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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中国客人》写的是后苏联时代的故事，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勾连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多年。 写完《伊斯法罕飞毯》《中亚的救赎》《我所知道的塔什干往事》等篇目后，我才恍然想到这番系列写作的独特性。在经历更南方的“塔什干”，创作完勇敢的“月亮的女人”阿依后，领略到中国人初次融入世界的悲伤，我似乎又记起没有完成的事：那冰冷的远方，从后苏联时代开始的，有些关于高原与草原、欧亚之间河与桥的故事。图景是一条河流构成的，现实中的河（还有一条河，那是人类往前的潮流中流淌的河），其中还有一座桥参与。小说里的“欧亚新希望”餐厅提供了彻夜聊天的场所，里面有一道冷盘，“摆成城堡与桥的形状”，在我看来，它是化身，是欧亚之间的桥，我很想让它成为二十一世纪彼此能够沟通的渠道。 《海边的中国客人》完成了我构造“亚洲系列”的心愿，在发给《福建文学》的创作谈中，我喃喃自语般地写道：“亚洲人的命运总是一体的，活跃在中西亚的中国人连接着当地和国内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便在人物恩怨中展开了，欧亚，这一幅大的图景，在如此深远的纵深中，个体的选择与命运融入了历史，芸芸众生总在做些什么。在这历史语境下做些什么呢？是见证者呢，还是行动者，是无奈者呢，还是无聊者，小说的完成过程中，自然会给出答案。文学作为映射的艺术，在我们的时代，它依然能够展示时代，我总是怀有这样的信心，但这需要具体人物去连通，用文字去做结实的墙。 写作沉河时，我就像在描写自己。这话在多个场合，我都说过。这确实关乎到我自己，“我来到这里，到底为干什么呢？”我总是询问自己。那么刻画一个与我一样的中国人吧，把我自己放进中亚，而这样一个人物喜欢独处，享受忧伤，他喜欢瓷实的声音，带着一种疏离、警醒、负责的工作态度，他还会犯错。他是汉人，却喜欢马，他常给马梳理鬃毛，照料妻儿，管控社交的距离。在具象的“马”后面，还有更虚的一面是他深望着现实，他站在河边，就这样望啊望，无能为力，痛心疾首，最后把照片丢进额尔齐斯河。就是这样一匹深沉的马，历史中的马，特殊语境下的马，在这里，化为点点滴滴闪光的雨，滴在冰冷的玻璃上。冬季连绵的雨夜，不是主人公的他听着揪心故事。 这样说，系列写作中，继飞奔湖中飞毯的帅奎后，我又完成了两个独特的人：沉河就像“月亮的男人”，沉河和阿依，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乌兹别克女人。而且，两个人都不是主人公。 我写作“客人”时，时常想起名画《第聂伯河上的月夜》，画里透露的幽光，化为一点点光色与留念。 我又想起《如歌的行板》。它是改写自曾经被认为的东方——“小亚细亚”的民谣，而我们这真正的东方在后苏联时代到底是如何参与欧亚大陆的故事，欧亚之间河与桥的现实到底是怎样的呢？我希望读者能从这篇小说里找到少许解读。 更前卫的问题是，我们该往哪里走？这便涉及了当时态下的选择，作为孤勇者，他总是会选择更有责任的道路，无所畏惧地接受现实的改造，走上自我剖析和更新的心灵道路。写作《海边的中国客人》前后，我反复地查看库切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奇迹般的年代》，库切分析陀翁在“历史性危机”和“他个人生活恐怕也是如此”（指危机）下的写作背景，同样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奇迹般的年代，而这需要我们留下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