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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当然不会拒绝这等效果。作为早已或者说本应和社会发展高度吻合的当代艺术，郭海平认为其对社会进程及现状、思潮的干预、批判、反思、挑衅乃至颠覆，是司空见惯和必须的。艺术不再是社会的润滑剂，美学这一概念已经发生质变，正如独立策展人、批评家侯翰如所说:“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自己的代表性美学的话，那么（这种代表性美学）就是空间美学。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艺术的根本特点。”今天，这一判断依然有效——本文的重点就是探究“精神病人的艺术”如何构建起了一个多重的艺术空间。 从开始实验到成书出版，艺术界对此事的集体失声是一个遗憾。郭海平发动此次活动的出发点其实还是艺术，他本人并没有义务从事“艺术治疗”的医学研究。据郭海平说，他想探究的是中国人的非理性和潜意识、中国精神病人如何从事艺术和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艺术等。他长期关注精神与艺术的关系，此次力图在相对传统的艺术创作（如吕楠等艺术家单纯的有关精神病人的摄影记录）中融入极端行为（如鼓励病人直接创作）和极端观念（如“人人都是艺术家”），以探究艺术的可能性、途径和本质。 初期参与此事的艺术评论家大多以“肯定——鼓励——美中不足、再接再厉”的模式论述此事，雷同于老师、家长对待学生。与其说评论家的兴奋源自于本次活动，不如说源自精神病人及其艺术，自由、表达和权力等这些原本就恒久的话题。同时，兴奋的评论家还仅仅是指参与了评论此事的评论家，太多艺术批评家并没有介入。 令人疑惑的是作为同行的艺术家，尤其是画家，几乎没有对此事公开发表看法的。这一情形使得郭海平的肇事心态多少有些落空。在拿到第一批足以让人震撼的病人作品后，圈内开始传出“精神病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外面的艺术家往往是装疯卖傻”。有了这类表述，艺术家尤其是画家还能说什么？说精神病人的作品确实比自己好？没有人有这种肚量，尤其是被市场与资本、画廊与拍卖镀金，其地位与自我感觉正随中国GDP、CPI扶摇直上的艺术家们；说精神病人画得根本不行、最多类似于儿童画？这也近乎无赖做派:一个职业画家和一个精神病人比较用笔、着色、构图或产量和价格？艺术家们对此事必须失语。这场集体失语也部分“鼓励”了媒体将此事顽固地停留在社会意义的层面上。 国内艺术圈对这次艺术事件的集体失语，多少能看出当下的艺术家已经不再单纯追求思想性和批判性，而更多地倾向于在与国际接轨、追赶本轮艺术泡沫的心态下经营媚俗。今天，艺术家的整体标签和艺术界的榜样作用，不是前卫，而是成功。 “精神病人的艺术”，会让人下意识地想起艺术史上的那些疯癫艺术家:被无数次提起的凡·高、蒙克，“野怪乱黑”的石鲁，鲜为人知的画家方曼云、高尔基，乃至走红网络的“疯子画家”徐荣发等。对命运无常的无力感和恐惧感，对陈规与秩序的对抗，对潜意识活动的沉迷，因从事艺术而导致的“影响的焦虑”等，都会让艺术家将痛苦成倍放大，将“饱受折磨”当作唯一的精神状态。如果把疯癫者的范畴放大到所有艺术门类，可以说，没有癫狂就没有艺术。但是这依然属于社会话题而非艺术必不可少与确定无疑的内涵，“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长期以来以理性主义和效率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现代文明）的强硬做派。在此情境下，如果我们始终纠结于“癫狂和艺术”的关系，讨论的箭头将始终指向社会、权力和秩序，而偏离艺术。 事实上，“精神病人的艺术”这个活动并未引发大众收集、整理和缅怀那些疯癫的艺术家，原因除了该纪念的已被无数次纪念和不足以深入研究便听之任之两种情况外，更存在一个强大的时代背景和逻辑。当下时代强调发展与效率，依赖秩序、理性和技术，这个时代不会有兴趣研究“疯癫”，也不太可能认真地追寻自我（无论个体的还是民族的），计划任务与实现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代里，任何领域的疯癫之人都可能被当作“人类废品”加以收容和处理。“人类废品”语出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他指出，对“人类废品”的制造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经济进步和追求秩序是现代性的特点，而对“人类废品”的制造则是这两者的必然副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