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研究中的三对纠缠关系(2)
http://www.newdu.com 2024/07/20 12:07:25 《当代修辞学》 李莉娟 参加讨论
二、方法论原则：意义的分层研究 现有的意义研究大多有意识地借鉴了索绪尔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区分，产生了所谓的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但是却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索绪尔将之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语言系统）是抽象的结果，而通常所谓语言的意义指的就是言语的意义，而且也没有认识到语言的意义之于意义研究的真正价值。从前面意义与指称的区分中我们已经知道，意义的本质就是差异，与语言的形式本质相一致，意义也是形式，而在言语活动中意义又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意义从形式到内容，从否定到肯定是如何实现的？显然，这里出现的意义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我们认为语言的意义与言语的意义的区分在方法上是值得肯定的，鉴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同康德对物自体与现象的区分的异曲同工，④与语言/言语相对应，将意义研究的层次区分为意义的存在层与现象层，二者分别是意义的隐性机制和显性事实。这就是我们基于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确立的意义分层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意义的存在层指的是语言系统这个层面，即在语言系统内部来描绘意义的本体，这属于意义的本体论研究。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意义存在层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即并没有一个自足性的作为系统的意义，只有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抽象出来的语言及其意义，我们实际遭遇到的都是具体的言语的意义。在经过分析哲学的洗礼之后，尤其是蒯因的工作，本体论在关于世界的本体、关于存在的研究之外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方法论原则，即是对个体存在的研究。任何一个事物、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具有其本体，都可以进行本体论研究。明确语言意义本体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清楚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叫做“意义”的实体，因为语言系统本身就是抽象的结果，就像索绪尔对语言这个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的设定一样，这里的“意义”在性质上也只是为了研究的目的而设定的，虽然在内容上它与实际的语言活动中的意义也会发生重合，例如日常话语直接使用语言系统中固化的表达形式来完成意义的传达。不过，语言系统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实际的语言与关于语言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真实空间与几何学理论、物理模型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些抽象的理论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实际的情况做出清晰的判断。 由索绪尔确立的语言是一个纯粹表示价值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中这种无处不在的差异就是符号的“负性”（négativité），⑤“每时每刻，语言都是借助否定范畴的这个神奇的机制在运动、在前进……”（索绪尔2011：64）“否定范畴”就是语言系统的差异运作所遵循的负性原则，在语言中，“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了该符号”（索绪尔2008：168），“符号和意义仅根据符号间的差异而存在。”（索绪尔2011：24）简言之，“意义和价值处于关系之中，并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由我们的心智感到的对立的关系。”（屠友祥2011：91）索绪尔将“概念和声音”这两个“平行的实质体”作为“意义的源头（完全是假设的）”，只是为意义提供一个逻辑前提，然后“当人们用刀同时在两个实体上进行切割时，意义就介入了”（罗兰·巴尔特2004：297）。如果说意义有起点的话，那么这起点并不意味着有初始的意义实体，起点即是分节，所以甚至可以说，“形式不是有意义而是有价值。”（索绪尔2011：14-15）价值标示着语言系统中各个要素处于差异之中的“连带关系”，一个符号的意义来自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虽然这个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但是每个符号及其意义都不是自我确立的，这种意义的非自足性也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意义不是概念本身，不具有内容实质的品质，而是由系统差异决定的一种内容形式，所以索绪尔又说“形式与意义是一回事”。 然而，不确定性只是语言意义的一个方面，意义事实的另一面却是，意义最终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确定的，这里包含了意义确定性的两种含义：一是它以这种显示符号间的差异关系的方式来显示符号的位置。正如维特根斯坦的门轴比喻所道出的：“说这个轴是固定的，意思并不是指有什么东西使它固定不动，而指围绕它进行的运动确定了它的固定不动”（Wittgenstein 1969：22）；二是语言作为一个规则系统又具有其确定性和具体性的一面，为意义的确定性提供了基础。赋予语言“积极”的一面是出于语言学研究的需要，语言单位这个操作性概念为语言带来了实体的气息。索绪尔要为语言学确立语言这个唯一的研究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为其找到可供研究的语言单位或语言实体。语言中没有“实质（substance）”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具体实体（entités concrètes）”。语言学研究的介入与系统的暂时凝固使得语言取得了相对的确定性。在更深层次上，由于差异自身的特性，差异之于同一的设定是语言系统不得不借助的构建方式。差异作为一种关系其特性是永远不能独自现身，只能通过描述（语言）或者差异项本身的对立来显现，而语言描述与差异项的介入都必然会带入肯定性的东西。而且，差异必然是属于同一个聚合类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差异是以同一为基础的，没有同一差异也将无从谈起。总之，我们可以用索绪尔的一句话来概括意义在语言系统中具有确定性的基础的两个方面：“价值的概念就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索绪尔2008：156）。更确切地说，差异的概念就包含着单位、实体和同一性。 意义的现象层就是从语言系统回到语言活动中来，考察意义在语言使用中的真实表现。这似乎就进入了通常所谓的语用学的领域。我们认为，这是语义学与语用学区分带来的误解。为了明晰语言活动中的意义概念，我们需要澄清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关系问题。关于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关系一直存在分歧，利奇（1987）指出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语义原则、语用原则、互补原则。我们认为，意义的研究无论缺失语义和语用的哪一个视角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认为这就是采取一种互补的原则，因为在语言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语义与语用两个互不相同的领域，研究视角的区分将语言现象也分解了，这无疑是盲人摸象的做法，就像利奇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意义与使用之间的关系一样，这都是研究者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问题，意义与使用没有关系，或者说二者的关系明晰又直白，意义就是语言使用中的意义。因此，面对意义现象不需要语义与语用区分的维度，如果非要在语义学与语用学中为意义研究争取一个名分的话，我们采用语义学这个用语，而且是在格雷马斯意义上的语义学。 取消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对立的目的是为了复原意义这个概念。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分解了语言现象也就是分解了意义，例如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等区分出的各种意义类型：塞尔的话语意义与说话人的意义、句子意义与说话者的话语意义；格赖斯的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命题意义与非命题意义等；利奇（1987）在语义学与语用学互补的视角下将意义划分为七种类型是更为细微的静态区分。这些区分使得意义的研究更加精确，但是也造成了研究与现象的脱节。这一后果也逐渐被意识到，例如在修辞现象中，塞尔区分了语句意义与隐喻意义，而戴维森却认为并不存在隐喻意义，字面意义已经穷尽了语句的意义（Lyon 2000）。我们认为，戴维森的观点更可取，因为隐喻并没有所谓的两种意义，只是不同于日常表达而给人以不同意义分层的错觉。这也适用于言语交际中所谓有隐含意义的情况，拿语用学的经典用例“今天天气有点冷”来看，当这种情形第一次出现时，说话人的言外之意很难被听话人成功领会，很可能认为说话者只是在对天气状况做出评价，除非说话者再借助其他手段示意听话人需要关窗。而当这种情形重复出现时，其“言外之意”才会被成功接收。但是这时所谓的“言外之意”已经变成固定的了，在话语与“言外之意”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而在话语的意义流通中实现的还是单一的意义。利奇的划分也是这样，他非常全面地考虑到了意义的各个方面，但是各种类型的意义只是从不同角度对意义的审视与罗列，而实际的语言交际中实现的意义却是单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清语言事实与语言研究。语言研究可以从各个角度方方面面地展开，但是无论语言活动包含多么复杂的异质因素，语言分析是如何的多层面多角度，面对一个语言现象时语言事实却只有一个：使用中的语言。在日常的语言活动中，一般情况下，“语言的实践不需要深思熟虑，说话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意识到语言的规律”（索绪尔2008：109），语言交往中双方总是不假思索地一下子就知道了对方在说什么，语言交流几乎就是一个无意识的感知过程，“人类世界的意义”既不神秘也不复杂，就“处在感知层面”（格雷马斯2001：7）。 日常话语交际中的意义就是我们凭直觉无意识地感知到的东西，就比如您现在对正在阅读的文字的理解。理解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简单相加，学习外语时对此会有很深的体会。我们大体上可以说，日常语言活动顺利交流中的意义就是话语本身，或者是用来解释话语的另一组话语，例如所谓的比喻义、象征义只是以另一组固定的语言形式出现而已，而且对于掌握了一门语言的人来说，这中间几乎是不需要转换过程的。但是语言交流给人们的感觉却是，我们是在运用语言活动传达语言之外的意义，所以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总是“得意忘言”，而且总是感觉是在和对话者或者文本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即不仅是语言自身在表意，我们也可以将心理意愿赋予一定的语言形式。“正是语言把我们投向了语言能指的东西，它通过它的运作本身在我们眼前隐匿自身，它的成功在于它能够让自己被忘却，并在语词之外为我们提供进入作者思想本身的通道，我们因此在事后相信我们是与作者不用说话地、精神对精神地联系在一起。”（梅洛-庞蒂2005：9）换句话说，对语言自身而言，它的本意并不是在表意，意义只是使用语言的人对语言的一种期待，一种感觉，即通常所谓的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意义感”，⑥语言根本没有说出除了其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 总之，虽然意义存在于语言活动中，但是在方法论上，借助语言系统却可以对意义的发生机制提供本体论意义上的描述。如果说意义的分层是意义研究的前提的话，那么意义的存在层可以说是前提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强势结构与汉字的发展
- 下一篇：“文字学”术语的早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