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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还特别强调方法论地方主义（methodological localism，中译本做“地方主义方法论”）和理论的多元主义（theoretical pluralism）。方法论地方主义强调地方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李丹说，地方研究是社会研究的显微镜，它能帮助我们获得对历史进程的最为细节和准确的理解，即使研究是希望得到对宏观社会现象的一般性的概括，也必须建立在对地方层面的社会现象的审慎研究的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方法论地方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差别主要是侧重点的不同。方法论个体主义主张个体是社会结构和因果关系的载体，所有社会作用都是通过特定时期中组成群体的个体传播的；方法论地方主义则强调个体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具体环境，以及个体活动者的社会性。李丹说，社会现象不是单一因果且始终如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提供一套全面的解释。理论的多元性既不是自相矛盾，也不意味着概念混乱，而是对复杂的社会进程中的多元因果关系的一种清醒认知。关于这一点，李丹特别列举了黄宗智运用三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理论模型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例子。 李丹说他讨论的中国研究的案例都运用了一些更为宏观的理论框架，即关于社会变迁的假说，来考察具体的经验问题。这些理论框架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文化）诠释理论。李丹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是它所依赖的经济理性概念过于狭隘，因此他主张把经济理性扩展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不仅包括手段-目的推理，还包括对承担义务、道德价值观和自我概念的深思熟虑；理性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很少关注制约和影响个体选择和决策的结构和制度环境。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些局限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局限。 李丹说，指出这些主要理论框架的弱点和局限并不是要怀疑这些理论的意义，而是要说明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令人满意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 通读全书，我们会对他极力强调理性选择在理解社会现象和进程中的作用和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留下深刻的印象。李丹反复强调，社会现象有因果解释，社会现象是理性的个人行为的集合结果。不过，如前所述，李丹强调的理性选择不是简单狭隘的、形式主义的经济理性，而是一种经过推广的、包括了对非经济非物质利益的计算考虑，同时关注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实践理性。他认为，这样一种推广了的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是他书中所有中国研究的案例所共享的一个解释框架，只是这些研究个案各自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个解释框架强调社会历史参与者的动机和理性决策，并把社会现象解释为在结构性的选择环境中理性个人决策的总和。根据这个理论框架，要解释某个社会现象，就要充分说明:（1）构成行动环境的选择条件；（2）在这些条件下，理性而谨慎的人们所选择的各种策略；（3）这些策略的总效应。 那么，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做出的具体因果解释是否具有跨时代、跨文化的普遍效力呢？这是本书一开始就关心的问题，更是社会科学哲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每个从事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不同的文化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不可能构造出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跨文化的理性概念。比如，吉尔茨争论说，理性选择的研究甚至无法开始，因为需求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文化相关的，我们无法独立于特定文化来刻画人们的需求特征。李丹根据本书的案例研究反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这种立场。他说，虽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species）在许多方面肯定具有共同性。就拿需求来说，中世纪领主对军事技术的需求、儒家士大夫对宁静的追求、美国青少年对喧闹音乐的喜好，都与各自的文化相关，但不是所有的人类需求都如此参商悬殊。有些需求，如食物、住所、衣服、人身安全和医疗服务，是人类共有的，人类的许多实践活动是直接为了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研究与这些基本需求有关的活动并不需要做详细的文化挖掘，理性选择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这些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现象和进程。因此李丹强调，跨文化的因果进程源自于物质环境和人性的某些特点，这些进程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洲经验对理解亚洲经验是有帮助的。这些讨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眼下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虽然，谁都不会否认，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人类社会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价值准则，要求所有人坚守，值得所有人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