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1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9:11:24 华语桥 汪惠迪 参加讨论
七 特有词语的规范问题 新加坡华语与现代汉语虽然一脉相承，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是，在语音、语汇和语法上，差异还是程度不等地存在的。这种差异就语汇而言，主要表现在与中国的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上。这些异名同实词语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因翻译外来词语而产生差异； 2、 因中国国家转型而产生差异； 3、 因国家认同转向而产生差异； 4、 因语文政策不同而产生差异； 5、 因吸收文言词语而产生差异； 6、 因吸收方言词语而产生差异； 7、 因吸收马来词语而产生差异。 上述七个方面前文均已讨论过，不再赘述。 这里笔者主要就异名同实的词语要不要规范，如何规范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笔者认为，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是须要规范的，但是，由于新中两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不同，因此，新加坡华语不可能跟普通话同步发展，语汇规范就不能唯普通话马首是瞻。笔者认为，新加坡华语语汇规范的总原则是趋同存异，双向互动。 提起趋同，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便是应当认同中国，向普通话靠拢甚至一面倒。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事实证明，趋同应当双向互动，不应该单向一面倒。至于存异，那是为了尊重历史，尊重语言事实，是从新加坡人的语用实际出发，保留新加坡华语的特色，而不是孤芳自赏，不是故意拉大与普通话的距离。其实，在环球经济一体化，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时代，同一种语言的应用，相同、一致之处越多越好，存异有时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处理方法。 今天，在讨论华语语汇规范的时候，依然有一种倾向是须要防止的，就是单向地要求新加坡华语向普通话看齐。论者认为汉语是“源”，华语是“流”，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新加坡是只有区区三百余万人口的小国。笔者认为，语汇规范一方面有赖于语言系统自身进行调节，另一方面也要用人为的手段进行宏观或微观的干预，但是，在用人为的手段进行干预的时候，不能采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或行政命令的方法，须作过细的分析。下面举三个例子进一步阐述笔者的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胡姬花”和“兰花”的讨论。1999年9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展开了一场关于“胡姬花”是否应当规范为“兰花”的讨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在要“胡姬花”还是“兰花”的争论中，笔者看到了新加坡人的两种不同的心态。 “胡姬”是英语orchid的音译，“胡姬花”是在音译之后加了个类名，其形式跟“爱之病”（爱滋病或艾滋病）一样。有人建议把“胡姬花”规范为“兰花”，理由是“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便只有兰花，只是不知何故，我们这一南方小岛竟会选择音译其英文名而把它改名为胡姬花”。“假若我们的社会真要提倡使用世上所统一的正确的词语，我们应当把那‘怪名’彻底地更换掉”。[25]这个意见一提出来就遭到反对。不同意改名的人提出的理由很多，且看： 当年，‘胡姬’的命名由来有自，虽属戏笔，却是前辈们心血的结晶，绝非造次。如果说词汇是时代的印记，又带有‘文化’的负荷（cultural load），那么，保留‘胡姬’作为‘orchid’的译名，是意义深长的。何况，‘胡姬’富有诗意，不在话下。唐代李白《少年行》之二有句：‘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如胡姬酒肆中。’诗中的‘胡姬’，指的是西域之女。已故林学大校长匠心独运，将之旧语新用，音近意幽，堪称佳译。[26] 胡姬花一名早已为大众所接受，它是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建议中国编辑的花谱或词典收入“胡姬”一词，并注明是新加坡的国花。[27] 编写词典的学者可以在解释胡姬一词时，考虑提供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传统意义上指西域美女……第二个解释则是一种草本植物名称，意指兰科植物。[28] 这场讨论没有结论。不过，《联合早报》编辑在总结时说，大多数读者认为“没有改名的必要”。[29] 第二个例子是“榴莲”。1985年，有人在马来西亚的报纸上撰文建议把“榴槤”改为“榴莲”。作者说：“‘榴槤’是本地的写法，应当统一写成标准的‘榴莲’。”作者何以认为“榴莲”就是“标准的”写法呢？没有详细说明。 新加坡已故学者许云樵先生在1960年编就《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次年8月由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许先生在引言中说，“笔者旅南卅载，俨然南洋伯矣”。《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是他“持之以恒，日有所得，随手录存”，“积之经年”的成果。这部辞典收的是“榴莲”。许云樵先生为什么采用这个词形呢？也没有说明。 中国出版的小型、中型和大型的语文工具书向以“榴莲”为词形，如《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80年）、《常用构词词典》（1982年7月）、《现代汉语大词典》（2000年）、《辞海》（1979年版和1999年版）、《汉语大词典》（第四卷，1990年）、《英汉大词典》（1993年8月译文出版社版）、《汉英词典》（1995年8月，外研社修订版）。这或许就是认“榴莲”为标准词形的依据。辞书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2000年，中国湖北省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小说《乌鸦》，嗣后，作者授权新加坡的玲子传媒出版新加坡版。这两个版本通篇都用“榴莲”。《乌鸦》的作者1995年到新加坡，1997年回国，在新加坡闯荡了两年。笔者相信在此期间，新加坡的水果摊或媒体上是不会用“榴莲”这个词形的。那么，书中为什么一律用“榴莲”呢？是中国出版社的编辑根据中国的标准改的呢，还是作者原稿就是用“榴莲”的呢？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例子足以证明，直到今天，中国还是用“榴莲”的。 Durian是热带水果之王。新马华人对这个词的华文译名用词是非常在意的，笔者在新加坡工作居住了16年，从躲着“榴槤”到爱吃“榴槤”，从未看到卖“榴槤”的小贩写“榴莲”，都写“榴槤”。台湾出版的《新世纪英汉辞典》正条用“榴槤”，括注“又称榴莲”。香港的水果店也都用“榴槤”，未见用“榴莲”。然而出生在新马，长期生活在新马的人，为什么反而认同中国的“榴莲”呢？该不是因为它是大国，人多，就跟进的吧？建议把“槤”字改为“莲”字，新马广大语言用户会同意吗？再说，“榴槤”是一种常绿乔木，高20至40公尺，改用草字头的“莲”字，极易令人联想起长于池沼中的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这或许就是直到今天，新马广大语言用户对“榴莲”不感兴趣的原因。 1999年8月中旬，参与《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的晁继周先生应邀到新加坡考察。在访新期间，晁先生作了一次学术演讲。会上，听众对“榴莲”一词的词形提出意见，认为应当改用“榴槤”。由于《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已将“榴莲”删除，因此，回国后，晁先生在投寄给《联合早报》的一篇短稿中说：“考虑到这种植物的特殊重要性，我认为在《现代汉语词典》下次修订中，应当重新收录它。并且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既然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华文均写作‘榴槤’，中国词典把‘榴莲’改为‘榴槤’也是合适的。”[30] 第三个例子是“回教”、“回教徒”和“回教堂”。1998年8月22日，有位中国读者接连发电子邮件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强烈要求早报“尊重中国大陆的译法”，把“回教”、“回教徒”和“回教堂”改为“伊斯兰教”（Islam）、“穆斯林”（Muslin）和“清真寺” （mosque），“以正视听”。然而这个意见至今未被采纳，因为如果更改，牵涉的面太广。马来西亚也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结果跟新加坡一样。 “胡姬”和“榴槤”虽是两个音译词，但在新马地区用得很久了，它们打上了地区的、时代的烙印，“又带有‘文化’的负荷（cultural load）”。现在，有人建议加以规范，并用中国的词形作标准，将“趋同”的原则落实在这两个词上，新加坡的语言用户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回教”、“回教徒”和“回教堂”在新加坡用了一百多年了，也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 还有road hump和airbus，新加坡译为“路隆”和“空中巴士”，也比中国的“减速带”（或“限速带”）和“空中客车”（简称“空客”）要好得多。又如AIDS，新加坡译为“爱之病”，马来西亚、港澳、台湾都译为“爱滋病”，但是，普通话规范为“艾滋病”。十多年过去了，“艾滋病”始终只在大陆使用，为新马、港台和其他华人社区所排斥。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新加坡在进行华语语汇规范的时候，不能唯普通话马首是瞻。 当然，能够跟普通话一致的还是应当跟进。在这方面，新加坡是从善如流的。例如用了多年的“随身电话”和“网际网络”，新加坡已经改为“手机”和“互联网”了。至于“主催”“固打”“杯葛”之类，笔者认为不妨改用“主办”“配额”（或“限额”）“抵制”。“卤”（或“卤获”）这样的文言词，则宜改用“破获”（或“搜获”“起获”）。[3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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