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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出事那天，我有事到了玉树。下飞机关闭了手机飞行模式，一长串未接来电就涌入了手机提醒。我正感到意外，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正在通过廊桥走向机场的我，居然拖着行李返身向飞机走去。那是下意识的，是我把飞机当成了汽车吧——我不下车了，我这就返程回去，去看万玛。 那么多人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们都觉得万玛有事，我是一定知道的。可是，我在此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打了一闷棍。首先是极度的不相信，接着便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和悲伤之中。原本，我是去参加一个喜庆活动的，上飞机之前心里还满是憧憬和愉悦，而在那一刻，心里的憧憬和愉悦已经荡然无存了，一种揪心的不适感拥堵在心口。已经到了玉树，但我知道，我是参加不了这个喜庆活动了。心里唯一想的是，赶紧去拉萨，去看看万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其间，跟万玛身边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发短信，都都没有接听或回复，那种要去看看万玛的冲动就变得更加迫切，急不可待。 第二天一早，撇下原本要参加的活动，便又奔赴去了机场。去拉萨，成了那一天唯一的念想和目的地，因为所有的信息说明，万玛此刻在拉萨出事儿了。 在机场和飞机上的那种焦虑和急躁自不必说，那是一种难忍的煎熬啊！ 到达拉萨，已经是当天下午4点多。在拉萨市郊，一个宽敞的院落里，已经来了很多人，人群里不断闪现许多在万玛电影里出现过的面孔：金巴、更旦、旺卓措、才多、久巴……许多人手持嘛呢轮，不断地摇动着，口中念念有词。当我走进院落时，人们纷纷起来走向我，我们握手，却不说话，平时挂在我们嘴上的那些随口便会说出的祝福语：扎西德勒、次仁洛嘉，此刻却被我们的藏语语言系统所屏蔽，这些美好的词儿连同我们脸上的微笑一同飘离出了我们的神情。 是的，我见到了万玛，此刻，他就躺在那里，被布帘隔开着——正如陈丹青先生在《亲爱的万玛才旦》一文里提及的那样。陈丹青先生的描述，来自电影演员黄轩对他的转述。我和黄轩，是先后到达的，在万玛多部电影里担任制片的王磊先生介绍我和黄轩认识，我们握手，没有说话，汉语系统里那些问候的语言此刻也被屏蔽了。我们一同坐在一排长椅上，无言，各自像是一尊泥像。 那些手持嘛呢轮诵念佛经的人们，他们的声音偶尔会汇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低沉又悲伤的合唱，听不清字词，像一股不断回旋的啼哭萦绕在我们头顶。 此刻，心里那种极度的不相信已经被事实否决，拥堵在心头的迷茫和悲伤却在加重，重到了难以承受。 被滞留在玉树的那天晚上，地理上的高海拔和心里的悲伤让我一夜未眠，到了拉萨的这个夜晚，我也以同样的原因一夜未眠。 5月10日， 凌晨4点，起灵，人们手捧点燃的藏香，簇拥着灵车，右绕大昭寺慢行，接着便向着市郊以远的火葬场走去。那一天，拉萨的交警给了这位藏族优秀的儿子最大的敬意，给了我们的灵车一路畅通的绿灯。 我和万玛认识，是在十五六岁的少年时代。那时，我们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上学，文学是我们共同的爱好，也是因为这样的爱好，把我们引领到了这个草原小镇上的一家图书阅览室，我们的文学书写的冲动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后来我们各自求学或工作，命运使然，我们总是有着密切的交集。上世纪80年代末，万玛考入兰州西北民大（原西北民院）学习汉藏/藏汉翻译，而我在青海藏语广播已经开始了新闻翻译工作。我们时常通话，探讨翻译上的一些事儿。9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品尝文学创作的甘苦，先是用藏语写作，接着开始尝试汉语写作，加上之前的学习或工作都涉及翻译，我们也没有放下翻译，这些几乎都是不约而同。2000年后，万玛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我刚好调入青海电视台开始影视创作。记得当时我给万玛打电话，询问我应该怎么办，万玛建议我到北电学习，于是我在单位请了长假，去了北京，住在万玛租住在北电附近的宿舍里，成了在北电蹭课的编外学生。其间，我们还共同完成了一部电影剧本，以检验我们的学习成绩。 那几天里，我不时想起与万玛一起经历的各种过往，心里的悲伤却被不断积累、叠加，愈发地拥堵在心头。如何释放这种难耐的拥堵？书写，可能是唯一的出口。 可是，书写什么呢？ 去年6月26日，万玛生前任职的中国美术学院为万玛举行追思会，我受邀前往参加。这一天是万玛的末七忌日，亦即他去世49天纪念日。依照藏族习俗，这是亡者脱离中阴，开始重生的日子。同一天，另一场追思会在青海尖扎县的古哇寺举行。古哇寺是万玛首部藏语本土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开机的地方，这场追思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万玛电影划上一个悲伤的句号。作为这场追思会的策划人之一，我身在杭州，却也时刻惦记着活动现场的情况。现场的好友懂我，不断把与杭州的追思会迥然不同的画面发给我：黯淡夜色里的酥油灯光，不时哽咽的声声海螺……我为自己不能分身感到缺憾。当时就想，等回到青海，一定再去古哇寺看看。 或许就在那一刻，我找到了书写什么的答案。 从杭州回来不久，我便去找宗智。他是万玛电影《静静的嘛呢石》的执行制片，同时也是电影《寻找智美更登》中的老板扮演者。宗智老家尖扎，也是万玛电影《五彩神箭》的拍摄地。幼年时期，宗智曾出家在古哇寺，万玛拍摄《静静的嘛呢石》，将古哇寺作为取景地之一，完全与他有关。 找到宗智，我便与他商量与他重访上述电影拍摄地的事儿。身患尿毒症正在治疗的宗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于是，我们便开始了这次行走，从西宁到尖扎，再从尖扎到同仁，从同仁到泽库，再从泽库到万玛老家贵德，最后从贵德返回西宁。我发现，这一路，我们一直在沿着隆务河行走。隆务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她由北向南，横穿黄南藏族自治州下辖四个县，而万玛的上述几部电影，就诞生在了隆务河的水边。 万玛的故乡贵德，藏语叫曲卡，关于这个地名，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水边。他的电影《塔洛》就是在他的家乡贵德拍摄完成。 这些，算是书写《水边的万玛才旦》的起因吧。后续，我还将写一篇《山顶的万玛才旦》，是因为从电影《老狗》《塔洛》开始，万玛开始一路向上，之后的几部电影，几乎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完成的，他也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位持续在海拔4000以上的高地拍摄电影的导演。从水边到山顶，万玛的电影有一个微妙的过度。在杭州的追思会上，我曾以《逼近与渐远》为题，试图解析这种过渡：在万玛电影中，藏文化元素的逐渐淡远，意味着他向自己民族文化的逐渐逼近。 写下这些文字，却不知道该如何命名，就暂且借用陈丹青先生纪念万玛文章的题目吧。 亲爱的万玛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