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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的英文版出版于1989年，在此前五年，柯文（Paul Cohen）出版过一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柯文的书与李著颇有点相似，两者都可以归入学术史一类的论著。但柯文的书是对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倾向及新近发展趋势的一个分析讨论。柯文本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他的书关注的是中国研究领域本身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李丹的书虽然也分析讨论中国研究的一些重要论著，但他的兴趣和关注显然与柯文不同，他是以这些中国研究的著作为案例来讨论更为一般的、与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有关的哲学问题。柯文的书告诉我们中国研究领域的潮流和趋势，从而提示我们应避免旧的偏见和窠臼，追随新的研究范式。李丹的书则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在研究乡村中国社会和历史时的优势和局限，从而展示应该如何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从事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研究。 李丹开宗明义，说他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逻辑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理论模型对社会解释的效力与范围。至于为什么选择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农民社会来讨论上述问题，是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两个主要社会解释模型: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以西方近现代工业社会为蓝本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模型是否具有普适性的最好检验是将它们应用于非西方的农业社会；之所以选择中国，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非西方农业大国，可以用来检验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而且还可以回答他非常关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跨文化的社会普遍概括的关系问题。 李著原为八章，中译本又增加了六、十两章。前面五章讨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于乡村中国研究的几个重大课题和辩论，如小农经济的性质（是道义经济还是理性自利的小农）、传统中国的区域体系、技术突破、农民起义、增长或过密化问题等等。对这几个重大课题的讨论涉及了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几乎所有主要的英语论著。后面四章则是对乡村中国研究中涉及的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问题做进一步的哲学层面的讨论。 此书涉及大量社会科学哲学论辩，加上翻译困难，所以中译本在一些抽象的理论讨论部分比较晦涩难读。本文对照英语原版，将李著的主旨先做一个简明提要，然后做讨论。 李丹这本书通过对中国研究的一些重要论著的讨论分别涉及几个理论领域: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社会元理论（social metaphysics，中译本译为“社会的形而上学论”）、方法论以及社会解释的主要理论模型。在社会科学哲学层面，李丹讨论了社会科学中概念框架的逻辑特征、理论的作用以及解释和经验论证的特征等等。首先，李丹强调经验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中心地位，认为社会科学中的争论，原则上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得到解决，他因此坚持“客观的”社会科学是可能的；其次，李丹说把他的分析引向经验主义哲学的是他对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中译本做“个人主义方法论）所持的立场，方法论个体主义主张对社会宏观现象的解释必须建立在由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等构成的微观基础上，本书所讨论的大部分论著都直截了当地试图阐明推动各种社会进程的微观机制；第三个方面涉及社会解释的逻辑，李丹说，自然科学研究通常从一个普遍的演绎理论出发来推测或观察具体事实，以此来证实或证伪理论。而他在书中所讨论的所有中国研究论著的个案都对其研究对象寻求一种具体的、经验的因果解释，理论框架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演绎理论来推测事实，而是用来分析社会现象和提出因果假设的工具。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认识论的最困难之处是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如研究方案的设计与论证，资料的收集与评估，以及对经验现象的判断等。 关于社会元理论，李丹首先认为存在一些社会类型，它们重复出现并具有相似的因果结构和历史。其次，他争论说，社会结构可以解释为对个体行为施加影响并体现在个体行为模式中的一组制约和激励。第三，人们在制度和结构的背景下追求目标，他们的行动会产生因果效应。这种社会本体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原则是一致的，因为它把社会因果和社会制度与结构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