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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针对当下年轻诗人的写作困境所提交的回答无疑是确定的，他的诗学目标不是简单地发现客体，而是要考虑客体在何种代价以及何种方式之下，能让自身的意义成为可能。 一个诗人应该由诗集的形式来呈现自我。对于写诗者而言，“结集”本身就提供着一种整体、自足的暗喻，诗集必须是他处理诗学资源的第一手文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艺术所固有的立场始终在经受诗人们的“挑选”，我们读一首诗，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实践，读一组诗，作者实践的强度会产生新的特征，我们读诗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读诗人的“全部”。因此诗集既是命题，也是假设，它内部存在的“生命过程”总是对尚未完成的诗人形象发出邀约，只有通过对诗集的阅读，我们才能看见并感受更多，而诗的篇章则是能让我们延续这种阅读进程的“地图坐标”。 诗人刘康在诗集《万象》中以《灰色行星》《U型生活》《鹦鹉螺号》三辑来梳理自己的作品构成，当然，简单的分辑视野无法将作者的诗作化约在三种主题之下，但是“万象”一词本身又直指了宇宙内外的一切事物及现象，如果说非要辨认刘康书写的不同姿态的话，在《万象》中，他主要是在日常经验和阅读经验两个向度上进行了创造。刘康针对当下年轻诗人的写作困境所提交的回答无疑是确定的，他的诗学目标不是简单地发现客体，而是要考虑客体在何种代价以及何种方式之下，能让自身的意义成为可能。 因为对现实的未知抱有探索，刘康在诗作中引入的“航海”主题驱动了抒情的表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路减轻了当下诗歌囿于时代短视所带来的写作困难。见诸于《入海记》《环游记》《大航海：发现》《水手》《骑鲸记》等篇，诗歌的意义不再限于本土，世界范围内的对地图的“标记”使得《万象》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份缩略图，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康试图穷尽对地图的想象，正如毕肖普在诗中所言：“地形图不显偏爱；北方和南方皆近在咫尺/比历史学家更讲究的是制图者的着色”，色彩斑斓的地图美学在刘康诗歌里被发展成一种具有情感的“地理”，在《入海记》的开头，刘康便指出了对自身形成地理意义的“漂泊感”：“出发前我想到了搁浅。一个不愿在/陆地生活的人决定离开人群，还有比/大海更好的去处吗？” 是什么在诱使我们离开人群？又是什么让我们渴望大海？刘康在这里预设了一种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他必须在“入海”之前找到自己的位置，即陷于一种不愿生活在“陆地”、而“大海”也并非最好的去处的处境中央，在这个前提下，诗人通过对未知的想象来唤起自己的放逐感。不论是“帆船”还是“绳索”，它们都是大海航行所必需的凭借物，而涉入大海也和“离开人群”一样，首先给“孤独者”带来的是诗学意义上的无物之阵，“我”不但无所依附，并且还要暴露在四周都是敌意的紧张氛围里，从“陆地”向“大海”的出发也就构成了一种突围的姿态。从人称上来看，诗人使用“我”而不是“你”，这一动机值得 注意，因为《入海记》不是一次简单的个体肉身向外拓殖的抒情之旅，刘康似乎想在这首诗里构建一种精神上的真实，他不太愿意虚构一个被动的倾听者来接受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他需要强调“我”。而在诗中的“我”与作为诗人的刘康之间，明显存在着一种个人与美学的对峙。“我”可以用来强调漂泊感，可以直面生活的无意义，从而突出“离群”这一价值判断；而“诗人刘康”则需要保证这种想象能够被言说，并且要使前者拥有发生的可能。抒情者的声音在文本内部被发明出来，而诗人则在书写行为中不断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刘康自言，“唯独无尽的黑暗/和黑暗背后的孤独，让人深陷绝望”（《盗火者说》），另一方面，他也要考虑：“还有多少言语/在赶来的途中又折返回去？/群山用沉默替代了回答/像一茎枯草，在寒风中无声摇摆”（《语言的尽头》），相比之下，《入海记》更接近两种艰难共存于刘康诗心中所产生的结果，正是离群所带来的内指的恐惧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出海”的危险：“如果洋流的速度足够湍急，或许在/倾覆前，我就能找到系住帆船的绳索。”倾覆终将到来，而诗人为了反抗“搁浅”，进而将这种放逐自我的困难延续在了诗文的后半部分：“而海面依旧平静。一道被海水包裹的/夕光正沉入海底。不是暴雨迟来，/漩涡在凝聚前就看到了孤帆的结局/驾船者需要更长久的耐心，像浮岛，/像游鱼，像一粒析出水面的盐/随时都要做好，重新溶入的准备/而我之前生活过的陆地，不过是粒/更大的盐。” 盐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本身就能够代表日常中被压缩却始终重要的经验，同时，当“盐”与心理上的伤痕实现并置时，它又往往使人体的感受变得敏感而强烈。 刘康将这场直面无物之阵的内心旅行比作从海水里析出的盐粒，但他强调：“随时都要做好，重新溶入的准备”，如果说离群所带来的孤独和想抵达“伊甸园”乌托邦而不得的失意造成了诗人的伤口，那么，在《入海记》中这具理想化的肉体上，一直想要离开的作为大他者的“陆地”，无疑形成了一道颇具讽刺意味的屏障。直到这里，刘康想要在诗中抓住的“帆船的绳索”也失效了，更大的盐只能是诗人困境的析出物，一方面是抒情“我”在文本里受挫，航海的风景无法改变“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难堪，另一方面，这种退返的方式也成了刘康在大多数航海主题作品中的逻辑思路。 刘康不是那种玩弄语言的诗人，他对精神向度上我们难以言说的困境有一种独特的表现能力，这套逻辑并非只能依赖语言而成立，其实生活中的感觉都被他放到了日常的“地图”之上，诗人一一标记，为自己确认写作的位置。在《何以为家》中，他继续试图梳理着“生活”这座迷宫里盘根错节的种种关系：“它仍矗立在/树林的中央，等待一个又一个/离开后又承诺回返的旅人，周遭/是大片的空，以及空多带来的回响。” 无论是对生命意图的自我定位，还是诗人笔下私人化的风景书写，都属于一种情感地理。在《入海记》中，他能够朝向危险面对孤独，而到了收录《何以为家》的小辑《U型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危险被高度空间化，亲情和爱情关系重新结构了抒情者离去又归来的情感逻辑。比如他会说:“闯入者从来/都只看到自己的侧脸”（《参照物》），在这首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时间的小诗中，“变”与“常”的哲思最终造成了“逐流者已返身而去”的结局，似乎是在观照作为个体的诗人对家庭生活的新理解。而将这一“参照物”选入一众抒写家庭（或者家族）秘史的短诗中间，也许仍能反映出诗人对情感地理的那种敏感，“U型生活”无非是“一个维度里不同的平面”（《U型生活》），但当它由于破绽而无法真正形成闭环时，情感意义上的“回返的旅人”就只能通过横向闯入的方式来维系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纵向对比。 刘康的诗歌群像如同一幅“可以自行挑选颜色”的地图，它们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超越了本土，同时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具有历史性，那就是严肃情感逻辑的构成，它们属于刘康借助自己的文化常识来规范世界的一种诗歌活力。当代不少青年诗人空有诗歌写作的方法，但却不断忽视着抒情对象自身的本质，刘康坚守住了写“朴素的诗”的能力，对日常生活的“挖掘”是他的诗作中频频出现的美学框架。正是在这些结构下，刘康的诗歌渐成风格，比如说他的航海诗，比如说他作为“逐流者”必须返回的家庭风景，在写作自觉上，这些都涉及刘康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情感作为人的产物，它以何种面貌在诗中出现取决于诗人联类感物的能力。正如《万象》中常常出现的尼摩船长，之所以成为鹦鹉螺号的灵魂，正是因为他始终“情动”于自由正义，在今天看来，凡尔纳在小说中完成了某种先于科幻的人文想象，而崇拜尼摩船长的后来者——作为诗人的刘康——仍在继续着对情感地理的精准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