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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无论怎么变 文学的功能仍在人心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北京青年报 newdu 参加讨论


    孙甘露谈文学杂志、文艺青年及读书会——
    无论怎么变 文学的功能仍在人心
    
    
    
    2014年2月15日,王安忆走进思南公馆,第一场“思南读书会”就此开启,从此以后,每周六下午准时相约,迄今已经持续了三年。
    李欧梵、刘恒、格非、韩少功、贾平凹、陈思和、毕飞宇等华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奥地利重量级作家彼得·汉德克,法国哲学家夏尔·佩潘等海外作家、学者都曾来此交流。
    奈保尔在上海度过82岁生日,“诗歌之夜”上千个读者的热情让他非常惊叹。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把他在这里的经历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骨钟》,“我们从来没想过任何文学作家拥有如此规模的热情粉丝。”
    2月25日,“思南读书会三周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大型文学双月刊《思南文学选刊》正式面世,孙甘露任主编。
    文学杂志
    北青艺评:这几年我们一直都在听说文学刊物不景气之类的坏消息,为什么还要逆势推出一本文学杂志呢?
    孙甘露:这背后有一个大背景,上海书展2004年开始,到2010年世博会之后,上海书展逐渐变成总署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书展,书展主办方一直也在考虑如何国际化。之前也有邀请国外的作家。2011年开始做“上海国际文学周”,邀请中外作家、港澳台作家来上海书展,到2016年已经做了六年。由于书展现场相对比较嘈杂,不是很适合进行深入的讨论,所以有关领导想是否可以搬出来,思南公馆有这个意愿,第三届就把文学周的作家交流活动放到思南公馆。做完后,作家和媒体都感觉不错。
    但是书展一年一次只有一周时间,是否可以常态化?选在了思南这个地方,当时我们一激动做读书会,也是初生牛犊,决定一周一次,这个工作量真是吓死人,这样做下来已经三年,除了过年,每周都做,甚至一周两场、三场。做这件事的人都是兼职,李伟长、王若虚是坚守时间最长的,基本都像做义工一样。三年我们做了165期,请了近430位中外嘉宾。读书会是以文学为主的,现在做了三年,第一年的时候出了一本文选,是到会嘉宾演讲的记录,第二本也编得差不多了,既想把活动持续做下去,也想把思南读书会形成的效应、品牌和阅读文学推广、延续下去,所以我们想是否办一本选刊。
    另外,还有一个契机,上海作协刊物比较全,《收获》今年创刊60年,《萌芽》去年60年创刊,还有《上海文学》,我们有很多老牌的文学杂志。《上海文化》2008年才办,是一本文学批评杂志,但一直没有选刊,这也是上海作家、编辑多年的一个心愿,《思南文学选刊》是上海作协的第一本选刊。
    北青艺评:《思南文学选刊》展现了一种崭新的样貌,封面设计就很活泼,粉色系一般杂志封面很少使用。而且特别明显能感觉到它是定位于中青年趣味,里面很多栏目的设置也是闻所未闻的,比如小说没有了,改成了“叙事”,还选了《人工智能起源》这样的文章,很有意思。
    孙甘露:这个杂志得到了来自企业的大力支持,这也是社会化办刊的一种新的探索。刊物主要的编辑是黄德海和项静,另外上海有一大批青年学者、作家都参与了创刊,张定浩、木叶、BTR、盛韵等等,还有你说到设计,是一个1988年的年轻人,他们说白粉黑是今年流行的搭配色。
    我觉得做文学研究、批评、创作的人,三四十岁的年龄就应该出来独当一面了,巴金、茅盾出来办杂志、做出版的时候都很年轻。从另一个角度说,三四十岁也不年轻了。在事业和专业上已经成熟了。另外以前的选刊相对比较单一的门类,散文归一类、长篇小说归一类、中篇小说归一类,这本选刊是散文、诗歌、随笔等都在一起,当然这个随笔是偏学术性的。
    “小说”改成“叙事”,是因为虚构和非虚构都在叙事。我们不但在文学杂志中选,也从网络媒体、书里选。“对读”我们也是想选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尼克这篇文章原先是放在《上海书评》上的,叫《人工智能的起源》。现在计算机下棋很火,人们由此激起的关注涉及背后很深的思考,后面一篇小说是机器人写的。我们把相关性的内容拿来做一个比照。版式上它虽然是杂志,但其实是按书的方式来做,这样阅读起来比较舒服。
    我们的选择不完全是中国的。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一直伴随着翻译的影响。早期的许多作家自己都是翻译家,鲁迅、巴金都做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受翻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中国的作家。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文学的翻译腔,遣词造句的问题,实际上受外来语言的影响,这从翻译佛经就开始了。今天大量的语汇当初就是翻译过来的,语言的杂交和汇流一直在影响着中文或者汉语写作,更不要说态度、风格、文学观念和理念。所以,我们希望在创作、翻译出版的第一现场,发生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放在共时性的场域里面观察。
    北青艺评:“选刊”创刊的消息一发出,几乎在文学圈里刷屏了,我看有作家评论说它很纯粹,没有“创作谈”一类反人类的东西。
    孙甘露:好的创作谈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之前也想创刊号是不是有一个发刊词,对文章有一个大致的综述。最后我们认为不要做这样的事,你选什么本身就是一个态度,不要阐释了,而且你一说就窄了。你的标准、态度、趣味都在选择里了。文学作品各家有不同的选法,前辈选刊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文学作品的选择是很复杂的事,有的作品一出来就获得满堂彩,有的作品要慢慢显现出意义,被反复解读、反复研究,各种情况都有。我们尝试着在活跃的文学创作的局面里把握某种脉动,在作品背后有什么趋势性、美学上、文学创作或者思潮上的脉动,隐含的东西通过选择是否可以找到。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也是我们想通过作品表现而不是创作谈来梳理的原因。
    北青艺评:其实文学刊物的改革是这几年的一个大趋势,前几年媒体都在报道文学刊物陷入困境,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文学刊物如何去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国外一些文学刊物《纽约客》《格兰塔》《巴黎评论》都很棒,我们好像缺少一些这样的刊物。
    孙甘露: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总体来说当代文学有不少的问题,但是中国有写得非常好的作品,拿出去不差的。你提到的这几本杂志他们选的基本都是一流的作家,《格兰塔》比较关注年轻一代的作家,关注青年的趣味。我们也是想多发现一些年轻的,正在成长中,显示出潜质或者相当成熟的作家。
    谈到文学杂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80年代的《收获》,对文学的创作是有引导性、示范性的,《人民文学》也是一样的,对一个时代是有影响的,杂志也是一个特殊的载体,实际上也参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但现在的情况有很多原因,笼统讲是媒体介质发生变化,很多阅读时间分摊掉了。还有载体的问题,以前看小说为主,现在看电影、看电视、玩游戏、出去旅游,人们消遣的方式多了,除了专业的人,对大多数人来讲阅读是消遣。以前不能出国旅游,就在家看看书。另外,杂志比较多也是一个原因,中国是出版大国,一年几十万种图书出版,畅销的总是少数。
    文艺青年
    北青艺评:这些年“文艺青年”这个词虽然老被嘲讽,但其实它一直是一个热词。这个群体又开始起来了,如何满足一种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文学趣味?有一些市场还没有被很好地满足,我感觉你们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新的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让我很吃惊的是,杂志创刊消息刚刚发布,就已经卖断加印了。事先想到会有这种“盛况”吗?
    孙甘露: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对阅读有期待,他们的口味,我不能说“更高级”,但更“多元化”。这也是多出一本选刊的可能性,可以有新的选择。罗兰·巴特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说上讲治学,“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乐趣”。很多时候阅读也是消遣,是一种陶冶,但年轻人也需要知识。
    北青艺评:谈到文学杂志的改革,我们看到《收获》在数字化,《萌芽》也在改版,好像大家都意识到不改变不行了。
    孙甘露:像《收获》这样地位崇高的文学杂志,实际上一直在做很多新的尝试,比如上世纪80年代连续几年的先锋文学专号,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尝试探索的侧重点不同。像上海文艺社的《小说界》,今年改版专门做短篇小说,这本80年代创刊的杂志,尝试跟传统的文学杂志不一样的编辑思路,每期有主题,然后约作家来写。文学杂志多年来就是这样,很多人都在探索新的编辑方式,《萌芽》下一步还要改,继续在编辑上下工夫,适应现在年轻人的趣味和口味,以及发掘新的可能性。
    现在的90后、00后的口味怎么可能跟50后一样?日常经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小时候有一口肉吃,就高兴死了,你现在给他一碗肉,他还挑三拣四。年轻人生活在物质相对富裕的环境,口味肯定更刁,这是现实。我们在尝试有没有新的空间,年轻人还是需要这样,怎么提供一个适合他们的产品,又坚守文学的品质,经典文学的高度,这是我们要看齐的东西,同时又尽量观察到现在活跃的创作,同时又给年轻一代的读者提供适合他们,或者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更关注当代文学。现在的年轻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你糊弄不了他的,他不喜欢看,你也没办法。
    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要充分了解、关注,在前面的基础上找到好的东西,推荐给年轻一代,同时以适合他们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求。但这个不是迎合,我们也不能说引导,我们处于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中。
    北青艺评:《萌芽》改版效果好吗?
    孙甘露:现在《萌芽》的运营总体还是可以的,但是和其他文学杂志比较怎么样,我不太清楚。《萌芽》在2010年转企以后,直接面对市场的挑战,压力还是很大的。做文学杂志的同行都知道眼下的情况。我想再观察一段,《萌芽》的思路还是要调整、改变。80后韩寒那一代都已经为人父母了,现在《萌芽》的读者已经换了一代人,而且读者远比你想象的聪明。固执、糊弄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读书会
    北青艺评:还想跟你聊聊“思南模式”。国外有很多文学之家,但是中国思南文学之家还是挺新鲜的,当时怎么想到的?
    孙甘露:首先这件事是政府在支撑的。巴黎塞纳河畔有书摊,思南在做读书会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露天的市集,固定每周六出摊,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巴黎书摊也不是每天都很热闹,而是这么大一个城市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就像家庭里搞书房不是为了充门面,而是要看书。每年学院、出版社、作协甚至大家在私人的饭桌上交流很多,其中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分享给社会公众呢?古人讲“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对公众、年轻人来讲,可能某人的一句话就点拨了你。思南读书会是政府和专业机构做的,为什么不可以把资源分享给社会和公众?这就是办这件事的想法。每年上海社科院、大学的讲座很多的,只有十几、二十人,是很小的研究性的模式,为什么不能把墙打掉分享给社会?
    北青艺评:这些年,很多外国作家都来过思南,听说奈保尔在这里看到竟然有那么多人来,甚至流露出一种惊恐的眼神呢。
    孙甘露:不,他是非常兴奋。我们在科学会堂做诗歌之夜,他挺震惊的,因为来了一千多人,他说全世界没见过这样的,来二三十个人不得了。他非常高兴,感觉这个国家对文学很重视。感觉很振奋,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读者喜欢他。有一千个人出现在你面前,和出版社告诉你,你的书卖了多少是不一样的感受。知道奈保尔的人都知道他很毒舌,我跟很多人说不要往前凑,否则呛你一句,你一辈子就跟盖了个图章似的到处走。但实际上,你看奈保尔的作品就知道,他对人性幽微之处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大部分作家尤其是好作家,写东西很尖锐,但日常生活中都很客气的。越是对人性了解,相对来说越是宽容、温和。所以尽量看好的一面,背后不堪的东西哪都有,不堪的时刻一生中有多少?老抓着这些有什么意思?
    北青艺评:做了这么多年读书会,效果很好,还有人把你们的读书会比喻成灯塔。有什么好的经验吗?现在做读书活动的很多,但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形式大于内容,不知道您怎么看。
    孙甘露:经验谈不上。我也参加过一些别的读书会,了解不是很全面。从工作实际来说有两点,政府支持是很重要的,从上海来讲,这个城市的读者有这个需求。做这件事,企业的支持不用说了,杂事很多,现场维护、安保等等,团队要约请作家、策划选题、前期宣传、后期报道等等,一大堆事,都是作协的年轻人和主办方、承办方一起搞,做这件事的人都是爱这件事,没有什么回报,都是业余时间在做。从读书会的角度讲,刚开始的时候来宾会时多时少。我说咱们是读书会,不是演唱会,不要过度关注人多人少,人气旺当然很好,说明大家有热情,但不要追求这个,有二十个人,就按二十个人做,有一百个人按一百人做。有一年冬天上海零下五摄氏度,非常冷,挤满了人。还有一个盲人读者经常来,非常感人。
    岸边的灯塔就伫立在那儿,这是它的职责和使命,人们在漆黑的地方看到航灯,有指示航道和抚慰人心的作用。或者走夜路,在山野看到远处有灯光,有人家,心里就定了,我觉得读书会起到的应该是这种作用,不是好像有多了不起的指路明灯,而是温暖人。作家写作本身是很孤独的事,也需要安静,但写作的潜在内涵是跟人交流。读书会也好、出版也好、发行也好,跟读者见面也好,都是交流。以前见作家没这么方便,很多读者给作家写信,现在买书这么方便,为什么要去书展?为什么去读书会?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工具、传播方式什么都会改变,但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人跟人要见面,许多隔阂就是靠见面消除。文学主要的功能还是人心,不是竞赛,看你跑多快。一定要尊重读者、尊重嘉宾。一般读者读小说,不研究你的文体、象征和韵律,只是受作品的感染,作用于他的心。现在有医学研究发现心的作用比脑子的作用还强大,心脏本来就是生命。文学作品就是打动人心,首先作用你的是感情,道理是隐含在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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