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看过刘鹏艳两篇小说，给我的感觉，几乎不像一个人写的。
    一篇是两三年前的《红星粮店》。可以说，那篇小说算得上是高标准地完成了一种“标准”的写作：通过“粮店”这一上个时代的产物的变迁与衰落，写出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以及伴随着社会变化衍生而出的人的关系的变化。许多经典作品都是这样一个格局，比如茅盾的《林家铺子》、陆文夫的《美食家》，当然还包括老舍的话剧剧本《茶馆》。毋庸讳言，对于这样的写作，我个人是高度推崇并奉为范本的。或许因为它太具有教科书意义，常有锐意求新的朋友对其颇为不屑，我的态度是：您也先完成一个试试。就像走道儿“顺拐”的人是没资格跨过踢正步直接在阅兵式上耍花枪的，又好比毕加索在把女人画得屁股乳房满天飞之前，一定已经是个具象画的大师了。而刘鹏艳能够写出《红星粮店》这种小说并且刻意去写了一篇这样的小说，说明她是足够让人佩服的。那个中篇不仅在塑造人物和谋篇布局上都一招一式深谙经典作品的规范，并且语言上也做到了朴素和言之有物，甚而通篇的气氛和腔调有意无意地隐藏了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特质，不看简介，几乎是可以忽略作者的性别的。作为一个情趣低下的人，我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欢迎而且号召女性朋友们凸显她们的性别特征，逛商场的时候看见高跟儿大蜜的前挺后撅常常喜不自胜，然而要是看小说，却不太喜欢读那种高度依赖内分泌、通篇渲染内分泌的“女性小说”。说句刻薄话，您痛经的时候看什么可能都异常，但那种异常往往是矫揉的，而且小题大做，不必诉诸文学，同仁堂有现成的方子。澡堂子当然得分男部女部，但一个足够优秀的作家是不必强调性别的。
    出于以上原因，当我收到刘鹏艳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世家英雄撰》时，心里是比较期待的。我很想看一看这个已经相当成熟的作家，在持续写作的时候会进入怎样一个状态。而既是出人意料也是理所当然，刘鹏艳写出了一部大为不同的作品。
    在结构上，《世家英雄撰》并不依赖于事件本身的因果关系，或者历史的因果关系，而是高度强调着作者在叙述中刻意提炼的一条逻辑线索，也即祖、父、孙三代人的形象对比。一切提炼都是主观的，关键在于作者究竟避讳还是强化自己的主观。在传统的写作方式中，小说家即使有着主观的视角，也会尽量让这种视角显得客观，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接近“真实”；而反其道行之的作家往往会肆无忌惮地强化自己的主观视角，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在意“真实”这种感觉的价值。从题目中没有采用“英雄传”而是选择了“英雄撰”这个字眼的变化，恰恰可以看出刘鹏艳在这篇小说中有个倾向，就是强调“叙事”或云“虚构”本身的力量。在这个倾向之下，小说语言的变化也是水到渠成的了。《世家英雄撰》不再沿用《红星粮店》中的冷静、质朴，而是变得夸张、绚烂、旁出斜逸并且剑走偏锋。当然，因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仍然是个男性，所以刘鹏艳的语言舞蹈仍然是男性化的，还带着点儿调侃和痞气，这仍能看出她驾驭语言的能力，也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而在读完她对三代人的高度生动的描述之后，对这篇小说的“意味”的归纳又成了新的问题：从表面上来说，《世家英雄撰》讲了一段“老鼠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的家族史，或者就像莫言在《红高粱》里的那句感叹——“奶奶，你孙子跟你相比，显得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然而仅止于此么？作者还有别的什么用意，比如通过人的对比强调时代的对比？或者还是归结于虚构与叙述，展示了“被讲述的历史”在貌似可信之下的不可信？这仿佛是都有可能的，而意义上的多种可能性，似乎恰恰是这种小说的特点所在。
    因此，我必须要尝试着理解刘鹏艳的这种变化了。不得不承认，这种变化代表着许多与她以及我同辈作家的焦虑：他们阅读量大，文学训练充分，熟悉小说的各种套路，因而在能够熟练地驾驭某些套路之后，便会渴望打破套路。与其说这种渴望来自于所谓“文学变革”或者“文体实验”的理念感召，倒不如说是一个有着足够能力的手艺人在磨练技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求新求变，类似于某些厨子照搬了一辈子八大菜系，总想琢磨几个“创意菜”。这种方向的努力当然是可敬的，但客观地说，努力的成果往往有限。比之于相对安全的既有的写作范式，又对应于小说这种发展高度充分的文体，往未知领域迈出的一小步都可能造成人们的不适应——甚至不仅仅是不适应，而是导致一个相当出色的作家出现令人大跌眼镜的“低水平发挥”。所幸刘鹏艳的这篇小说并非如此，在提供了一个新鲜架构的同时，她依然保持着《红星粮店》那种小说的气息，比如故事的畅快、人物的塑造和对人生际遇的感慨。
    这说明她并非是为了“求变而求变”，在希望“写得和过去不同”的同时，她也希望保持小说更加本质的特性，也即对人物的关切和对生活的反思。而在这个基础上，刘鹏艳也许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写法上的“不走寻常路”是否恰恰是为了把一条从未偏离方向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于“求变”这一冲动的价值与意义，我想她能够作出相当达观而辩证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