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修辞学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启示
http://www.newdu.com 2024/07/19 02:07:40 未知 张胜利 田芝健 参加讨论
摘 要：习近平指出中国与希腊之间的交流互鉴，向全世界展示了伟大古老文明的和合之美。西方文明发祥于古希腊，其中修辞学在西方文化中不仅仅是一门说服的技艺，还是人自身政治能力的体现，有着政治实践的需要，要因地因时因听众而选择合适的文体和相应的表达，而自由的城邦公共生活造就了古希腊修辞学的繁荣。由于修辞学与话语的亲缘关系以及文化的相通性，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有益的启示，从营造开放宽松、健康有序的公共领域，加强话语的教育和塑造功能，以及大力转变文风等三方面来推进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古希腊修辞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张胜利(1977—)，男，安徽庐江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研究；田芝健(1963—)，男，江苏如皋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金：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建立在融通视角下的话语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BKS001)的阶段性成果。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有着无比绚烂的文化成果，其中西方修辞学便起源于此。2019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出访希腊前夕在希腊《每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希间的交流互鉴，向全世界展示了伟大古老文明的和合之美，并指出中希应该挖掘古老文明的深邃智慧，展现文明古国的历史担当。[2]可见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古希腊修辞学，取其精华，融通中外文化资源，照鉴未来，对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和积极作用。 一、“修辞学”与“话语” 西方修辞学起源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这是一个长期积累和逐渐形成的过程。在公元前5世纪已有一些修辞实践的范例集和归纳总结的修辞手册出现，其后随着古希腊的“智者运动”，修辞学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兴起。“修辞学”(rhetorike)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从词源来说，rhe—表示“谈话、言说”之义，ike—表示一种“技艺、艺术”，合起来的“修辞学”表示一种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说的技艺。作为智者代表之一的高尔吉亚在该篇对话中将修辞学定义为关于话语(discourse)的科学，且通过话语发挥出全部效能，是说服的技艺。[3]66-67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充分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修辞学》，系统阐述了修辞学理论。他将修辞学定义为“一种在每一种特定情形中都能发现说服方式的技能”[4]37，属于政治学的一部分。从这两者的定义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高尔吉亚还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修辞学都是一种言辞的实践活动，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关于语词、辞格和语法等方面的专门学科。 “discourse(话语)”一词源于拉丁语的“discursus”，原初本义是“跑来跑去，四处发散”，有不受约束、自由展开的意蕴，后引申为“天马行空的谈论、交谈或夸夸其谈的演讲”。索绪尔在语言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认为语言是人类言语活动的社会产物，有一整套的词汇和语法规则，是相对固定的记号系统，而言语是个体差异化的语言运用，充满着多样性和可变性。[5]32-37但话语既不是语言也不是言语，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当然，话语是由各种符号组成，但话语所做的要比使用这些符号以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得我们不能把话语简化为语言或言语。”[6]54实际上，话语既不是那种很固定的语言系统，也不是个体化随意的言语表达，而是介于语言与言语之间的一种形态，它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组织形式以及思想状态等息息相关，通过一定的言语方式呈现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等。福柯因此还将话语与权力关联在一起：“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得到建立、巩固和实现。如果没有某个特定真理话语体系借助并基于这样的联系来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生产的话语，除非通过真理的生产，否则我们无法行使权力。”[7]93可见，权力与话语是一种共生的双重关系，既是亲缘，也有张力。总的来说，话语呈现在人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可以说话语的产生和发展从来都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而对于修辞学，列奥斯特劳斯在分析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时指出：“修辞术是针对政治事务的、起到政治效果的演说活动。”[8]77可以看出，从词源、定义来看，“修辞学”与“话语”都有着天然的渊源，对古希腊修辞学的梳理和解读有利于启发对话语的理解和构建。 二、古希腊修辞学的几个特征 古希腊修辞学是西方修辞学的源头，是西方文明中灿烂夺目的明珠。总体来说，它在修辞学繁荣、修辞学功能以及修辞风格等方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一)兴起：古希腊城邦公共生活 古希腊修辞学的起源与兴盛，是与古希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文化习俗等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尤其与城邦生活密不可分。由于多山的独特地形，希腊天然地被分割成许多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个小而独立的城邦。这些城邦本质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若干村落而形成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城邦的公共事务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决策等都由该城邦的全体公民公开讨论、协商确定。这种在公共生活中的公开协商辩论，导致管理者并不必然有着绝对的权威，而是要看各成员的思想观点、言说能力及产生的效果。口才好和论辩能力强的成员往往有更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够把控舆论导向并引领民众。希腊文“doxa”不仅仅是表示与“真理”相对的“意见”，也表示一种形成意见并影响意见走向的能力，意见领袖在社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荣誉。还有，公民们常常因各种情况会被卷入各种诉讼中，法庭上的控诉或申辩能力会极大地影响最终的审判结果。自然，民众会寻求自身修辞术和言说技能的提升，同时，以教授修辞术为职业的智者们也大受欢迎。修辞学在这种情景下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各种修辞课程得到开设，各种理论也不断孕育而生。可以说，没有古希腊城邦生活，就没有古希腊修辞学的繁荣。因为自由、平等、公共的城邦生活提供了许多言语实践的机会，如在雅典的城市广场上就有定期的公民辩论，这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思想创造力和话语想象力，为修辞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发挥的领域。同时，修辞学的发展也为民众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公共意见的充分表达、交流与碰撞不仅有利于城邦事务的处理，也在这种公共分享中进行了公民教育，形塑了城邦文化，并更好地推动了城邦的运转和建设。伊索克拉底曾有一段经典的叙述：“因为我们天生就拥有说服彼此的能力，能让彼此清楚自己的欲求，所以我们不仅能远离野兽的生活，还能团结一致，建立城邦，设置法律，发明技艺。”[9]7人的言说能力使人区别于其他生物，言与思有着内在的同一性，这也是西方哲学里核心词逻各斯(logos)的本意之一，即它与人组成的社会息息相关。可以看到，修辞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城邦的滋养，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城邦的发展。 (二)功能：从说服到教导 修辞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是说服，还是教导？古希腊哲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分歧。柏拉图认为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者们传授的是演说和论辩的技艺，并不传授知识。这是在于智者辩论的基础是或然式证明，同一个事情，他们可以时而说它是公正的，时而说它是不公正的，在柏拉图看来，这种两面都同样可信的“可能性”对于法庭的正义来说是致命的。也就是说智者们收费来教授别人如何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使用语言，很可能经常是见利忘义，本质上是注重机巧的训练，而哲学修辞学即辩证法是真正产生知识的一种技艺，知识即美德，是教诲和教导术，修辞学需建基于哲学，而修辞学家要有人类灵魂的正确知识。实际上柏拉图与高尔吉亚在修辞术上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哲学观的不同，高尔吉亚反对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论断，他那著名的三个论断第一个是“无物存在”，第三个是“语言无法言说物”，也即“真”是我们无法认识和言说的，所以在高尔吉亚这里，修辞学是说服的技艺，并不严肃探究事物的真实存在。至于“诡辩”的诘难，高尔吉亚认为不是修辞学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归责于使用者，是一些怀有不良意图的使用者让有些言辞的说服变得邪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修辞学既不是高尔吉亚说的技艺，也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知识，而是一种技能(dynamis)，处理的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政治事务，核心是说服论证(pistis)。而人类的事务不可能有着必然性和绝对确定性，所以针对同一事务或议题，修辞者也要能提供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见解和论证，修辞学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和或然性。可见，我们不能将修辞学局限于知识与信念、教导与说服等二元对立的分歧中，而需要从更高更广的视域来看待它。从具体应用来说，修辞学要实现说服的效果；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修辞学关乎城邦治理、秩序建构和礼法习俗等方方面面，“人类的说服天赋是共同体形成和文明社会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这是一种显著的政治能力”[9]7-8。修辞学是政治实践的需要，政治共同体也是言辞共同体，好的修辞学运用能很好地促进共识的达成、知识的传播、公民德性和正义品质的塑造。如果将修辞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说服技巧，便使其失去了内核，容易陷入诡辩的泥潭而不可自拔；如果片面强调修辞学的教化功能，而漠视技巧的积极作用，便容易曲高和寡，难以说服受众。随着古希腊修辞学的不断发展，亚里士多德将这两者进行了很好的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 (三)文体风格：因时因地因听众而变 既然修辞学对城邦、个体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如何更好地发挥出它的效果呢？显然，文体风格直接影响修辞学的应用效果，非常重要。高尔吉亚认为风格是修辞学中最主要的问题，认为要吸取古希腊诗学中的词汇与风格，讲究对偶和节奏，如果加入合适的诗的词汇和隐喻手法会大大提升修辞效果。几乎同时期的普罗泰戈拉采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分析语言和语法，强调的是语言的正确性和风格的朴素。伊索克拉底则认为修辞学不是简单地由固定的各种规则和方法组成，而是一门充满想象力的学问，处于不断创造和更新之中，并提出“好的言说必须具备三种品质，即所说的话与所处的场合相适应，文体风格恰如其分，表达独具匠心”[10]45，即好的言说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固定的技巧，而是要因地因时因听众而选择合适的文体和相应的表达。亚里士多德曾依据听众的不同把修辞分为三类：议政性修辞(deliberative speech)、庭辩性修辞(forensic speech)和展现性修辞(epideictic speech)。议政性修辞指关于政治事务方面的修辞，或规劝或禁止；庭辩性修辞指关于法律诉讼方面的修辞，或指控或辩护；展现性修辞指仪典祭祀方面的修辞，或赞美或谴责。它们分别处理的是将来、过去和现在的事务。场合和议题不一样，听众不一样，修辞的文体结构和演讲风格当然也不一样。譬如斥责罪行适用愤慨的风格，出征鼓舞适用雄迈的风格，等等，风格错位就会大大影响修辞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第三卷)》专门讨论了修辞的风格，他认为演说的风格不同于诗的风格，不应盲目模仿；语言不能过度追求雄壮和华丽的渲染，但也不能平凡；好的文体风格应该是明晰、凝练和生动，标准即“表达了情感与性格，并与主题相称，那它就是适合的”[11]210。这些修辞学家和哲人对文体风格的认识和强调，反映的是各自对修辞学的理解和思考，也说明了文体风格是修辞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同的时代，对文体风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何选择好的文体风格也很难说有统一的标准。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文体风格和表达方式的选择取舍最终是为说服受众服务的，在实践中能实现最终目标的就是好的文体风格。 三、古希腊修辞学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启示 古希腊修辞学在西方文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其发展也有着重要的贡献。由于修辞学与话语之间的天然亲近联系以及各种文化间的相通性，古希腊修辞学的发展历程和思想成果对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一)营造话语繁荣的公共领域 城邦公共生活对古希腊修辞学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而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也不可能脱离社会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相对于私人领域而言，是指以公共事务为主题、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参政议政为目的的领域，它的特点在于公共性和话语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当家做主，每个公民都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议政者。以前，电视广播以及报纸杂志是公共领域的媒介。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一个崭新的公共领域出现了，互联网提供了公开性和开放性的场域，给了每个人以平等和自由参与表达和讨论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如果说以前古希腊那种小邦寡民是公共领域1.0版本的话，那么在信息时代，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场域就是公共领域2.0版本，在讨论广度、深度、互动性以及便捷性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而个体在这种公共领域中仍然是通过话语来表达、争论并最终达成共识。这一点对于个体来说特别的重要，阿伦特曾说：“没有言辞的行动不再是行动，因为这里没有行动者；而行动者，作为行为的实行者，只有当他同时也是话语的言说者时，才是可能的。”[12]178-179个体的言语行动体现了其作为存在者的价值，同时也正是这种公共领域里一系列的言语实践活动推动着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那么要如何营造健康有序的公共领域，让个体更好地参与其中来推动自身话语体系的建设呢？除了国家相应的政策法规做制度保障外，最主要的是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古希腊修辞的繁荣离不开城邦的公共和包容传统以及公民的共同参与，话语的繁荣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自由、宽松的氛围，离不开多样化的呈现和相互间的碰撞与交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话语的使用者和创造者。在当下这种非正式、非桎梏和非强制化的话语情景中，每个个体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得到尊重，言语的使用呈现出创新性、丰富性和多元性，人民群众的思想智慧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和挖掘，各种观点和见解层出不穷，这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撑，也为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永不枯竭的源泉。 (二)加强话语的教育和塑造功能 古希腊修辞学里关于修辞功能与作用的争论，可以让我们很好地审视话语的功能和作用，这在话语体系建构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说生动的言语实践是构建话语体系的源泉，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领域是失控的，也不意味着话语的生产可以是无序、野蛮和任性的。这是在于话语体系是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时代特征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词汇的创造与使用、言语表达的方式和风格、各种意见和观点的碰撞等情况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会受到影响、教育和塑造，所以说话语体系关系着价值共识的凝聚，话语也不能像高尔吉亚关于修辞所说的那样仅仅就是说服或说教。总的来说，一个国家话语体系健康与否，能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主要看其体系内的各种话语能否各司其职，弘扬正能量。从具体构成来看，当前社会上主要存在着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概念的界定和功能也各不相同。当下中国政治话语是指在各种政治活动中的政治性表达，特点是权威和规范。学术话语是指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所形成和使用的一套学术表达，特点是抽象和思辨。生活话语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交流沟通时的言语表达，呈现了群众当下的生活和风貌，特点是通俗和流变。在古希腊城邦时代，柏拉图认为修辞术需要体现出对正义的足够认识，而这种认识“必须立足于真知识(episteme)，并以个体和城邦的福祉为目标”[13]54，修辞术的要义在于塑造城邦的政治德性，引导公民趋向高贵德性，这对政治话语的功能定位很有借鉴价值。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今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持续提高和文化的不断发展等让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加上各种外来的价值观念的进入，从而势必与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严重的冲突，而这种多元价值观念并存和冲突也会体现在话语中，这时政治话语要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充分发挥其价值引领功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化民众。学术话语主要功能是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支撑和阐释，并抓住时代脉搏提升生活话语。因为学术话语在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中有着关键作用，本身传递了价值观并影响人的塑造。所以，我们的学术话语不能囿于学术圈闭门造车，而是要扎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立足于时代的潮头，衔接好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生活话语起着立足点作用，对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有着基础性支撑。中国人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经验和体验，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生活话语既蕴含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时下的呈现和对未来的展望，真正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生活话语表达的是人们生机勃勃的生活状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三种话语要各得其位，相互融合，共同传播真、善、美，这样才能让话语体系的教育和塑造功能得到充分实现。这一点与修辞学对古希腊城邦和公民的塑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大力促进文风的转变 风格的选择直接影响修辞的效果，因此风格是许多古希腊修辞学家不断探讨的一个核心话题。而文风也直接影响话语的传播和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好的文风会让内容和价值观得到充分呈现，形成广泛的话语传播，并产生良好的正面效果；不好的文风则会让内容表达错位或混乱，不仅让人得不到真正的领会，甚至会让人心生反感或抵触，起到恶劣的负面效果。总的来看，中国话语随着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还应看到国内这三种话语都存在着一些相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话语有着形式主义和八股化现象，学术话语面对西方话语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并脱离中国国情和实践，生活话语有着物化和低俗性的危机。在国内政治话语领域，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和一些理论文章中政治话语表达空洞，流于形式，文风上的显著特征就是长、空、假。这样的话语表达方式不仅对人民群众没有感召力和吸引力，还会严重损害政治话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样的文风亟需得到改变。在古希腊修辞学中，演说修辞风格必须考虑受众，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一条：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来说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14]192这启示我们政治话语的表达需要考虑具体的对象，用语表达不仅意思要准确，还要老百姓不费力就能听得懂，喜欢听并愿意接受。而要做到政治话语文风的转变，需要领导干部做好扎实的第一线调查研究，看看现在的群众都在关注什么，想什么，期望什么，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立威于民和取信于民，用接地气和暖人心的语言去引领群众，真正将党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而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着主体性和原创性缺乏的问题，真正的影响力有限。同时，在国内的传播上，往往表现为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状态。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各种公共场合跟各种人进行对话和探讨各种问题。他的对话术被称为“精神助产术”，影响了无数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学者跳出闭塞的书斋，去贴近这个激荡的大时代，贴近当下的生活，贴近广大的人民群众，努力去回应时代问题和人们的重大关切，不断与各行各业的人进行对话，以形成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学术话语。生活话语在当前的时代也呈现出了一些不好的倾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15]19互联网生活已成为人们当下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天海量的信息随着电脑或手机等网络终端的打开而扑面而来，刷微博、微信或看各种直播等已成为相当一些人的日常必做功课。可以看到，人们在接收到对己有用的信息同时，也接收到一些有毒的或不健康的信息，而这些不健康的信息正在不断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话语方式。网络的无中心性和开放性让个体充分交流与碰撞从而产生了许多有创造力和有影响力的网络话语，但也产生了一些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的网络话语。而这些“三俗”话语往往以病毒传播的方式风行于网络，冲击大众的是非观和道德观，危害很大。要改变这种状况，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必须保持强大的在场状态，学术话语必须提供大众的审美和欣赏旨趣，两者一同引导、教化和融合生活话语的精神内涵和表达风格，让生活话语摆脱感官刺激和物化禁锢。 修辞的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话语的文风也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设需要大力改进文风，而文风的转变需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扣时代脉搏。只有这样，才能让各种话语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相应的作用，使中国话语体系的主体性构建得以完成。 四、结语 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6]其中不忘本来就是指我们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脉，这个根脉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吸收外来，是指我们要立足自身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海纳百川的心态积极吸收外国优秀的文明成果。这种借鉴与吸收能促进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国内价值共识的达成，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伟大的古老文明都是相似、相知，更是相亲的[2]，古希腊修辞学的形成和发展蕴含着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智慧，在当下依然能够给予我们以启发，这也是我们要不断创新的同时还要探索古典和重视文明对话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习近平．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N]．人民日报，2019-11-11． [3]Plato.Gorgias by Plato[M].trans.Benjamin Jowett，State College：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 [4] Aristotle.On rhetoric[M].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notes，and appendices by George A.Kenned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Michel Foucault.The Archeolo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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