39），现代汉语中能产性已转弱。  7.2 属事使役态属事使役态见于双表述句的复合变价（例40）。变价模式是：（1）前表述里的拥有义轻动词删略后，其属事与残留动词的主体兼价并随迁，该主体降价为不及物残留动词的宾语。（2）轻动词的领事改作残留动词的主语，增价成高层主体。（3）残留动词增价的高层主语转为致事，降价的低层主体转为役事。印尼语类似结构有使役标记（例41）。  属事使役态的变价特征跟损益态类似，但前者的领事对属事都有支配能力，后者没有。若不及物残留动词是动作动词，则基于动词的动作性和使役态的支配性之间的语义共振[60]关系，动词更易将致使关系吸收进词义，演化为及物动词（例42）。  7.3 因事使役态它见于单表述句，主体降价，附加体（因事）升主语，构成增价（例43）。  7.4 主观使役态主观使役态即传统所谓意动。从变价模式和结构意义看，它都是使役态的主观化发展类型，故不主张跟使役态割裂对待。它的主体降价，增价论元（高层主体）是域外增元，形容词或名词作临时谓词，表示“把O当作A/N”，即增价主语对降价宾语的认知处理。它活跃于上古汉语，甲骨文里已出现（例44）。现代汉语里能产性明显转低，用法多已为动词词义吸收，词典多将它们列入动词的独立义项，结构也有熟语化倾向（例45）。  该次类的再组织能力弱，已几乎不见于任何混合态[参§四（二）6.2]。普遍性程度也低，未能从文献中找到其他语言的类似范例。它不同于西方语言学谈的“意动结构（conative construction）”，后者表相当于“想/要/计划/希望干某事”等的意向性行为[61]。 使役态多为意志性使役（volitional），因事使役态属非意志性的效力使役。还有一种特殊类别，即寄生使役（  ），但属字面上的多谓词句，超出本文范围，暂不讨论。8.混合态 除以上7种派生态之外，还有多种派生态兼容的混合态[参§四（二）6.2]。 （二）派生态变价模式的普遍性 变价受功能之手操纵，主要以功能变化策略，达成态派生的功能结果，因此相同的派生态能超越语言形式类型的差异，共享相同的变价模式，呈强普遍性。差异仅见于表层语法形式，即语法手段有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跟不同语言类型互为因果。以语序和虚词为分化手段的派生态是句法态，以形态为分化手段的派生态是形态态。变价和派生态分化，在作为孤立语的现代汉语里只用句法手段，含语序、标记、论元增删，即只有句法态：逆被动态用论元删略和辅助标记，或用语序和伴生标记，被动态用语序、伴生标记（和论元删略），中动态用语序和论元删略，施用态、存现态用语序和标记删略，损益态、使役态用类标记（轻动词）删略、语序和论元增生。在复综语里，往往有专门的形态标记（常是词缀），是形态态[43]22[44]30[37]。屈折语（如英语）和黏着语（如日语）里，常用句法和形态的混合手段，如被动态，英语形态上用词缀或屈折，句法上用语序、助动词、介词，日语形态上用词尾，句法上用语序、助词，都是形态态和句法态的混合态。⑤ 四、条件分析：变价为何能成为派生态手段 变价之所以能成为派生态的系统分化手段，是因为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系统特征，从而满足了相应的内部条件、内外交互条件、外部条件。 （一）内部条件 变价的内部条件是变价的已有特征，以及变价间相互作用的依据。 1.系统完备性 作为派生态表达手段的（狭义）变价，拥有完备的变价系统[参§二（二）]，唯其如此，才能形成包括协同模式在内的各种变价模式，以实现对派生态的系统分化。 2.可推导性 可推导性如变价类型的有序共变关系。变价的上位类型即价位、价数、价类、价属变化之间并非彼此割裂，而是有内在系统联系的有序共变[39]关系，存在可推导性：（1）价位变化可直接导致价数变化。价数仅就主要句法成分数而言。核心论元的降价（即旁格化，实现为次要句法成分）导致减价，非核心论元的升价（实现为主要句法成分）导致增价。（2）单价数变化可直接导致总价数变化。如被动态主体减价、附加体升价为主语（构成增价）时，增减对冲，总价数呈等价。（3）价位或价属变化，或价位和价属同时变化，都可引发价类变化，进而引发总价数变化。如，因事使役态的因事升任主语，转为致事，形成增价。又如，原型使役态、主观使役态，域外增元做主语，转为致事，形成增价。再如属事使役态、损益态，轻动词删略后，其主体转任残留动词的主语，转为致事或蒙事，其客体转而与残留动词的主体兼价并随迁，该主体降任宾语，并转为役事或涉事，残留动词总体增价。 综上，变价上位类型间的共变呈先后实现序列：价位变化（/价属变化＞价类变化）＞价数变化。价位变化和价属变化居初始位，价类变化居中介位，价数变化居终极位（见图3）。它确保了变价能在派生态中遍历分布，并成为其系统分化的有效手段。  3.可迭代性 迭代是每次活动得到的结果都作为下次活动的初始值[36]。以派生态内部双论元变价的迭代序列为例。无转价态[参§四（二）6.1]中，作为双论元变价态的中动态、被动态在句法实现上都呈如下序列：先有话题化活动（客体或附加体升任主语），后才有主体在其基础上发生的降价（47b）或减价（46、47a）。存现态一般先有通格化操作，后有在其基础上的作格化操作[参§三（一）5]。有转价态都沿袭了存现态的此类操作，可见它们间有变异关系[参§三（一）5]。 （46）（中动）[[客体升任主语]主体减价]教室打扫了（＜教室他打扫了） （47）（被动）[[[客体升任主语]主体降价]主体减价]a.信封被扔了＜b.信封被我扔了（＜信封我扔了） （二）内外交互条件 变价的内外交互条件指变价与非变价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条件和依据。 1.目的性 变价的目的有的与语用义有关，有的与句法义有关。派生态的分化是主动的目的性活动。在该目的下，变价被赋予自组织动力，它充分调动本语言自备的语法手段，如汉语借助语序、标记、删增，进行高度综合的形义自组织活动，形成与派生态类型各自相应的变价模式。在派生态分化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表达目标，即结构多样化、复杂化、简单化的表达需要。几乎所有派生态类型（包括因事使役在内）都有结构多样化目标，少数派生态还有结构复杂化（损益、除因事使役外的其他使役类型）或简单化（删略式逆被动）目标。混合态是多样化、复杂化运作的集中体现。 变价是角色的重新映射（role-remapping），它对句中基本动—名关系的破坏，将论元的句法实现推向了非常规一侧。变价虽是变则，但其达成的派生态分化效果，足以抵消其变则消极面，于是变价在补偿原理[62]下，以该积极效果为正反馈[40]条件，反过来支持了变价运作。同理，广义变价在语用、语法、语义三个不同维度上依次达成关联化、备用化和情态化，实现了语法价值，反过来也获得了支持。 3.可转换性 可转换性指一种特征或状态可变为另一种特征或状态。有两大表现。 3.1 论元特征朝情态特征的转换变价对派生态的表达，本质上是一种转换，动性特征变化在其中充当了语义中介。动性特征是动词框架结构核心认知域（central cognitive domains）的重要内容之一，变价首先导致谓词动性特征的不同，然后形成不同的派生态。动性特征含施动性、受动性（affectedness）、致动性、蒙动性。施动性和受动性最为基础。在无转价的派生态中，首先，排除施、受论元标记的作用，则变价与谓词动性特征的变化严格对应：（1）客体和附加体影响受动性，呈正相关，即升价则受动性升高（施用态、中动态），减价则受动性降低（逆被动态1）。（2）主体影响施动性，也呈正相关，降价则施动性都降低（存现态）。其次，受事、施事的标记可改变动性特征的相对幅度，某种程度上影响施动性和受动性，改变派生态的类型：带受事标记的降价式里，受动性和施动性都升高，但施大于受，形成逆被动态2；带施事标记的降价式里，受动性和施动性也都升高，但受大于施，形成被动态。有转价的派生态中，转价和增价导致谓词动性特征的意义创生，在施动性和受动性基础上，产生蒙动性（损益态）和致动性（使役态）。图4向心箭头表降，离心箭头表升。  3.2 功能相变变价相关活动普遍存在从语用目标向语法目标演进的功能相变（phase transition）过程。它在多个领域的自我复制，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自证。首先，广义变价都先在语用上适应信息的背景化（back-grounding），形成删略式减价的结果，满足语用需要。又以之为基础，在语法上发展成新的句法手段，表达新的句法功能（关联化、备用化、语气派生）。粗线表输入输出，细线表反馈，则形成大小三个反馈回路和两个封闭区（见图5）。  左右两区功能目标分化，即从语用目标向语法目标演进；形义关系序列逆转，变价在语用功能区为输出端，在语法功能区为输入端。整体上，这是个从语用目标向语法目标演进的相变过程。其间的时延（即时间间隔）证据是：（1）语境依赖型广义变价在单有情景语境时，只调整信息结构，无从实现关联化，但相反的情形不存在。（2）降级型广义变价一般是信息地位降低了才会发生降级，而且降级成分中也可暂不发生变价。（3）语境依赖型广义变价，也有主体主语尚存但信息地位已然降低的情形，这是变价发生前的同义形式。如汉语祈使句有主语和无主语比例相当，意义变化不大[63]。 其次，狭义变价同样有语用目标向语法目标演进的功能相变序列。变价在无转价派生态的多维共变[参§四（二）4.1]中处于功能相变的界点，其特征序链的前半段“论元信息地位变化＞谓词及物性变化＞论元的句法实现偏常及句法地位变化＞变价”处于语用功能区，后半段“变价＞谓词动性特征变化＞派生态”处于语法功能区。总序链反映了由交际功能表达向语法功能表达的演进，从特征分析性向范畴综合性的提升。左区的变价和功能可以只是分析性的，但右区的变价和功能必须是综合性的，即只有变价的统合模式，才有派生态的系统分化。 再次，派生态间的变价复杂化序列[参§四（二）6.1]也体现为从语用功能目标向语法功能目标演进的序列。无转价的态都与变价论元的信息地位调整有联系，是语用态，由表层信息结构调整所致。有转价的态因有轻动词删略和意义增值或创生，复杂程度升高，信息地位变化无从清晰描述，是语义态，它由语义结构调整所致。从语用态到语义态，反映由外部交际意义向内部句法意义演进的序列。该序列也见于派生态在混合态中再组织能力的变化[参§四（二）7]。 4.多维共变 多维共变关系是多界面特征的多组因果关系的集结和联动，涉及语用上的信息结构调整、话题化、经济性、显著性，语法上的及物化、去及物化、逻辑结构句法化，语义上的角色重塑、意义增值或创生等。先看论元常态句法分布下的多维共变，就可知变价将会带来什么：常态分布下，论元依其句内所处位置，分化为三个特征群，群内四界面特征的共变关系见表1。语用和语法界面：主语多有定，宾语多无定，附加体论元状语对有定还是无定没限制⑥。语音界面：[音长]自然焦点下，词的平均音长（从大到小）是：句末＞句中＞动词＞句首[64]。[音高]无论陈述句还是疑问句，词的调域多呈序列：句末＞句首＞句中[65-66]。男女发音人发双论元陈述句的调域域差都是“句末＞句首”[67]。⑦ 很明显，句末位置上，论元四界面特征的等级和谐，地位或强度都居最高等级。论元在句首或句中，句法、语义界面的特征等级和谐，语用、语音界面的特征等级和谐，但前后两组存在冲突。三种位置上分别存在着多个界面的特征联动变化（见表1）。  4.1 无转价派生态的多维共变常规配价结构因表现力限制，产生功能补足需要，开始寻求相应的变价策略。变价是论元的偏态分布，由此引发其他各界面特征的联动变化。其在多界面上的特征调整情况可归纳如表2。论元信息地位的改变，表现在前后景重新分配（前景化、后景化）、显著性分配（salience assignment）和经济性分配上。设典型状态下，论元信息地位低、中、高（见表1）的值分别为1、2、3，删略为0，信息地位调整值=终点值-起点值，正值为提升，负值为降低。由此可计算出论元信息地位的变值。若按对及物性的广义阐释⑨，则与变价相应的谓词及物性特征的变化有四种：去及物化（de-transitivization）和及物化，无主化[参§二（一）3]和话题化。它们各自代表了结构在宾语和主语位置上正向或反向的操作。高及物性与前景化有关，低及物性跟后景化相关[68]。  以回溯方式，推寻无转价派生态的形成，并根据表2各环节特征的相关度，可得先后序链：论元信息地位变化＞谓词及物性变化＞论元的句法实现偏常及句法地位变化＞变价及其统合模式＞谓词动性特征变化＞派生态。可见，从论元信息地位的改变开始，到最终形成派生态，其间依次经过了数个环节，由多组形—义或义—义的因果关系有序串联而成。从变价到派生态的形成，只是该有序多维共变中的局部环节。 4.2 有转价派生态的多维共变有转价（价属转换和价类转换）的派生态，也都有增价。转价和增价是句子有明显增值意义的原因。其增价的渠道有两种：一是轻动词删略，其论元改作残留动词的论元，原双表述句由此紧致化为单谓词句。增价使残留的不及物动词及物化，或二价动词三价化。此种情形占多数。二是由单表述句的结构翻新所致，又有域外增元和附加体升价两类，前者见于原型使役态和主观使役态，后者见于因事使役态。比较表3可见，损益态的蒙动性是已删轻动词的论元在残留动词上“借尸还魂”所致，其蒙事都是已删轻动词的残留主体，属增价成分，涉事都是已删轻动词的残留客体。使役态的致动性是实义动词（含残留动词）的主体降价为宾语获受动性，主语位置上的增价成分获施动性所致。具体地说，其役事是实义动词（含残留动词）的降价主体，致事是实义动词的增价成分。（→表价类转换，/表兼价，1属前表述，2属后表述）  5.分布遍历性 派生态是高度综合性的句法范畴，它在常规配价特征基础上，全方位调度配价各维度的特征变化，广掘其效能，形成语法、语义或语用手段，生成各种派生态。变价之所以有如此完整的变价系统，与它在派生态中的遍历分布互为因果。除逻辑上不存在或事理上无价值（-）的外，7种派生态类型填满了主体、客体、附加体论元在价位、价数、价类、价属这四种特征上变价的几乎所有可能（见表4和表3）。  6.有序化 有序化确保了变价的复杂化、演进、迭代、推导[参§四（一）2]等运作的可行性。 6.1 有序复杂化 有序复杂化以派生态间的变价复杂化演进序列为例。其一，派生态按有无转价分，无转价的态有逆被动态、施用态、被动态、中动态、存现态，有转价的态只有损益态、使役态，比例是2.5：1。无转价派生态只有一个表述，有转价派生态来自两个表述的压缩，复杂度高于前者。其二，按变价论元数分，单论元变价态有逆被动态（涉及核心论元）、施用态（涉及非核心论元），双论元变价态是被动态、损益态、使役态，单、双论元变价现象均有的是中动态、存现态。其三，中动态（无标记）是被动态（有标记）的胚胎，存现态是损益态的胚胎[参§三（一）6]。其四，存现态奠定了通格化和作格化操作的基础[参§三（一）5]。损益态和使役态在形式上均模仿和套用了该操作。存现态的增价主语来自表述内部的附加体升价，损益态、使役态的可来自域外增元或转价（价属转换）。从变价复杂程度、意义增值或创生的明显程度、作格化的必要性程度看，都呈递增序列：存现态＜损益态＜使役态。综合起来，各派生态自左到右递增的变价复杂化序列形成如下连续统：逆被动＜施用＜中动＜被动＜存现＜损益＜使役。 6.2 有序迭代 有序迭代是混合态最主要的再组织方式。多种派生态在同一单句中兼容并存，构成混合态，使得变价复杂性提升。二元混合态按新态变价和旧态变价的迭代关系分4类：同现迭代（旧态和新态的变价特征同时存在，例48），非同现迭代（旧态的意义续存，但变价特征已被新态覆盖，不复存在，例49），共享迭代（旧态和新态共用同一套变价，它见于演化的过渡环节，例50），双向迭代（例51）。  三元混合态里有的是二次迭代（52a），有的是迭代与共享的协同（52b）。无论二元或三元混合态，新态和旧态的单向迭代都占绝对多数。  7.相关性 相关性指变量间的关联程度，含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变价与谓词动性特征变化呈正相关[参§四（二）3.1]。及物性升降变化和信息地位的高低变化呈正相关[参§四（二）4.1]。再以混合态中的各派生态再组织能力与影响因素的关系为例。7种派生态的二态混合按计算有21种可能，实际只存在15大类，但数量仍比单一态陡增一倍。三态混合尽管理论上有更多可能，实际却大幅减少，仅有4大类，且都有损益态和使役态参与。派生态在混合态中的类型分布数（数越高，表明再组织能力越强）如图6。序列从大到小为：[二态混合]施用态8＞逆被动态：使役态5＞被动态：中动态：存现态：损益态3；[三态混合]损益态：使役态3＞被动态：逆被动态：施用态2＞中动态：存现态0。可见，二态混合中，语用态的再组织能力高于语义态[语用态、语义态见§四（二）3.2]，但在三态混合中则相反。这既是功能相变的表现[参§四（二）3.2]，也是因为“双表述句的结构变换能力和意义增值规模往往都大于单表述句，……（其）结构变换能力（也）常大于单表述句”[69]。语用态中，单论元变价态（施用态、逆被动态）高于多论元变价态（被动态/中动态/存现态）。对多论元变价态而言，三态混合时，有标记态（被动态）高于无标记态（中动态/存现态）。  8.反馈回路、因果流、时延 变价活动满足一般系统动力学的三个基本要件即反馈回路、因果流、时延[70][71]197-199。反馈回路是由一组互相连接与作用的因果关系构成的闭合回路，反映诸项动力因素的反馈控制关系，含正反馈和负反馈。变价对派生态的分化，建立在多种共变基础上，每一共变也都有多组因果关系[参§四（二）4]。因果流形成的压力引发变价，从而造就高度综合性的派生态范畴。时延是信息从输出端反馈到输入端须经历的时间间隔，是运动过程存在的前提。这三个要件主要作为内外交互条件存在：反馈回路见变价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补偿和功能相变，因果流见多维共变，时延见功能相变[参§四（二）3.2]、混合态的有序迭代。 （三）外部条件 变价的外部条件是对变价作用施加干涉的环境因素。有两大类。 1.助成条件 派生态是在基础态上的翻新，故有基础态条件。此外，还需其他形式因素、意义因素或形义综合因素等条件（即标记、动词自主可控性、结构语法隐喻）的支持。 1.1标记条件标记对派生态变价的支持作用有伴生性、说明性、区别性3种。 伴生性标记跟价位变化有协变关系，是论元标记，在汉语里是介词，日语里是助词。如被动态加施事标记，降价式逆被动态加受事标记，施用态删略附加体标记。形态发达语言中，伴生性标记不仅见于价位变化，还见于价数变化、价类变化等变价方面。 说明性标记都依托了语义上的对象化操作。它作为高层谓语，对整个表述进行说明，使该说明对象语义降级。对象化的内容常常是共喻的，共喻的内容或背景化信息可以从略或部分从略，这就支持了降级成分内的减价。作为说明语的谓词情态标记组合越多，由于信息足量，被说明命题中的价越易被删减。汉语常以情态标记作为说明性标记。如，删略式逆被动态的情态标记条件[参§三（一）1]。基于上述原理，说明性标记往往对变价句有完句作用。这是因为狭义变价发生在交际层或句层面，即在句子和谓词的限定性[37]6条件下。该作用支持减价[参§三（一）1]，也支持主体降价[4]等。 区别性标记来自伴生性标记，也可来自说明性标记。态是情态范畴，因此变价对派生态的分化本质上是情态化。有时其他情态类型如体（aspect）也能参与到派生态的分化中，起到态类型的区别作用。这背后可能与情态范畴的协同整合[42]有关。当存现态和使役态共享同一套变价模式，意义上是有你无我的竞争关系时，带已然、持续体的是存现态，表直陈（53a），带未然或惯常体的是使役态，表祈使或规划（53b）。比较：  1.2动词自主性条件变价能改变谓词的动性特征，以表达派生态[参§四（二）3.1]。但谓词本身的动性特征也能影响变价和派生态。同一套变价模式下，谓词若自主可控，或能按“ABAB/A了A”重叠或带补语“一下”从而变得自主可控，则可获得强支配性，进而获得致动性，生成使役态（54a）。谓词若不自主不可控，不能重叠，则获得蒙动性，生成损益态（54b）。  1.3构式条件变价直接构成派生态，而非构式。构式贴近结构表层，其结构意义来自对不同来源的常规映射结果在统一表层线序分布模型上的重新审视。如析取构式“  ”（例55）、周遍否定构式“‘一’量名+‘也/都’+否定”（例56）、组分构式“ ”（表组合或分配，例57）、存现构式（例58，它不同于存现态）。它们都不介意名词性成分的论元角色或结构的态类型，只在意其表层上的指量特征。 派生态和构式可互为条件。构式压制使构式成为变价分化派生态的外部条件，反之派生态也支持构式。如损益构式是对三价给予动词无变价基础态双宾构型（例59）的语法隐喻，有多种态类型来源：（1）无价位变化，损益构式让二价动词增价，行三价动词之实，带双宾语（例60）。（2）只有一个派生态（例61）。（3）有两个派生态的混合态（例62）。  上例中，损益构式是所含施用态、使役态、存现态的变价条件（例60-62）。其偏移式基于语法隐喻，以空代词变价实现为施用态（例63）。其变异式有比较构式（64a）和距离构式（64b）。  若无损益构式的压制条件，两个附加体即使都有实现施用态的能力（65a），也因间接宾语不合格（非人），不能实现为双施用的混合态（65b）。例65的附加体是表容器的处所论元和表填料的工具论元。  2.限制条件 外部限制条件以某些态际变价关系对混合态的抑制为例。派生态之间有5种变价特征关系：（1）镜像，即对称性对立或基本对立：被动—逆被动；中动/被动—使役；施用—被动/逆被动。（2）相似：被动—中动（但标记特征不同）；存现—损益—使役（不及物谓词的主体降价）。（3）互补，即两态的变价无交集：逆被动—施用，逆被动—中动（客体减价和附加体升价互见时）。（4）变异：存现态、损益态、使役态[参§四（二）6.1]。（5）排斥。变价特征有抵触：逆被动—存现；存现—被动；存现—中动；使役—被动。 相似关系和排斥关系因条件冲突，能抑制混合态的形成，故无混合态[被动+中动][逆被动+存现][存现+被动][存现+中动][使役+被动]。变异关系有时可消除相似冲突。 当然，可推导性、迭代、有序化、相关性有内在联系，其实还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一般通用条件，兹不细论。 结构的模式化和定型性是稳定性的一面，变价则是不稳定性的一面，它满足了不同方向的功能表达需要，并由此形成了句子多样化、复杂化、简单化所必要的形式体系。可见变价跟常规配价结构同等重要。 本文深入研究了变价的形成及运作机制。它论证了变价的功能是实现对派生态这种高度综合性情态范畴的系统分化。变价之所以能成为派生态的系统分化手段，是因为满足了一系列相应的条件，内部条件有变价系统的完备性、可推导性、可迭代性，内外交互条件有目的性、补偿、可转换性、多维共变、分布遍历性、有序化、相关性、反馈回路、因果流和时延，外部条件有助成条件和限制条件。其中，助成条件含标记条件、动词自主性条件、构式条件；可转换性的表现有论元特征朝情态特征的转换和功能相变；标记对派生态变价的支持作用有伴生性、说明性、区别性3种。变价受功能之手操纵，以句法语义功能的变化为策略，达成态派生的功能结果，因此相同的派生态超越语言形式类型的差异，共享相同的变价模式，呈强普遍性，差异仅见于表层语法形式。由各变价模式形成的现代汉语派生态系统含7种派生态和多态兼容的19种混合态。总之，变价对派生态的系统分化作用是起于动因、条件、策略、结果间多重因果关系的集聚、互动和反馈，故此动因上必要、策略上可行、条件上有备，具有必然性。 论文是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而展开的一项系统性、开拓性专题语法研究，具化了语言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内涵，摸索出了新的研究路径，深入揭示了变价和派生态的动态、系统规律，表明系统动力学对变价机制有独到的发现力、解释力和证明力。  ②当主体为无生名词、动词不自主时，分布序列对动性影响不明显（“一场雨房子塌了～那房子一场雨就塌了”）。  ④副词“总共/一共”跟直接宾语所含数量定语的语义指向，支持将宾语视为领属关系的双宾，不支持视为定中（“一共吃了他三个苹果｜*一共吃了他的三个苹果”）[28]。其实还有语言普遍性证据，如英语“He stolen mea book.（他偷了我一本书，‘他偷了我的一本书’）”。 ⑤变价与派生态关系的差异性还表现在派生态的类型不完全一致，且有历时变化。如上古汉语活跃的主观使役态在现代汉语中式微。又如，倒置态（inverse）可实现施受关系的反转，意义上类似被动表达，也叫被动倒置（passive-inverse）。努特卡语[Nootka，Nuuchahnulth，北美西北温哥华岛的西海岸，属瓦卡什（Wakashan）语系]和平原克里语[Plains Cree，加拿大阿尔冈昆语Algonquian language之一，属阿尔吉克（Algic）语系]等一些复综语里有倒置态，用语缀表达。[37]434很多语言均无此派生态类型。古今汉语也几乎没有倒置态，只有极少疑似例外。如上古汉语齐方言可能存在过以内部屈折表达的倒置态：“伐”主动义时为长音，被动义时为短音（公羊传曰：《春秋》伐者为客，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伐者为主，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现代汉语极罕见个例类似于倒置态特征，但没有可类推性，如下例的b式：a.蚊子可能叮过这些鸡蛋。b.  ，都臭了。⑥核心论元作状语（带“把”“被”标记）多有定，但它属偏态分布。 ⑦这里有的结果是笔者经过对实验数据重新处理和计算发现的。 ⑧前景/背景之分见两处，一是指称化过程中陈述项信息特征的变化，二是就全句信息布局而言。兹为后者。 ⑨把及物性视为小句的全局特征，将动作从一个参与者转移到或转移给另一参与者[68]。在此意义上，最大的及物句是动词携带有主语和宾语的陈述句[44]494。把谓词跟核心论元的关系视为及物性关系，跟附加体论元的关系视为状语性关系[72]44、57-66。  原文参考文献： [1]陈承泽.国文法草创[M].重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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