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构形图式形成机制探析
http://www.newdu.com 2024/07/19 12:07:10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郭照川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汉字形体构成成分的布局方式是汉字形体的重要属性之一，其形成过程主要受5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即现实事物或场景构成部分的位置关系、视觉影像形成方式、原型制约机制、便捷书写要求和结构平衡原则。古文字阶段字形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现实物象和影像形成机制，今文字阶段则主要是原型制约、便捷书写和结构平衡原则起作用。 关 键 词：汉字构形；汉字构形图式；古文字 作者简介：郭照川，文学博士，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简牍古隶字形书写系统研究”（HB18YY026）。 作为记录语言音义的物质形式，汉字形体具有3方面的属性：表达属性、图式属性和风格属性。表达属性指字形在记录语言音义时发挥作用的情况，包括记录的角度（音或义）、记录的方式（再现或规约）以及由此决定的构形模式等；图式属性指字形所选取材料的性质（图画或图案）、形体组成部分摆布安排的方式及所形成的图形式样等；风格属性指不同人群在制作相同字形时体现出来的特有样态或情状。文字的根本价值在于以形体记录语言，所以形体和功能是文字的基本属性，风格则处于附属地位。 单从文字形体的空间安置方式和成分排列顺序看，拼音文字的字母是按照所记录语言的发音过程线性排列的，没有独立的组织规则。汉字则不然，其形体的组构方式和所记录的语言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受语言以外因素的制约。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组构方式”和构形学视角下的“构形模式”性质不同。如“机”字，从构形学的角度看是由义符“木”和声符“几”构成的音义合成字，受汉语的制约；而其左形右声组构方式的形成却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得到解释。因此，对于汉字来说，结构类型和组构方式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其表现方式和支配机制都有区别。前者基于表达属性，传统上以“六书”概括，现代的汉字构形学则归结为不同的构形模式；后者基于图式属性，本文称之为“构形图式”。 图形式样是字形的物质表现形式，是一切功能和风格的承担者、体现者。精确记录语言是汉字形体存在的基本根据，同时，作为一种社会事物还必须方便使用并能体现使用者的审美追求。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汉字形体逐渐形成了严密的构形图式系统。当前学界对汉字形体的研究集中于体现表达属性的结构类型研究，对构形图式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尝试在汉字构形图式的成因方面作初步的探索。 一、物象再现机制 汉字源于图画，早期阶段的字形是现实事物或场景的描摹再现，因此字形构成成分间的位置关系就是描摹对象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如步、各、出、逐、及、兴、采、敝等。  此类字形组成部分之间的位置关系都是现实场景的再现，由此形成其构形图式。经过古今文字的转换后字形的具体形态发生了改变，但各组成部分间的位置关系很多得以保留，也即是构形图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二、影像形成机制 如前所述，早期汉字形体是客观物象或场景的描摹，所描摹出的形象其实是通过视觉感知在人的大脑中形成的影像，并不和所描摹的对象完全一致。这种差别主要不是体现在所选取描摹对象的具体特征上，而表现在由视觉影像形成机制所决定的字形各组成部分间的位置关系上。具体说，就是现实世界中本来不确定的位置关系反映到字形中位置关系往往固定下来，产生这种现象的支配力量是视觉影像的形成机制。正是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部分汉字形体的构形图式，这一点在和人的行为活动相关的部分字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以甲骨文字形为例进行分析。 一般认为甲骨文字形体正反无别，但是统计发现，在可以分出主客体的字形中以左向，即主体位于客体的右边，占多数②，如：  其他如“祭、尹、及、秉、取、妻、聿、相、饮、即、既”等莫不如此，这表明虽然方向不完全确定，但左向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而且这种形体大多成为后代的标准形体。此种状况的形成和人的视觉对场景的再现特点有关。 现实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其他事物之间发生联系，必然是以相向为主，除非特殊情形的需要，一般不会相背，像  （北）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这个形体是以背对的两个人形表示“背离”的意思，是表义的需要，而且两个人形是平等的，分不出主客体，因此只能算是特例。在正常情况下，主客体都存在时，主体是行为动作的发出者，客体则是受动对象，这其中施动者又以人为主。人在从事具体的动作行为时主要靠双手，这个过程中两只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手为主，一手为辅，也就是所谓的“利手”现象。左手为主的是左利手，右手为主的是右利手。“在现代人群中，大约有90%的人是右利手，大约10%的人为左利手”[1]21。虽然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说文字初创时代的先民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但是相对于人类进化史上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年的阶段划分来说，文字史几千年的时间实在很短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短暂”的时间段内，人类的用手习惯不可能几乎全部由以左手为主转到以右手为主，所以推测在文字产生之初时的先民和我们一样是右利手为主，应当是合理的。由于右手是正手，所以在从事相关活动时人左向比较自然，相应的左向就成为正面方向。而绘画、摄影等物象再现行为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不会表现对象的背面，而是面对面摹画，这样所描摹出的场景中作为主体的人很自然地就位于画面的右侧。两汉画像石中，车骑绝大部分左行，赶车的和乘车的自然就在右边，牛耕的场面也是牛前人后左向，狩猎的场面大多向左驱赶猎物，厨房的劳动场面——烧灶、和面、剖鱼、杀鸡、杀猪、剥狗、汲水等，也大都是人在对象的右侧，左向劳动，敲鼓一般是两人面对面，如果一个人，也在右边。 早期字形是以绘画的手法再现现实事物或场景，由于上述原因，在可分出主客体的字形中，主体一般位于字形的右侧，不管是人，还是手、工具等主体的替代成分，均是如此。前举甲骨文字形构形图式的成因即在于此。影像形成时是反向的，这会造成现实和影像左右位置的错位，对上下位置则不会造成影响，因此这个机制不适用于左右结构之外的其他字形。 物象再现机制和影像形成机制都是基于对现实的反映，但二者有别，物象再现强调按对象本来面貌反映现实；影像形成突出主观上对不同形体进行了选择，只保留适应成像规律的字形。这两种制约汉字形体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汉字阶段，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产生了部分具体的字形，另一方面也为后代字形的创造提供了可资仿照的模版。随着字形符号化增强，字形的产生由描摹物象变为构件组装。同时，也对已有的字形进行改造，这期间现实物象面貌的制约越来越弱，实用美观成为决定字形面貌的主要力量。具体来说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原型制约、书写便捷和结构平衡。 三、原型制约机制 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约定俗成性，其形体一旦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要保持稳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像汉字这样流传时间长、使用范围广的自源文字尤其如此。前代文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后代字形的模板，后代文字的产生和演变以前代文字形体为基础，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装，二是改造。 以原有字形作为构件进行组装是汉字创制的一个重要途径，组装过程中就必然产生构件的摆放布局问题，这一过程受多种因素制约，前代相关字形就是其一。如《说文》“示”部的形声字大都是左形右声，这种组构图式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确定了。“示”，甲骨文形体像神主之形，神主是祭拜的对象，根据前面对视觉影像形成机制的分析可知，其在组字时以位于整字的左侧为常态，甲骨文中的相关字形，如：  这些字形在流传过程中即成为后代创制包含相同部件字形的模版，再创造包含“示”的字形时也往往将其放在整字的左侧。字形符号化以后，形符变为义符，不再是现实物象的摹写，其组构规律也不再主要受影像形成机制的制约，这种情况下仍保持和前代字形相同的组构方式完全是习惯使然，是以前代字形为模版所致。其他如“食”“缶”“旡”“欠”等构件参与组字时在整字中位置的确定，制约因素与此相同。 前代字形产生后，出于对便捷和美观的追求，使用者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产生彻底更替的文字系统不同，汉字的发展演变几千年来一脉相承，未曾中断，这得益于汉字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型制约机制。后代的字形总是在前代字形的基础上演进、发展，“一个汉字，它的单纯的形变都是相对的，都有自己的参照体。虽然每一个字的参照体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先出现的形体为后出形体的参照。这些参照体与被参照体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足以使人们在两者之间产生相似或相关的联想。汉字的这个特点，从造字之初一直流传下来。”[2]40单个字形是这样，整个汉字系统也是这样，变化不大的阶段之间不必说，就连被认为是汉字发展“分水岭”的隶变也没有改变这一事实，“由篆体变为隶体，总体上属于转写，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篆体成分变为什么样的笔画有着一定的定规，这就是古今汉字在构件及结构上保持恒定、基本无变的原因。”[3]557任何变化都要在前代字形的制约下发生，这形成了汉字发展过程中“原型制约”的机制。  这种形体分化但格局不变的状况就是原型制约机制作用的结果。形体的变化是为了适应书写便捷等的需要，基本格局的保持则维护了形体的稳定性和一贯性，这是文字作为社会性交际工具基本性质的体现。 四、便捷书写机制 作为一种实用的书写工具，便捷是使用者对文字的内在要求。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首要任务是创制出足够多的字形来记录汉语。这个任务完成后，书写性能方面的要求就凸显出来，于是就对已有字形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应便捷书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3个方面：1.适应书写生理；2.减少书写次数；3.缩短运笔过程，综合起来便是书写的便捷机制。在这种动因驱使下的改造有些是局部的，不改变字形的整体面貌，有些则会造成字形整体构形图式的改变。 就整字层面来说，有两种变化形式与此原则有关，或者说在此原则的作用下产生。 1.字形分化  又如“能”字，本是象形字，西周晚期金文形体作  （番生簋盖），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秦古隶此字作 （里耶），完全符号化，由“口”“肉（月）”和“匕”3种4个构件组成。由于实现了部件化和笔画化，更加符合书写生理，书写的负担大大减轻，此类字形分化也是适应便捷书写的需要而产生的。2.构件融合 构件的融合一般会导致笔画的减少或笔程的缩短，这是在书写便捷原则支配下产生的最常见的字形图式改变方式。如“之”字，商代甲骨文形体作  （合·13351），从一，从止。西周金文形体规整为 （君夫簋盖），秦简古隶字形继承了此形并进一步发展，具体情形如下： 。可见后世“之”字的形成是原有字形草写的结果，而草写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快捷。里耶秦简中“之”字出现300余次，使用频率非常高，且几乎都在“敢言之”“敢告之”的固定格式中使用，这就为草化书写创造了条件，加上“之”的构形线条比较简单，很容易连写，在此基础上稍微规整就形成了楷书形体，如第四形。进一步使线条宛转，就形成草书形体，如第五形。 有时候这种融合不是一步实现，而是分步骤完成。如“更”字，此字篆文作  ，从支从丙，“支”上部和“丙”内部的短竖笔在一条直线上，位置又接近，很容易连在一起。战国秦文字形体作（□年上郡守戈），“卜”形和“丙”内部形体融为一体，下部的“又”独立出来，总体布局形式没变，所包含的构件发生了转变。此形体为秦代文字所继承，里耶秦简有字形如 ，这个形体中“丙”中部的竖笔下端和“又”曲笔的上短相连，把曲笔拉直就可以一笔而下，书写起来要便捷得多。实际上里耶秦简文字中已出现了这种趋势，如 ，再稍加整理即成为隶、楷阶段的标准字形，构形图式由合体变为独体。五、结构平衡机制 结构平衡实际上是使用者对文字形体的一种审美预期，是人们的心理追求在字形结构上的投射。和谐、平衡比杂乱无章更能使人感到愉悦，因此在条件具备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对字形进行改造，具体表现为结构平衡、单位让就等组字规则。结构平衡有两个表现，即字间平衡和字内平衡。字间平衡主要指相邻字形之间形状和大小的一致，这主要受行款制约，这一点唐兰、王凤阳等前辈学者已论证得很充分，这里着重分析字内平衡。 字内平衡主要指组成字形的各部分之间大小比例协调、摆放位置稳定等等，这个问题前辈学者梁东汉、黄德宽、王立军等都曾论及。王贵元在探讨汉字古今转换的制约机制时提出“结构平衡指字形系统进行的新标准下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是新体系内部的调整。结构平衡贯穿于整个汉字新体系建立过程中，但主导时期是在改造篆体的过程基本完成后”[4]9-10，将之作为今文字汉字形体系统形成的一种制约机制。 为了达到平衡美观，横宽的构件参组字形时一般采取上下结构组合，如“艹”“罒（网）”等；竖长的构件采取左右结构组合，如“木”“亻”等；内部有较大空间的构件则采用包围结构，如“勹”“口”等。  又如“杂”字，《说文·衣部》：“从衣，集声”，古隶字形有作上下结构的，如里耶秦简中作  ，睡虎地秦简、关沮秦简、张家山汉简中也都有此种形体。很明显，此种结构整体显得头重脚轻，不稳定。所以在相同的材料中就已出现了遵循结构平衡的原则进行调整的形体，如睡虎地秦简文字中大部分形体作 ，“隹”右移且向下拉长，出现向左右结构演变的趋势。至西汉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左右结构形体，如 （马王堆），成为今隶和楷书形体的直接源头。结构平衡作为文字使用者的审美需求在文字形体上的体现，客观上成为一种对汉字字形的调节机制，其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字形的规整、美化方面。 另外，地域习惯也会影响字形成分的摆布方式，如楚文字和秦文字就有差别，以“邑”为例，秦文字中构件“邑”参与组字时大多位于整字的右侧，《说文》小篆和后世隶、楷字形无不如此，而楚文字中则以在左侧为常，  “邸”作（包山），“郛”作 ，均是如此。 另外，构件“见”在秦文字中多位于整字右侧，楚文字中则以位于左侧为常，“水”在秦文字中多位于整字左侧，楚文字中很多横向位于整字底部。这种差别似乎只能看作不同地区的习惯使然。①本文所引用甲骨文字形全部出自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标明该字形所在甲骨的序号；金文标明所在器物的器名；简牍文字标注出土地点以代表该字所在简牍批次。 ②统计对象为刘钊《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版。 原文参考文献： [1]袁俊杰.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的利手分析——以白色盆地高坡岭遗址为例[J].华夏考古，2013(1). [2]赵平安.隶变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3]王贵元.汉字笔画系统生成的过程与机制[J].语言科学，2014(5).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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