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对张玲玲的最初印象并不源于她的小说，而是2019年她和班宇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一篇对谈。在这篇名为《虚构湖景里的真实倒影》的文章中，两人讨论了文学中的真实与虚构、作家与读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阅读后，我能明显感受到班宇的文学观与他笔下人物形象之间的某种隐微的联系。班宇并非没有想过一些深邃的问题，但他却有意识地避免直接回应，而是通过写作本身，给出体验式的答案。这让我想起他笔下的主角，他们面目或许并不清晰，但他们在寒冷的东北土地上的脚步缓慢而坚实。
    张玲玲则在对谈中表现出与班宇不同的气质。她对文学中很多形而上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知，甚至已经构建起了这些问题背后的知识谱系。但同时，这个对谈也让我对张玲玲感到忧虑。这样的文学观或许会使她在创作伊始就将很多文学史中的名篇作为自己作品的对手。这不仅会给她的表达施加压力，还或许会使她产生如何安放自己文本的焦虑。
    在我阅读张玲玲的小说集《嫉妒》后，我的阅读感受也印证了最初的预测。小说集开篇的同名小说《嫉妒》就能够展现出张玲玲对文本的精巧打磨以及对命运的关注与沉思。童年的好友谷雪和许静仪，因为一场家庭变故而拥有了各自的人生轨迹。当读者一再期待两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重新交汇，两人的命运却只是如同平行的河流一样，奔向了各自的终点。
    正如黄咏梅在评论中认为，张玲玲的《嫉妒》是“反高潮”的。张玲玲显然希望通过这样的文本结构提醒读者：人生本身并不存在多么传奇的相遇，不断分别才构成了人生的常态。但我想补充的是，“反高潮”只是作者描述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与跌宕起伏式的写作方式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虽然采用后者的作家显然比采用前者的要多得多）。
    尤其在愈来愈多具有先锋性的文本不断被引介到中国的今天，一个新的叙述方式已经很难像80年代那样引发读者们的持续关注。对作家来说，决定其创作优秀与否的重要因素仍旧是文本中所传递出的有关于生活的质感与肌理。这也正是我最初认为《嫉妒》较为遗憾的一点。
    《嫉妒》更像是张玲玲多年来表达渴望的一次集中倾诉。文本既塑造了不同命运的主角，又希望在某些细节中阐释出人性的隐微，同时这些内容还需要屈从于张玲玲所安排的并行式的命运观念。当然，这些内容并非不可调和，但如此多的内容在中篇小说的文本空间中实在是有些拥挤而紧张。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借着张玲玲新书的发布对之前的书籍“大倒苦水”。恰恰相反，我认为张玲玲是一位兼具野心与才华的作家。小说集中的《无风之日》就表明，当张玲玲关注生活的细节，并将自己表达欲稍稍隐藏于文本之下的时候，她的文本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这也正是我在《夜樱与四季》出版后第一时间阅读的原因。需要承认的是，相较于《嫉妒》，《夜樱与四季》显然更难评价。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夜樱与四季》中驳杂的人物形象：生活在码头的青年、失落的剧作家、乡间行医的医生……正如黄德海在与张玲玲的对谈中表示：“张玲玲的写作展示了那些不说话的人的内心。”显然，张玲玲正在有意识地扩张视阈，并将自己的创作触角延伸到更为边缘的地方。
    02
    弗洛伊德曾经以自己的外孙作为观察对象。在一次日常生活中，他发现外孙看到自己的母亲离开房间后，他开始尝试不断丢掉、拿回、再丢掉自己的玩具。在弗洛伊德看来，幼儿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游戏不断重复断自己母亲的离开，以体验自己所爱之人与物离开的痛苦，同时期待他们归来的喜悦。由此，弗洛伊德认为，走向死亡的驱动力构成了人生命的开端。
    但我认为，这个小的案例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理解人生过程的方式。从宏观层面上，我们可以把生命视为一个从生的启程再到死亡回归的过程，但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同样可以把生命拆解为无限重复的、微观上的启程与抵达。正如卡尔维诺在《奥德赛中的〈奥德赛〉》这样描述《奥德赛》之于自己的启发：“也许，对奥德修斯——荷马来说，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在忆述同一经验，这经验一会儿存在于现实的语言中，一会儿存在于神话的语言中。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每次旅程都依然是一部《奥德赛》，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奥德赛。”在卡尔维诺看来，我们的阅读与记忆都可以视为奥德赛式的冒险，而我们正是在这种冒险过程中不断确认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在这一层面上，张玲玲与卡尔维诺达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默契。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夜樱与四季》中的故事，不难发现，张玲玲有意识地从《嫉妒》中的那种广阔的、全景式的视角中离开，转而关注生命中微观的、段落式的启程与抵达。
    《夜樱》中的男主角兜兜转转停滞在乡村中，女主角则马上准备离开男主角的村落；《四季歌》中的男女在北方交汇，同时准备开启两段迥然相异的命运；《洄游》中的小马早已适应一成不变的生活，但一次面对遇难船员妻子的过程唤起了他的停滞的内心；《奥德赛之妻》的男主角因为戏剧从而决定离开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张玲玲的叙事节奏明显有了质的飞跃。如果说《嫉妒》中的两名女主角如同两条平行线是稍有刻意的“反高潮”式的编排，那么在《夜樱与四季》中，张玲玲则尽量退隐到了文本背后，让笔下人物的命运更加贴近生活的真实。不同人命运长久的平行或交汇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化的状态，纷乱而错杂才是生活的真实一面。这也正是张玲玲在《夜樱与四季》中的一次转变。在这些篇目中，我们能够既能看到处在不同命运阶段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这些人们不断交汇、相互影响或是走向分别的过程。这种不同命运之间的错杂与共振无疑需要张玲玲对文本的精准把控。
    当然，如果小说集仅仅呈现出了这些内容，那么张玲玲这几年的潜心写作至多不过是在《嫉妒》之后前进了一小步。但在我看来，《夜樱与四季》中张玲玲将不同人命运启程与交汇赋予了一个重要的动力：爱。
    03
    一年前，当周嘉宁发布《浪的景观》时曾经感叹，在今天，作家描写纯粹的爱情变得愈发困难。在我看来，这一感叹与其说是爱情难以书写，不如说是女性愈来愈难以被定义。值得注意的是，《夜樱与四季》腰封也将文本“女性成长与抉择之作”。随着今天社会对性别问题的讨论越发深入，女性的社会身份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曲折、复杂。尤其张玲玲将写作场景放在当下，这种困难性将成倍地增加。
    当然，张玲玲《夜樱与四季》中对女性心理的描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些著名的女性作家，尤其是张玲玲多次公开表示欣赏的爱丽丝·门罗。但张玲玲与大部分女性作家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她对爱情的理解更接近于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爱情哲学。
    在巴迪欧看来，爱与情欲并不相同。爱表明两个独立的人，遇到了彼此，并随着爱的接触，会带来一场激烈的“事件”。爱带来的并非是返归自身，填补自己的欲望与享乐，而是打开了一个从“一”到“两”的可能性，并让人们以同一却有差异的状态体验这个世界。正如巴迪欧自己所说：“爱意味着从某一时刻开始，从差异的观点体验生活、体验世界……透过我们的差异性，世界朝向我们展开，而不再是填满我的视线。”
    可以说，巴迪欧对爱情的定义最适合用来描述张玲玲笔下的人物情感。这种情感绝非简单的性冲动，或是两性间的吸引力，而是更广阔的、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以《奥德赛之妻》为例，小说中的萧鼐在一次彩排中遇到了对他倾心的关杏儿。相较于关杏儿年轻与活力，祝楠的渐冻症显然表明着情欲的衰退。甚至张玲玲自己在文中指出，萧鼐和祝楠仅剩下亲吻和拥抱。萧鼐为什么倾心于祝楠？仔细观察萧鼐的经历，就能发现他早已经历过一次次生命的启程与停滞。一开始，他希望用戏剧打破自己无意义的生活，并经过努力，为了一名新锐剧作家，但随着自己的声望褪去，他发现“所有人都走了，只有祝楠还在”。祝楠对萧鼐的信念与等待，成为了萧鼐面对再次停滞不前的人生的原动力。
    事实上，张玲玲从来没有将爱情中情欲的部分作为自己写作的终点，而是跨过情欲，努力阐释生命本身的跳动与力量。面对关杏儿，之前有过出轨经历的萧鼐并非没有动心。萧鼐与关杏儿有着不同的对《奥德赛》、对爱情的理解，但真正让萧鼐恍然大悟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关杏儿对她父亲的执念，而是他最终通过这个执念确认，他们既不在同一起点，也不在同一方向。
    在《奥德赛之妻》的最后，充满生命力的萧鼐俯下身去倾听祝楠含糊而缓慢的声音。这是一幅如此浪漫的图景——生命力状态如此迥异的两个人，因为爱而融合为一。
    正如张玲玲自己在后记中写道：“我所写的是‘爱’而并非‘爱情’。”单纯的情欲从来不是促使两个人交汇的真正原因。只有两个人向彼此敞开，两个人才能启程向同一方向，并开始生命的冒险。
    此外，我也并不愿意将张玲玲笔下的人物定义为“底层”、“白领”或“文艺女”。张玲玲的写作并不是希望对这些身份本身进行探讨，甚至她会稍微模糊掉笔下人物的性别的特征。她只是将这些身份作为人存在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将他们放置在自己的文本之中，去感受生命中的不同境况。此时，爱成为了促使不同人命运流转、交汇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的时候，仅仅见证别人的爱，也能够给那些贫乏而干涸的人以生命的希望与前行的动力。《洄游》的最后，小马目睹了坚定、忍耐而充满信念的邬幼琴，这使得他拥有了“打破一切寂静，去往更广阔天地的勇气”。
    新书分享会现场的张玲玲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小说最后的《四季歌》的结尾。小说中的梁波与女友杨绥的分别过程自然是悲伤的。两人在分手之前动作与语言的小心翼翼，以及在说出分手后的情感的爆发与崩溃，无疑表明他们曾经存在着如此热烈且刻骨铭心的情感。但终究，两人互相意识到彼此理解的隔膜，生命也不再同频。
    在结尾，梁波终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人总应该为了一个人，去启程去泅渡，去重复那些欢欣的痛苦。”张玲玲特地补充了一句“他已经准备好了”。看上去，这是一次有点冷漠的遗忘，但我觉得张玲玲在这里并不带有一丝批判性的情绪。她是在通过这些文字提醒读者：时间不断推移，人与人之间也会疏离，但新的命运仍旧会到来，一如四季轮回一样，循环往复。爱的消逝固然遗憾，我们仍旧需要一直向前，去迎接生命中那些新的冒险行动。
    正如张玲玲自己描述自己的创作：“但小说仍根植于乐观，它是积极的行动。”张玲玲笔下的场景仍旧混沌，甚至有些悲观且虚无。但读者不得不承认在文本的某些角落中，那些旅程中激昂的生命如同一道闪电，暂时劈开了乌云，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它使得读者相信，某些根本性的、坚实的精神内核能够穿越悲观与虚无。这也使我相信，张玲玲的创作正在启程，并向更广阔的地方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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