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能够回忆成小说的人，也用小说来期待与追远。”很显然，他是试图在这部新作中表达内心的某种遗憾、失落、理想和愿景。这部小说创作于2021年，次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此时的作者已是87岁高龄。那么，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并且获得了极大荣誉之后，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要在鲐背之年一吐为快？他“期待与追远”的又到底是什么呢？在仔细阅读并深入思考之后，笔者认为该小说在王蒙的创作道路上确实显现出别样的艺术风貌与深邃的思想光芒。
    壹
    首先，是别具一格的艺术技巧与手法。
    小说的主要内容是90岁高龄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老人与小老弟王蒙，回忆他自1958年“出了事儿”后的生活历练、体验和各种遐想。应该说，这些内容与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有较多的重叠。只不过，时隔20余年之后，他的艺术处理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一篇题为《探寻中国文化更新与转换的契合点》的文章中，王蒙这样说自己在写作“季节系列”时所运用的艺术技巧：“在这个系列里，我追求的是一种把历史的讲述、回忆与个人的抒发结合起来的自由文体。”（1）他解释当时写作的心境：“人不能老是追求单纯，如果说我二十一岁半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有权利与愿望追求单纯，我现在六十岁半，也就是过了四十年后，我追求的已不是单纯，而是公正、和谐与适度的宽容。”（2）公正与和谐，是正义与价值的评判标准，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作者以此为准绳，对这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坎坎坷坷，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与批判——当然，这种“清理与批判”带有典型的王蒙式特点，声东击西、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也即他所谓的“适度的宽容”。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长图裁制血抽丝》中说，花了8年时间，写出130万字的“季节”系列，是想写“我们这一代人，写我们所经历的革命和新生活，写我们的心灵史，写人类的这种刻骨铭心的经验”。他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我希望我能写出真相，我能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词”。（3）由此可见，“季节”系列在貌似自由文体的外表下，其实蕴含着作者内心不平静的义愤和波澜。
    而在20多年过去后的今天，当王蒙再来处理同样的生活经历与题材时，他的心态变了。在《猴儿与少年》一书的“后记”中，他这样表述创作这部小说时的心态：“回忆中与泪水一起的，是更多更深的爱恋与亲近，幸福与感谢，幽默与笑容，还或许有飞翔的翅膀的扇动呢。”（4）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似乎是彻底“躺平”的心态，世事洞明、云淡风轻、不急不躁。其具体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角色互换。小说的主人公是1930年出生的某大学校长、省政协副主席、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施炳炎。他在90岁时，常常是情不自禁地“涌起了、满溢了对于六十、七十、八十年前的回忆，歌哭兼得，哀乐无涯，自我安慰，又实在不好意思，有不敢与不必……”（5）于是，他每每找到小朋友“王蒙”，与他唠叨、倾诉、交流、感叹。1957年“大鸣大放”后不久，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青山区镇罗营乡大核桃树峪村劳动改造，不久后他远赴荒寒边陲，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重新回到岗位。熟悉王蒙经历的读者都知道，小说中施炳炎老人的这段遭遇，其实就是王蒙自己的坎坷人生路。然而，在这里，作者却让一位大他几岁的老朋友施炳炎将自己置换出来。罹受漫长岁月磨难的是施炳炎，而原本的受难者则成了局外人。
    从心理学角度观之，当悲剧主人公转变为悲剧故事的旁观者与聆听者时，他已拉开了与悲剧的距离，成了没有利害关系的欣赏者与审美者。由于自己没有类似的情感体验，受难者一方的叙述也常常不能使听众或阅读者取得感同身受、震撼人心的作用。因而，在角色互换后，小说故事的悲剧性就会减弱，甚至会有冷眼旁观、不动声色的效果。
    二是回忆叙事。整部小说由主人公施炳炎关于大核桃树峪村的回忆（1958年、1960年、1982年、1985年和2016年）和一段畅想（2023年）组成。回忆是这部小说的主体。时间可以筛除掉许多不愉快的东西，也可以使被欺骗、被愚弄的生活，变成美好的回忆。因此，当王蒙以回忆的方式来结构这个长篇小说时，就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苦难、超越现实困境的可能。而且，回忆者现时的地位和处境，也保证了他与受难时不一样的心境。尽管从1958年开始，施炳炎遭遇了整整20年的人生厄运，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校长、省政协副主席。所有的坎坷，都似乎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所有的磨难，也都是成功路上的一个插曲、一朵花絮。因此，在小说中，沉重消失了，痛苦不见了，那段伤筋动骨、黯然神伤的劳动改造经历，仿佛成了一些美好的旅游活动。
    三是说笑逗唱。在一篇谈论自己创作手法多样性的原因时，王蒙曾这样说自己选择时的考量：“我写小说，有的是当散文诗写的，如《海的梦》《风筝飘带》，有的是当相声写的，如《说客盈门》《续聊斋志异》系列，有的是当回忆写的，如《初春回旋曲》《庭院深深》，有的是当寓言写的，还有的算是畅想曲，有的算是杂文。有的老老实实，有的不无油腔游戏，有的甚至是与读者开个玩笑。当然，玩笑也有格，有意思，有‘道’。总之，不拘一格。”（6）不拘一格的原因是“道”，也就是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决定小说的风格与技巧。施炳炎对自己的回忆特点，自我打趣道：“老了，有点糊涂，有点打岔，有点捯不明晰，这也算一种享受，一种特权，一种照顾，一种放松的幽默吧。”而他所拜托记录与书写的小老弟王蒙，则是被认为具有说笑逗唱、幽默顽皮的天赋。他情不自禁地说道：“王蒙本应该去说相声的啊。”而作为叙述记录者的“王蒙”则不好意思地客气了一下：“那可呛了马三立、侯宝林他们啦。”（7）这一赞一叹，也正好说明了小说的叙述特点与风格。
    总体来看，作者巧妙运用角色互换、回忆叙事和说笑逗唱等艺术手法，在《猴儿与少年》中营造出一种涉笔成趣、云淡风轻、诙谐愉悦的艺术氛围。这与已近鲐背之年的主人公施炳炎有关，也与虽历经坎坷但最终身处高位的身份有关。小说最后以8首打油诗结尾，其中第一首或许可典型地反映这部小说的趣味和特点：“云淡风轻近午天，群猴踊跃闹山巅。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写少年。”（8）
    贰
    如果仅仅将《猴儿与少年》视为一部轻松、逗趣的“老年人文本”，那就显然低估了小说深厚的思想内涵与锐利锋芒，也显然漠视了作家王蒙在此的良苦用心。在一篇名为《止于流血 止于画龙》的创作谈中，王蒙曾明确告诉读者，他喜欢在作品的表相之外，暗藏作者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写东西写多了，我最喜欢曹雪芹的一句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这句话到我这里得改：都云作者精——谁解其中味。”（9）王蒙提醒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必须格外小心，否则可能无法领会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层意味。具体到《猴儿与少年》中，我认为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透露着作者的匠心与巧思。
    首先，关于大核桃树峪村的设置与描写。这是施炳炎老人劳动改造的地方。1958年，他扛着25公斤的行李，奔波了13个小时，来到了这个山中村寨。这是我们在“伤痕文学”中常见的题材，然而，在王蒙这里，却鲜见落难者的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作者只是淡淡地描写着施炳炎的这次命运变轨。“他相信跌倒了，一定爬起来；误解了，一定正得过来；饿大发了，终会饱餐朵颐、鼓腮帮子；一团乱麻，照样能理好编织好一等缆绳一等织品。”（10）于是，他开心地学着背篓、积肥、扫盲，并与村民们一起跳神、爬树、玩猴。他认为阴暗可能化为阳光普照，窘迫可能准备着丰盛美满。大核桃树峪村并没有给施炳炎留下阴影，甚至隔了几十年以后，他的夫人老刘生了癌症，到当年这块受难之地转了一圈，竟然奇迹般地多活了5年。“大核桃树峪的空气、大核桃人的善心，已经被证明胜过了一切良药，它们为老刘赢得了五年阳寿增益。”（11）凡此，似乎都在说明着施炳炎并没有真正地受难，而大核桃树峪村，倒好像是他的一块福地。
    但是，这其实仅仅只是一个幌子，其间的轻，实际上凸现的是重；表面上的淡，表现的是内底里的浓。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回忆？王蒙的理解是：“所有的回忆的目的都是可能的，但也都被大大地简单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回忆决定了性格，回忆决定了身份，回忆决定了智慧和命运……”（12）当施炳炎老人离开了大核桃树峪村后，他于1960年、1982年、1985年和2016年几次回到那里，并缠着所谓名作家的王蒙老弟一定要将他的经历写成小说。这种种举动，其实最真实地暴露了他的内心。在人生的晚年，他最忘不了的就是大核桃树峪村，就是那场彻底改变了他命运的反右扩大化运动。尽管由于现在的“身份”，还有他的性格，使得他的回忆显得不痛不痒、轻描淡写，然而，在他长达90年的生命跨度中，这是一页永远都翻不过去的陈年老账，一个永远在深夜折磨得他流泪、惊醒的噩梦。浓到极处是淡，是沉默，是无言以对。施炳炎在离开那块受难之地63年后，仍然执着于追忆它、表现它，正是情浓到极处时疯魔般的心理呈现。因此，当我们阅读时，如果只是把施炳炎几次到大核桃树峪村的经历视为一般的怀旧，就忽略了小说在这里隐含的意义。它在提示着当今的读者，反右扩大化曾经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累累伤痕，直到今天，他们的心灵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其次，对猴儿的形象塑造。这是个动物形象，在小说中却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三十年前的《狂欢的季节》里我呕心沥血地写过1+1只猫。在三十年后的《猴儿与少年》里，我刻骨铭心地写了1+N只猴子。此1只猴子名叫‘三少爷’与‘大学士’。它们是我小说作品中的最爱。”（13）在该书封面上，还用黑体大字写着：“刻骨铭心的猴儿，王蒙把这本书献给它”。可见，王蒙对它的重视程度。不过，在小说中，它的篇幅并不算多，这也符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举重若轻、旁敲侧击的艺术风格。
    这是一只经区县动物园鉴定为属种珍稀的六神山直隶猕猴品类。有一次，从山上下来，被少年侯长友的二叔所收养，二叔经常带着它游戏表演、敲锣打鼓、爬杆上树、钻圈倒立、穿衣戴帽，甚至戴上眼镜，骑起自行车，滑稽又可爱。二叔给它起了个绰号为留洋大学士，小名三少爷，大概是因为戴上眼镜，一副文绉绉的样子。而它的脾气也与其他动物不同，它不服人，不讨好人。施炳炎觉得，猴儿的脾性与他少年时的性格相似。“它们不怕人，它们一般不攻击不敌视不警惕人，它们也绝对不服人不巴结人不讨好人，它们要的是自由自在自如自安自玩自闹。甚至它们在人前有几分自傲。”（14）他感到这个“三少爷”猴儿，与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许多的相似——三少爷是猴儿里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突飞猛进大潮大浪中的猴儿。
    而在大核桃树峪村民看来，这位被称为留洋大学士、三少爷的猴儿并不怎么顺眼，“……看耍猴的人们，却是以人们的经验认定三少爷是在自我欣赏、顾影自怜、手舞足蹈、自恋自苦、吟咏咕哝、如诗如魔、如梦如痴”。（15）于是，在三年严重困难的第一年，侯长友就把它放归野山。不过，没几天，它又找了回来，在长友家东翻西找，不但吃掉食品，而且还胡吃乱扔未经烹饪的原料与生菜。最后，忍受不了骚扰的长友用木棍打了它的红屁股，“三少爷”接受不了如此大辱，含愤而死。——猴儿特别在意自己的屁股，如果有谁向它大喊一声“猴屁股着火啦”，它都会与你搏斗拼命。施炳炎是在1960年返乡时听到猴儿死亡的消息的。村民们说：“挨打以后，三少爷愤忧已极，跳进原主人猴儿哥的院子，倒挂在猴儿哥家的榆树上，冻饿而死。”（16）
    三少爷猴儿的遭遇和命运，与其说是这个六神山直隶猕猴品类的，倒不如说是施炳炎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说中对猴儿的描写与感慨，其实正直面多年来我国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与信任方面的严峻课题。
    最后，是少年侯长友。这是施炳炎在大核桃树峪村的小友。当年28岁的施老师向15岁的他学习爬树、跳绳、游戏，而他没有一点歧视这个下放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有一次，他睁大了两只清明闪亮的眼睛，悄悄地说道：炳炎大哥哥，我觉得你的思想非常好啊，你绝对是好人啊！为什么会有人说你的思想不对呢？这话对于身处劳动改造中的施炳炎来说，是何等的温暖与体贴啊！从此，他将长友视为知己，视为自己在落难时的精神支撑，并在离开几十年后时时想念。
    活泼、机智、善良，侯长友与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有些相同，而其精神奴役的创伤与闰土一样深重。因为发展旅游的需要，大核桃树峪村与上游的小堰涛村发生了摩擦，他天真地想扮演一个主持公道的长者，但是不料却出了人命，于是他假扮为精神病患者逃到了外地的疗养院。在得知当年的大哥施炳炎平反后当了教授、省政协副主席时，他先后写了两封信，一是希望帮助村里具有高中学历的孩子们找个能挣月薪现钱的工作，二是请求为表侄女家的宅基地纠纷提供帮助。施炳炎接信后沉默良久，苦苦摇头。且不说省政协的虚职无法解决这样头疼的问题，即使能够办成，公权又如何可以这般私用呢？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公民，猴儿小友还真的有一大段距离啊！施炳炎的痛苦是：“富裕了，繁华了，开放了，美丽的土得掉渣的镇罗营与大核桃树峪啊，我到哪里与你们重逢、与你们乡愁、与你们话旧呢？”（17）
    如果说小说中对大核桃树峪村的设置与描写是在彰显施炳炎被记忆缠绕的世界，那么，对于三少爷猴儿的形象塑造，就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而对猴儿少年长友的表现，则是明写，是作者对于当下最为痛心的地方。尽管这三部分的内容，在作品中写得断断续续，或淡或隐，但是，当我们仔细品读、分析以后，作者的思想意图与深入思考，依然清晰可见、令人惊醒。
    叁
    王蒙一直是一位入世很深的作家。他认为：“文学与革命是天生地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信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18）这种文学就是革命的理解，典型地反映在他20世纪50年代的创作之中。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当文坛上文学主体性盛行、艺术至上主义成为一些作家的口头禅时，他仍保持了强烈的使命担当。他的主张是：“还是高尔基的那句话：‘文学是人学’。我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作在塑造人、研究人的心灵、美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心灵、开阔人的心灵、锻炼人的心灵、净化人的心灵这些方面起作用。通过做人类灵魂工程师，对生活起到促进作用，也可以叫干预作用。”（19）这种对文学功用的坚持与强调，在王蒙这里一直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他对艺术表现技巧和手法的运用。他相信：“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20）这部《猴儿与少年》，其入世的思想未泯，其艺术手法的创新未变，只不过，以往的屈辱和痛楚，已不能再如祥林嫂那样的喋喋不休；现时的荣耀和安适，也不应该张扬与显摆。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宠辱不惊、云淡风轻的小说，那么，我们也就没能真正猜透作家的用意，没有真正了解他的“入世”思想。
    这是一部充满着智慧的小说，稍不留神，就会忽略掉它的微言大义。比如，在小说的最后一节“山清水秀”中，已经听了施炳炎老人翻来覆去讲的大核桃树峪村的故事后，小说家王蒙自然萌生出要与施大哥一起去看一下的愿望，于是，他们畅想着回到了那个山庄。由于长友的张罗，山民们在北青山上把猕猴儿们引了过来，他们帮助猴儿搭窝，提供充足的饮食，镇罗营大核桃树峪成了猴儿戏之乡，招来了很多游客，连定居N国的侯守堂的子孙都与N国的游客来看猴儿戏了。
    这是一段纪实性的描写。想象中回到山村的他们俩，东瞧瞧，西望望，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规划和愿景。然而，在畅想开发农家乐旅游时，他们自然看到了山巅的那棵大核桃树，也自然想到了可以在树下办一个猴儿园，猴儿们从此有了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这就是王蒙在小说中努力表现的重要主题：善待“三少爷”，善待如“三少爷”猴儿般的知识分子。似乎是不经意间，然而却又是那么地急切。
    小说是可以用来期待和追远的，但是，作者却把它藏得那么深、那么远。“入世”是他永远的使命，而风格却随着身份、年龄、内容的不同发生着变化。
    
    注释：
    （1）（2）王蒙：《王蒙文存》第20卷，第107、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6）（9）（12）（18）（19）（20）王蒙：《王蒙文存》第21卷，第129、283、126、126、23、154、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5）（7）（8）（10）（11）（13）—（17）王蒙：《猴儿与少年》，第216、4、202、212、23、204、216-217、126、112、196、18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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