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人心是文学的魂，积德修艺是作家的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对作家而言，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做人的标准又是什么。文章不群，辞采精拔，独超众类，这是为文；德行不污，气节莫失，违心不言，这是做人；综合论之，作家应向人类传达行善勿恶的人性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如醍醐灌顶，他对文艺界提出的四点希望可以概括为文化自信、写作为民、创新是本、理想为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乃文化之枢纽、作家之准则：“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
    中国文学的抒写离不开人，写人性、人道、人情、人（仁）理； 离不开家国情怀，离不开英雄情结。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诗云：“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何谓“大事”？作家的作品可以流传、可以被世人颂扬是大事。何谓“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作家不以出卖灵魂、仇恨泄愤为动机，作家正是为了自己的杰作完美留世这件大事而来的。当然，作家也是为了这一大事孜孜以求而去的。凡是好的作品，在其文字里一定会装着整个世界，装着爱国情怀，流露着悲天悯人的人性。而能够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定是头顶有天之畏、脚下有地之敬、眼中有人之尊的。
    习近平总书记向文艺界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勇于创新创造、坚守艺术理想等四点希望，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什么是中国精神？爱国是然。爱国这种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对出生、成长的地方的深厚情愫，是对故土的热爱、眷恋与深情，是忠诚，而不是背叛。这种情感是流动在血液里的，是深植在灵魂里的。这种精神无疑也是文学精神，为人民而书写、为社会进步而讴歌，其作品里一定是装着整个人类的。一名合格的作家应该知道什么是读者喜爱的、什么是读者想知道的、什么是读者需要学习而稀缺的。拥有文学精神的作家应该讲究“三独主义”：独创的文风、独立的人格、独自的行走。因为作家的文学作品要征服人心、走进人心，靠的是文学的光芒、思想的睿智和暖人的情怀。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文艺要反映生活，但不能机械地反映生活。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浊流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真美善、在阴暗中看到光明，不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对人民深恶痛绝的消极腐败现象和假丑恶现象，应该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谈到作家行善勿恶，不能不谈到文人的品德。北京有一条赵登禹路，这是为纪念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而命名的。在赵登禹路北口有一座精美的四合院，它是周作人的故居。历史如此巧合，又如此捉弄人。一条胡同，竟然将两个在抗日战争期间有着不同命运、不同思想、不同气节的人连接在了一起。一位是民族英雄赵登禹将军，一位是文人中“骨头最软”的周作人。
    著名散文家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他在文坛上的名气一点都不比鲁迅小，甚至有人说他的散文水平远在鲁迅之上。周作人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却散布“中国必败”的言论成为汉奸。与为保晚节而郁悒病逝的钱玄同、在流浪途中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朱生豪、客死香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写出大量抗日歌曲却病死家中的音乐家黄自等人相比，周作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周作人文章一流、品德最差，所以才有了“周作人，不做人”的评语。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由此，我想到一则故事：印象派画家梵高的弟弟在巴黎学画时，长进甚少。梵高写信告诉他，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麦田里。种到家乡的泥土里去，你将于此生根发芽，不要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浪费你的生命。梵高对弟弟的劝说，对当下的写作者也是一个忠告。
    著名作家柳青说，他曾到过大城市，住过高楼大厦，但对写城市生活总是力不从心。他的根在农村，所以他熟悉农村的一草一木，写农村生活就顺手。写作要有一个相应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面对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作家需要通过作品帮助人们在道德行为上大翻转、大彻悟；而面对诋毁国民形象、重体量轻道德的文风，为文者需要通过作品实现社会的精神重塑，以积德修艺的文学精神使作品接上灵魂的血管，这才是文学的根本出路、作家的根本出路。作家的天命就是要感动读者，文学的目的应当是向人传达生命的气息和行善勿恶的人性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 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具有丰富故事的宝藏，但有多少作家真正从宝藏中取得真经呢？又有多少作家具备讲好故事的能力呢？作家必须要有深挖井的耐心，必须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当然，修为、知识积累、创新意识等，都是讲好故事的前提。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将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讲好中国故事，意义重大，要让我们的文化输出到世界各个角落，走进各国人民的心里，让中国人的思想智慧、创新理念、崇高的做人标准和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影响到世界上所有向往和平与进步的人。
    好的作品中有读者的影子。我们不能住在高楼大厦里，足不触地，闭门造车。只有接触芸芸众生，用眼睛观察色彩斑斓的生活，才能够写出人民满意、读者喜欢的作品。
    我曾一度这样认为，作品如太阳般会将能量照射给读者，给读者以温暖，给读者以希望。在今天，我忽然发现，读者才是真正的太阳。是他们的能量照射着我，催促着我为灵魂而写作，为人类的幸福追求而写作，为世界的光明而写作。
    （作者系满族作家、《民族文学》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