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出版，66.00元

我对印刷史无太多研究，铅字印刷时代曾有五年的印刷工作经历，不过那是早年的事，当初也未知铅字印刷工艺与工序会成为历史，偶尔看到相关谈论印刷的书籍，多会作些留意，看看学者们的研究，学习不曾知晓的知识。但学者毕竟不是印刷工人，研究难免疏漏，比如家庭所用胡椒碾子的棒子是如何安装进去的，年轻的时候淘气，拿这个问题难倒不少设计院的工程师，其实问一下木匠就会明白。印刷史也有类此的事，譬如谈到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国外有学者推测第一部摇篮本《古登堡圣经》需由二十余人完成，大约他不知道许多印刷工序可由一个人承担，尤其活字印刷术发明初期，节约地说，三人即可完成这本书的印刷工作。

手边有几册印刷史，聪明的写史作者多不涉及细节，或有细节史料的也只是照实引用，看不出对错。腊月小年当天收到《中国印刷史新论》，却是难得的关于活字印刷史研究的专著，作者艾俊川先生治古典文献专业，二十余年前即在网上读到他相关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文章，可见其对此事的专注。是书由印刷源流篇、活字印刷篇、版印文化篇组成，为这些年的文章结集。这是件颇考验作者的事，将不同时间里的研究贯以一致，需有极深的学术修养，同时也能看出作者不同时期的认知和研究进程，以及观点的摇摆，譬如对活字制作工艺，是翻砂铸造抑或雕刻，始终不能确定。再譬如铜字的材质，青铜与合金铜难于界定。其实中国古代铜活字铸造或称浇铸，比较契合，翻砂则未必，因翻砂是粗活，制作大型器具较适宜，如青铜器皿，箭头等，铜活字上的笔画不仅粗细不等，笔画边沿也需光滑无齿，用翻砂似难成立，而翻砂做成的东西皆需后期抛光打磨，这在当年打磨工具尚不具备，无法做到每个字都精细处理。而铜可分为生铜与熟铜，铸字是浇铸，当然用熟铜，因此字范就不能使用木造，木范会被烧融的铜烧焦。我能想到的方法是，用一大盘筛细揉熟的胶泥，待其稍硬，用刻好的木字按压在胶泥上，排布出五十或一百个，用熟铜一次浇铸即可得之若许活字。造活字的目的是简便省时省事，无需把自己搞得苦不堪言。

那么，如此便利的活字印刷为什么未能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印刷业的主流，作者有《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专论，综合五种包括黄永年先生在内的观点，无非文化或习俗，作者将多年来学界对此的争议作出归类，条理引据皆摘录其中，一读便知观点。我比较赞同作者的看法：“这些理由，都是人们从今天的观察角度推论出来的，有的言之成理，有的则未必符合事实”，我藉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实，做过铅字印刷的人就知道，中国古代活字印刷之所以难以发展，是因为没有发明汉字的字架，当铸造的活字成千上万的时候，捡字就成为难题，而使用过后的活字，回收的存放也是难题。正是因为没有发明字架，罗振玉旧藏活字才有“钻孔贯穿”特征，为的是将同种字串在一起便于寻找。自1450年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至1500年这五十年“摇篮本”时期，活字印刷仅印刷书籍约有三万余种，六百多万册，并迅速取代仅巴黎一地就有六万抄书人的手抄业。对比同时期，活字印刷在中国毫无进展。在1450年至1850年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虽不断有活字印刷新技术传来，却依然举步维艰，直到八年后的1858年，美国传教士威廉·姜别利在宁波发明汉字元宝字架，中国汉活字印刷终于挣脱羁绊。这个困扰中国活字印刷发展的难题一经解决，图书、报纸、杂志、公文等中文印刷需求激增，及至1908年这五十年间一统天下，一举取代雕版印刷，但事实是否真如此述，则难以定论。

藉此还可多说几句关涉活字印刷题外话，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发明较之1450年约翰内斯·古登堡早出四百余年，从史料上看，古登堡是为金匠，懂熔炼，其时西方已发明专利保护，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除自己印刷书籍外，尚可卖专利，卖铅字，代其他印刷厂制版，多方盈利，本意并不限于单一的制造活字。又由于西方文字为字母组合，少去字架排放寻找之忧，便于推广，使得活字印刷事务遍地开花，由德国美因茨而意大利威尼斯而法国巴黎，正因为活字印刷带来书籍传播，知识普及，人们逐渐觉醒，开始摆脱中世纪宗教束缚，致使文艺开始复兴，成为人类历史辉煌一笔，被称为上个一千年改变人类生活的唯一伟大发明。中国的活字印刷未能成其功绩，引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