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芬以“披肩”的方式出场，披肩既是风情的展露，亦是一种对身体欲扬先抑的遮蔽。流连在飘逸的披肩里，女人毕竟是女人。然而，杨怡芬写出了不一样的披肩和别样的女人，才情亦在披肩的背影中让我们识得。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杨怡芬因为懂得，所以投向女性、婚姻、家庭和伦理的一瞥，才会有着同情的慈悲。然而，她又决然不是张爱玲式的，甚至于恰恰和张爱玲相反，杨怡芬的慈悲是一种凝神、忘我状态的体察与真心。
    当下的社会问题不可谓不多，但是如何让社会问题进入文本艺术层面，并非是简单写实的问题。生活真实面相上的写实往往很难抵达人性坚硬的内核，在平面化的苦难叙述中，文本无法达到对于生活本质的照亮与呈现。杨怡芬是个留心的观察者，她的小说往往从当下最普遍的一类社会现象入手，比如，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婚，有了《披肩》；街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棋牌室，有了《棋牌室》；房价为什么这么贵，有了《金地》；流产广告为什么会做得这么温馨，有了《鳗秧》……她对各色的社会面相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在长白岛众生相的世情摹写中，凸现人性中的坚韧与颓败，打量世俗中的情感，低吟婚姻内外的困扰与无奈。
    杨怡芬的小说是在不断成长的。比如《披肩》和《迷藏》同样是关于婚外恋，《披肩》是女人心性的展露，而《迷藏》则是对人性幽暗隧道的一次温和的触摸。如果说妻性在披肩中展露飘零的心境，迷和藏中的“我”则在两性的心性较量中，获得某种知性上的平等与快感。《别怕》是非常花心思的一个中篇，这个小说探讨了当下女性对于爱情的极端不信任感。忠诚与信任在当下是匮乏的，而真正的婚姻和爱情是以这两点为基本认知的。由此伦理之殇再次以对信任和忠诚的渴望，在杨怡芬的小说中闪现，体现出她对社会精神生活的真心体谅和洞察。文本有着明显的浪漫与理想色彩，但却照亮了我们向好向善的灵魂。
    现代伦理之殇非但呈现在两性之间，还在母与子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与痛楚。《金地》同样是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杨怡芬独特的切入点让人在母性的慈悲坚韧中，看到子辈的颓败流离。在这种坚韧与颓败中，传统母慈子孝的伦理境遇再次遭到了物质主义无情的鞭挞，甚至于让我们感慨：这对母子的境遇远比传统的不孝敬、不赡养的忤逆更加不堪。子辈的颓败是根本性的，它击垮了上一辈人建立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的精神空间。母亲在上海小弄堂的吆喝声，回响在长白岛潮湿的空气中，儿子建生长大的肉身，却像一团甩不掉的污垢，紧紧粘在母亲宽阔的心上无法抹去。相对于《金地》中母辈精神的被击垮，《棋牌室》则在不经意的结尾处，暗示父母辈竟然也快速接受了新的非道德、非伦理的现实。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潘多拉的父母尽管教唆女儿撒谎，但自己却是勤劳而节俭的，忍耐着命运，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在这里，父母成了撒谎者的帮凶，甚至是撒谎的启蒙者。在弥天的谎话下，潘多拉的婚姻自此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就这样，子辈的伦理颓败便如江河日下。于是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浮出水面：子辈的伦理颓败与父辈的坚韧恰恰形成了一种荒谬的悖反。这个短篇对于当下日渐颓败的传统与伦理，做出了惊心动魄的揭示：父辈在金钱与物质的压力下，竟然比子辈更加急速地认可了新的价值观念，传统伦理的衰败自然无可避免。
    杨怡芬的创作有着明晰的变化轨迹，从自然流转地呈现女人心性，精心体贴地设置人物关系，到最近多视角、多声部地进行文本探索。无论何种形式，她的眼光始终在家庭、伦理、婚姻的内瓤里，对于人性的各种维度和面相进行独特的触摸和打量。当下社会道德伦理一路坍塌崩溃，很多文学作品在呈现社会现实的时候，多从苦难、权力甚至是欲望的角度，写这个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而鲜有从道德伦理嬗变的视角去触摸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精神裂变，尤其是向中国传统伦理中温和坚韧的母性和妻性投去无限同情的一瞥。因此，杨怡芬的写作在当下是独具面目的。杨怡芬行走在多路向的写作中，她善于用真心与体贴触摸社会现实对于人心和精神的伤害，她小说的慈悲处在于同情理解中的轻哂与嘲弄，不苟同也不迎合，公正地洞察着常态婚姻家庭伦理中的死水与微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