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评论 > 作品评论 >

精神分析与心狱的深度透视——关于陈希我长篇小说《心!》

http://www.newdu.com 2020-07-09 《收获》 王春林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如同“心!”这样一种特别的小说命名方式,很大程度上大约只能出现在如同陈希我这般具有自由精神的独立作家笔端。《心!》的引人注目在于艺术形式层面上两方面的特别设定。首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尽管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承担着叙述者的功能,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次演进,“我”却逐渐地融入到情节之中,并最终成为《心!》中不可忽却的一位人物形象。其次,是作品中类似于“罗生门”式的艺术结构的打造。很大程度上,正因为陈希我关于林修身的探究更多地着眼于其内在的精神心狱的缘故,所以,包括第七章与第八章林修身以及他的“心”自述的那些部分在内,这所有的叙述其实都带有特别突出的精神分析意味。
    关键词:
    陈希我 《心!》 精神分析 精神心狱
    不仅将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命名为“心”,而且在“心”的后面还要加上一个“!”,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小说的如此一种命名方式,就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不能说这种特别的命名方式就独属于作家陈希我,但陈希我作为中国当代最特立独行的作家之一,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以我愚见,如同“心!”这样一种特别的小说命名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大约只能出现在如同陈希我这般具有自由精神的独立作家笔端。只要是熟悉陈希我的朋友,就都知道他的小说创作与日本这个国家,与日本文学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关系。之所以会是如此,或许与陈希我早年曾经在日本游学过长达六年的时间有关。但从更深的一个层次来说,恐怕还是陈希我的内在心性,与日本文学之间有着更多天然的相通之处。这一次,他的长篇小说《心!》(载《收获》杂志长篇专号2019年春卷),同样突出地体现着以上两方面的特点。
    阅读陈希我的《心!》,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就是正文前的三段“题记”。一段“题记”来自于俄国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第二段“题记”来自于中国作家鲁迅:“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最后一段“题记”,则来自于一位名叫远藤周作的日本作家:“八月一日,一艘中国帆船载杂物由福州抵达,十时左右,看守发现长崎湾外六英里处有一艘帆船。”
    先让我们来看远藤周作。远藤周作是日本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曾经获得过谷崎润一郎奖的长篇小说《沉默》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陈希我所引用的这段话,就出自这部旨在探索表现宗教问题的长篇小说《沉默》。
    认真地思索一番,我们就不难确认,作家之所以要引用远藤周作《沉默》中的这段话,其具体用意恐怕有二。其一,借此而巧妙地引入一个“罪与救赎”的命题。其二,从主体的故事情节来看,陈希我的这部《心!》不妨被理解为是从远藤周作的《沉默》进一步衍伸而出的一篇小说作品。敏感的读者或许早已注意到,这段话的关键词一共有三个,“福州”、“长崎”以及“中国帆船”。而到了陈希我《心!》第八章的“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是人心”这一节,那艘后来把主人公林修身(又名“U”、“呦”林光、长谷川光、长谷川龙。请注意,以上这些都是这位主人公不同人生阶段的曾用名。在本文中,除非专门的引述文字,为了叙述与分析的方便,我们统一把他称之为“林修身”。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两段叙事话语的存在:其一,“这个人竟然有这么多名字,又是‘林修身’,又是‘U’,又是‘长谷川光’,又是‘长谷川龙’……我都有点乱了。这么多名字,不会有身份错乱感吗?好在分别用在不同时间。但一个人一生一次次改变名字,也够折腾的。”其二,突然间令叙述者“我”茅塞顿开的一点是:“我蓦然意识到,这里岂不是有一条时间之轴?这条轴串起了他的人生。我可以沿着这条轴去把握他。”事实上,叙述者“我”也正是沿着林修身前前后后的这些名字而完成关于其人其事的小说叙事的)一家最终运抵长崎的,就是这么一艘货船。请看其中的相关描写:“这时海上出现了一艘海船。我们向他们求救,他们救了我们。他们是从福州去长崎的货船。”“‘我知道’,我说,‘我曾经看过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说到江户时代起就有这么个航线。’”紧接着,第一人称叙述者让林修身的“心”进一步叙述到:“‘这是神保护的航线。’它说,‘多少年来,基督徒都是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终点是长崎?是东方洋人最多的地方。但这个航线却开启了我们的背叛之路。’”
    毫无疑问,陈希我《心!》中的这段叙述文字,所遥遥对应的无疑是被他自己当作“题记”之一的远藤周作《沉默》中的那段文字。也因此,在暗示读者一种进入并理解《心!》这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方向的同时,另外一种可能性极大的解释就是,或许陈希我《心!》最早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远藤周作,来自于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沉默》。尽管说这种猜测并未在陈希我那里获得相应的证实,但我内心里却坚信此种猜测的真理性质。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某种意义上说,陈希我这里所引述的分别来自于不同国度的三位作家,都是为作家所心仪折服的,简直可以被看作是作家的精神偶像。陈希我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把他们的三段文字当做“题记”放在小说正文的前面,在向他们三位表达充分敬意的同时,乃是为了从根本上暗示读者一定要依循他所给出的方向来进入并理解长篇小说《心!》,更何况,引自俄国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作家鲁迅的两段文字中,都已经明确地出现了“心”这个关键性的字眼。更进一步说,我们其实也不妨把陈希我的《心!》这部旨在挖掘、拷问与表现人物内在精神世界构成的长篇小说,看作是对三位作家所确立的某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题记”之外,《心!》的引人注目,还在于艺术形式层面上两方面的特别设定。首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虽然说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在当下时代已然是一种寻常不过的状况,但在一个具象的小说文本中,到底设定怎样的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却也还是值得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具体到陈希我的这部《心!》,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尽管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承担着叙述者的功能,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次演进,“我”却逐渐地融入到情节之中,并最终成为《心!》中不可忽却的一位次要人物形象。
    “我”一开始的具体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本来正在日本为报社的一个系列专题做采访,主人公林修身并非“我”的采访对象,“之所以临时决定专访他,是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壮举,他表示要把全部财产捐出去。”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一九八五年。那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一方面,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节点,必须以所谓纪念的方式而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尴尬之处在于,这时候的中日关系,正处于和平友好的“蜜月期”。怎么办呢?“最后中方决定,把侧重点放在爱国主题上,结合招商引资,邀请海外同胞与侨胞回国联谊,林修身就在被邀之列。”就是在那一次与国家领导人会见的时候,激动万分、脸色很红的日本长谷川商会会长林修身,亲口表示出了“我要裸捐”的强烈意愿。一位日籍的华裔商人,竟然表现出了强烈的“裸捐”愿望,自然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于是,报社便指定正在日本执行采访任务的“我”,临时去采访林修身。没想到的是,就在电话约好具体采访时间的第二天,就从北京传来了林修身不幸离世的消息。这就是篇幅极其简短的第一章所描写传达的那个内容。一九八五年八月的一天,北京某医院的司空医生突然接诊了一位自称“我的心碎了”的特殊病人。这个特殊病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稍后意欲专门采访的林修身。关键问题在于,饶是司空医生从医经验丰富,也无从准确判断最终导致林修身身亡的病因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五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医生才发现了一种特异的心脏病,病发时,还真是心苞破裂。这种病,后来被命名为Stress-InducedCardiomyopathy,中国称为‘心碎综合症’。”另一个蹊跷之处在于,依照医学规律,一般只有绝经期的妇女才会因为雌性荷尔蒙的流失而患上这个病。尽管说当时的“我”根本不可能知道“心碎综合症”这样一个病名,但或许是因为林修身口头上明确表示出的“裸捐”愿望,或许是因为他去世后那个奇怪丧礼的举行,或许是因为“我”在丧礼现场不仅意外地遇到了当年“佛跳墙”店的少老板林北方,并且从林北方口中听到很多关于他负面评价,又或者,是以上几方面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缘故,总之,一个显在的结果是,身为记者的叙述者“我”,对这位名叫林修身的日籍华裔商人产生了不可自抑的浓烈兴趣。正因为“我”对林修身其人产生了强烈兴趣,所以才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去进一步打探并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来历,尤其是那些一直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精神奥秘。遗憾之处在于,这个时候的林修身,已经因为后来才被认定并命名的所谓“心碎综合症”离开了人世。面对着躺在寿棺里的林修身,“我”一方面在“想象死者的心脏像饺子一样爆开”,另一方面,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这个老人跟林北方所描述的人联系起来。”问题在于,不管“我”对林修身其人产生多么大的兴趣,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却是其人已逝。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够借助于那些曾经与林修身有关亲密接触的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认识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了。
    令“我”始料未及的一点是,自己对林修身的追逐与探究,却在不期然间经历了一个由“工作”到“私活”的转折过程。一方面是由于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林修身之子林太郎对父亲“裸捐”承诺的不认账,“关于林修身的宣传被取消”。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我”却感觉到机遇来了:“本来,采访林修身只是我的工作,现在,我想做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要挖出一个真实的林修身。当然,根本驱动力是我喜欢搞‘坏’,我有这癖好。我要利用我工作之便,收集林修身的材料。”没想到,“我”的如此一种努力却遭到了知己甚深的父亲的强力反对。父亲说:“你这是心里黑暗!是逆反,是戾气!那么多正面人物你没兴趣去追踪。你这样,是很危险的!”
    来自于父亲的这段后来被证明的确是一语成谶的指责性话语,实际上有着双重的叙事意图。其一,陈希我很显然是要借此而强有力地暗示给读者自己这部《心!》的基本写作方向,一种旨在对相关人物的黑暗心理进行深入探究的写作方向。某种意义上,叙述者“我”与林修身在黑暗心理这一层面上所实际构成的,乃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同构关系。更多地把关注点聚焦到人物内在的心理层面,尤其是特别注重于精神阴暗的深度揭示,乃是西方文学自有现代主义以来一种普遍的演进趋势。“情节——即事件发生的逻辑顺序——这一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必不可少的元素在现代主义小说中黯然失色。在狄更斯、托尔斯泰、冯塔纳甚至福楼拜的作品中,人物一直在做出各种行为。现代主义小说则并非如此。1918年,英国小说家梅·辛克莱在评论多萝西·理查德森的现代主义著作《朝圣之旅》的第一卷时不无惊讶地谈到:‘这套书中没有情节,没有情境,没有立体布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对内心世界的痴迷,对主观性的称颂以及一次次对小说写作传统的挑战——也就是一种固有的不妥协的精神——使得现代主义小说常常为庸常之辈所不齿。”①作者在这里所深入探讨的,乃是现代主义作品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之间的差异与区别。与更加关注外在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较,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质,毫无疑问是更加关注人类内在的主体精神构成。就此而言,陈希我小说创作之暗合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其二,事实上,也正是从“我”的自作主张,以及父亲对“我”的自作主张十分不以为然开始,身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在承担叙事功能的同时,却也逐渐地浮出水面,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如果说“我”对林修身的关注以及相关采访活动起始于一九八五年,那么,仅仅是到了三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我”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我在美国采访。本来还计划在美国采访后,取道日本,干我的私活。将要飞日本,接到国内单位电话,要我直接回国。从父亲电话中,我知道事态严重。我怀疑有人在整我。我平时自视甚高,一定得罪了人。单是我之前去日本采访,就挤了别人的名额。”既然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整”,“我”便决定滞留美国不回。就这样,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过于窘迫,充满失败感的“我”,才在父亲的强力督促下,黯然回国。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氛围相比较,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时代。尽管由于父亲的疏通,去职有年的“我”得以重返原单位工作,但真正回到原单位工作,给“我”带来的,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屈辱感:“当夜,我的脸突然肿得像馒头,还红彤彤的,只觉得睡梦中被掌掴了。两边脸都肿,好像是被掴了左边,又掴右边。左边被掴时,我躲右边;但右边又掴过来。左右开弓,我被夹在中间,就被掴得扎扎实实。第二天请假,去医院看病。还是查不出原因来,仍然说是心因性的。”却原来,正如同作家随后已经明确点出来的,导致“我”突然间脸肿的根本原因,乃在于被迫“吃了回头草”之后的“我”,内心深处被一种耻辱感严重折磨的缘故。“一个人的成熟,是心理的成熟。一个成熟的人是能够消化耻辱的人。”“但消化不了啊!”“要消化!”“实在消化不了啊!”“必须消化!人得生存,就必须消化!”就这样,几个回合的心理斗争下来,就是知识分子“我”的被迫无奈屈服:“但其实,耻辱不影响活着,也不影响去打拼。”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奈地屈服于现实的生活逻辑之后,“我”不仅很快地成家立业,而且也还屡获升迁。一时之间,“在周围人眼里,我是成功的人。”关于“我”的这些叙述中,需要注意的,是“我”与林修身之间的相同处。一个是耻辱感,另一个则是所谓的“心因性”疾病。也因此,在通过“我”审视表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蜕变史的同时,或许因为存在着以上相同处的缘故,“我”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自己当年被迫一度中断的那个“私活”,是对于林修身其人尤其是其灵魂或者说心狱的进一步寻根究底。因此,到了二〇一一年的时候,在“我”的现实生存条件大为改观的情况下,“我”又开始了关于林修身的相关采访工作:“我惦记着林修身。二〇一一年,我弄了个赴日的机会。但坂本胜三和佐伯照子都去世了,林北方也不知所踪,我后悔当初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唯一能联系到的只有林修身的儿子林太郎。”需要注意的是,在“我”重新恢复继续寻访林修身的过程中,一种不依不饶的自谴式批判也在同时进行着:“我越来越会做噩梦,醒来,妻子总是已经坐着了。心脏像撞钟一样,我只能坐起。我的心脏也出了毛病。”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就是“我”强烈地怀疑自己如同林修身一样,也罹患了所谓的“心碎综合症”。
    说到“我”的“心碎综合症”,说到陈希我借助于“我”所展开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清理,如下一段叙事话语的存在,或许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声称‘告别革命’的那些年,我就企图寻找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之外的心灵的‘第三条道路’。那些年,‘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正面交锋,八十年代的‘启蒙’随着一场失败戛然而止,聪明的知识分子倒戈于‘人文精神’。这当然很理性化、学术化。但不可否认有策略性因素。转向后的知识分子总得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根据,他们开始为‘世俗精神’正名。‘世俗精神’这名词冠冕堂皇,在西方,它解构神圣,因此在中国,它好像也有了同样的‘政治正确’。但中国的‘世俗主义’跟西方的‘世俗主义’其实是南辕北辙的。西方‘世俗主义’是把人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反抗,而中国,则是把尚未立起来的人丢进‘世俗主义’的被窝。中国的世俗化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三重语境中混世,它是价值观乱伦的‘怪胎’。”
    尽管说我们这里的摘引显得有点篇幅较长,但若不如此就很难厘清致使叙述者“我”的灵魂事实上处于“被拉裂”状态的“心碎综合症”发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我”之所以后来在职场上能够节节攀升,正是因为放弃了“启蒙”立场,向所谓的“世俗化”大潮举手投降的结果。饶有趣味的一点是,陈希我的《心!》这样一部真切关注表现出场人物精神现实的长篇小说,其叙事时间竟然出乎预料地一直延伸到了距离现在还有整整十八个年头的未来的二〇三七年:“二〇三七年,我寿终正寝。”“我是一路做到厅级退休的。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升到这个位置。”之所以能一路做到厅级干部,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成功人士“我”在“世俗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的情形。
    关键的问题是,尽管“我”的世俗人生相当成功,但其内心中知识分子的一面却一直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但我的心并没有安宁下来。我安慰了别人的心,我的心却更加彷徨。那天晚上,我又在照镜子时,蓦然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我一直都有抽自己耳光的习惯,就像果戈理一生没有戒掉自慰一样。”“我”的心之所以一直到去世时都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根本原因显然在于“我”始终未曾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立场。当然了,陈希我之所以一定要让这部小说的故事终结于未来的二〇三七年,乃是为了能够让“我”的心与林修身的心在三生石前相遇:“我没料到在三生石前遇到了他。”“这个林修身竟然还卡在这里。他捧着他的心。我看到了这个叫作‘心’的实物。它就这么裸露在我面前。”既然两颗“心”相遇了,那一场灵魂碰撞的发生,就是顺乎逻辑的一种必然结果。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碰撞的过程中,“我”的“心”经历了一场格外严厉的最后的灵魂审判:“你的心就不发抖?你的心就真可以这么昧着,你就不亏心吗?你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抉出你的心来看看!看看是什么样的心!”这是林修身针对“我”发出的一种质问。面对着林修身咄咄逼人的质问,“我”的强烈感觉是:“这简直是绑架。你说你自己的,你扯我干什么?你觉得自己有罪,你忏悔你的,跟我什么关系?但是它叫着,向我靠来。它没有脚,它是掷过来的,掷在我身上,就在胸口上。我的心被撞得发颤。”质言之,当“我”的“心”面对着林修身咄咄逼人的“心”试图躲躲闪闪的时候,陈希我所写出的,就是当下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心灵裂变状况。也因此,假若说这部《心!》的确是一部旨在如鲁迅般“抉心自食”的大书,那么,陈希我所首先无情撕裂开来的,就是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自己的阴暗“心狱”。
    其次,是类似于“罗生门”式的艺术结构的打造。所谓《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根据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筱竹丛中》改编的一部电影,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影片以战乱、天灾与疾病连绵不断的日本平安朝代为具体背景,主要讲述了一起由武士被杀而引起的一宗案件,以及案件发生后,当事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的故事。由于电影影响巨大,现在“罗生门”已经作为一个常用熟语进入了不止是日本的日常生活之中。具体来说,“罗生门”一词,专指某一事件的当事人在事后各执一词,分别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证明或编织谎言,最终致使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难以被真切地揭示出来。
    我们之所以要借用“罗生门”这一语词来说明陈希我这部《心!》的艺术结构特点,主要因为等到身为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明确表示要“裸捐”的日籍华裔商人林修身发生浓烈兴趣,试图对他的身世,当然更主要是精神世界进行深度探究的时候,林修身却已经因所谓“心碎综合症”的发作而一命呜呼了。林修身人死而不复再生,叙述者“我”就只能够通过对曾经与林修身有过亲密接触的相关人物深度采访的方式,来尽可能地了解并迫近林修身那真正堪称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尽管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真正用来思考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我要纠正您,心是心,脑是脑。心理是大脑的反应,‘心想’,应该是‘脑想’”,但在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解中,“心”的地位较之于“脑”却重要得多。对此,陈希我在后来也曾经借叙述者之口给出过相应的解释:“我们中国人最了解‘心’了,中国文化简直就是‘心’的文化。中国语言说到深处往往要用到‘心’字,只有说到‘心’才到深处。心情,就是从最深处发出的情。这情来自深处的理,外在的理不重要,心的理才重要,所谓‘心理’。心理就是心的纹理,也就是心走过的路,心路。”大约也正因为如此,陈希我才会执意地把自己一部旨在深入探究挖掘人的精神世界阴暗面的长篇小说命名为带有感叹号的“心!”。我们之所以把陈希我对“心”的探究挖掘称之为“心狱”的深度凝视,乃因为作家在创作时更多地把关注点聚焦到了相关人物精神阴暗面的缘故。
    我们注意到,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由于与林修身之间情感关系的或亲密或仇恨,包括林北方、佐伯照子、坂本胜三、林太郎、森达矢、李香草、迈克尔·佩恩、香织在内的这些当事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描述展示着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林修身。“在我生命的最后三年,我以‘无’的价值观,为林修身写了一本事实确凿的传记。我完成了一生的愿望,也是为我自己。”以我所见,与林修身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正面接触的叙述者“我”,到最后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部关于林修身的传记,端赖于这些切入角度不同的当事人所做出的甚至相互矛盾抵牾的讲述。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陈希我关于林修身的探究更多地着眼于其内在的精神心狱的缘故,所以,包括第七章与第八章林修身以及他的“心”自述的那些部分在内,这所有的叙述其实都带有特别突出的精神分析意味。
    我们注意到,关于精神分析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曾经有学者做出过精辟的论述。在彼得·盖伊的理解中,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内在紧密关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并未彻底显现出来。尽管这种影响并非直截了当,但肯定可以说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艺术品位也不可避免地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②“但是,不管读者认为弗洛伊德对于理解本书内容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凭现代主义者多么才华横溢,多么坚定地仇视他们时代的美学体制,他们也都是人,有着精神分析思想会归于他们的所有成就与矛盾。”③由此可见,是否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确可以被理解为衡量当下时代文学作品优秀与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准。而陈希我这部带有明显“罗生门”式结构特点的长篇小说,则正是如此一部具有突出精神分析深度的长篇小说。
    具体来说,在陈希我这部自我驳诘性质殊为突出的长篇小说中,作家对林修身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乃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背叛者。或许与他们之间的某种“情敌”关系紧密相关,在林修身曾经供职过的那家“佛跳墙”中国料理店的少东家林北方看来,这位最终从自己手中把长谷川香织争抢过去的小伙计“呦”或“U”(因为东家一发“呦”这个音,小伙计就会跳起来,所以,东家就把他叫作“呦”。“但林北方觉得不如用英语字母‘U’简单,于是就用‘U’”),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背叛者。林北方之所以一口咬定小伙计“呦”是背叛者,乃因为这个小伙计本来是他的父亲林发有在推车上市场采购时带回来的一个不知道来处的流浪儿。如果不是被好心的“佛跳墙”东家收留,“U”的生存恐怕都是很大的问题。但他们根本就未曾料想到,这个看起来个子矮小,很不起眼的小伙计“U”,实际上却是一个颇有心计的狠毒角色:“林北方说,这个U‘战后’发明了绞肉机,就是他父亲当时宽容和鼓励的结果。当然,后来想起来,琢磨出这样狠的机器,也说明这个人心思有多凶狠。其实,他时有暴露出凶狠。”“这个小伙计虽然年龄小,但已经现出凶狠和霸气的端倪。只是林老板没有警惕,林老板喜欢狠角,喜欢机灵加上狠,他自己就是机灵加狠的角色。”“U”不仅狠,而且也贱,贱到可以吃客人吃剩的东西:“别人吃剩的,脏死了。可见这个人之前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的。只要能活命,什么脏臭,他都无所谓。只要有得吃,让他这么卖命都行。”但林北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到最后,活生生地从自己手里将长谷川香织抢走的,竟然就是这位极不起眼的小伙计“U”。“林北方说,他当时就应该意识到他家伙计对长谷川小姐有企图。”关键在于,这位小伙计不仅对长谷川香织有企图,而且还巧妙地利用送餐服务的机会靠近讨好长谷川小姐,最后竟然如愿以偿地达到了登堂入室的目的:“‘女人的本性就像母鸡,这里啄啄,那里啄啄,只看男人怎样勾引她。那贼利用送餐的机会引诱了香织,最终达到进入长谷川家的目的。’林北方说,‘战争后期,长谷川先生在大空袭中被炸死,这个贼终于拿到了长谷川家的产业。战争,就是大洗牌。抢到了好牌,就抢先占有了优势。’”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依照林北方的理解,很是有些心计的小伙计U,之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接近长谷川香织,其根本意图就是要以鸠占鹊巢的方式,最终全面占有并控制长谷川家的产业。一个因为被东家收留才勉强存活下来的小伙计,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还蓄谋已久地与少东家争夺长谷川家的小姐,并最终成功地拿到了长谷川家的全部产业,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令人不齿的背叛者。
    但同样是林修身这个人,到了另一位当事人佐伯照子这里,其形象却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照子说,U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小伙计,要不是命运不济,U这种人是不可能沦落到给人当伙计的地步的,那么香织也不可能要他怎样就怎样了。”林北方心目中的背叛者,到了佐伯照子这里,却成为了一个特别重情重义的人:“但我理解U,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你成了被赶走的人了,成了不义的人了。不义也就不义算了,但你是曾经受过人家恩的。虽然东家你自己把我赶出来的,但人家毕竟曾经收留了你。虽然这么想是没道理的,但偏偏阿U这个人太重情,太迂。他老是念叨,‘佛跳墙’对他有恩。其实说白了,谁对谁有恩还说不清呢!其实‘佛跳墙’得到更多,得到了廉价的劳力。”林北方说是U主动背叛了“佛跳墙”,但在佐伯照子的叙述中,可怜的U却是硬生生地被少东家赶出来的:“要不是实在呆不下去了,阿U还是会在‘佛跳墙’呆下去的,哪怕是赖着。他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又有能力,也许,要是他没有走,‘佛跳墙’后来也不会倒,他会辅佐少东家的。但那个少东家不知好歹,执意要赶走阿U。你不要,又不允许别人要,哪里有这种道理?”唯其因为阿U心地善良厚道,所以他才特别介意自己的被目为“背叛者”:“‘我完了!’他对我嘟哝,‘我被看成背叛者了!’他念叨‘佛跳墙’老板对他怎么怎么好,老板娘怎么将他当儿子一样疼。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没有的事。他们对他并不好。他还说少东家怎么照顾他。简直胡说。”一直到很多年之后,这位佐伯照子才明白过来,却原来,阿U之所以一定要这么做,乃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阿U所以要这样践踏自己,是因为他实在没办法消除内心的煎熬。只有践踏自己,才能让心安下来,就像牙齿实在太痛了,只能用舌头去顶,让它痛到底,才能缓解。”在佐伯照子的理解中,这位阿U与长谷川家的小姐香织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感情,而且香织还总是要设法去奴役作践阿U:“照子奶奶说,U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但他实在被逼急了。香织作践他,他已经很难受了,这下照子也作践他。全世界人作践他,都没有照子作践他这么让他难受。照子承认,自己当时是嫉妒了。受着这样攻击的U,变成了刻薄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佐伯照子不仅自己深深地喜欢着U,而且还一厢情愿地认定U也以同样的方式喜欢着自己。唯其如此,她才会情不自禁地不仅把自己与香织相提并论,而且还进一步认为,自己出于嫉妒对U所造成的伤害远甚于来自于香织的伤害。但有一点确凿无疑的是,同样是由于哪怕是假想中的一种情敌关系(某种意义上,林北方对自己和香织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属于一种假想出来的情敌关系),佐伯照子不仅不无敏锐地洞察并发现了香织与U之间关系的不平等,而且还进一步发现了中国元素在他们畸形关系中一种重要的发酵与促进作用:“她自己乱想起来。中国人在她心目中就是异类。她与其是喜欢U,毋宁是通过U,来满足她的中国想象。U摇头,但又点头。点头,是因为他的脚确实大,而且中国确实有女人小脚的现象。摇头,是因为不情愿进入香织的想象中。但又怕扫了小姐的兴。”总之的一点就是,由于有过从“佛跳墙”跳槽到长谷川家的经历,U这个小伙计就陷入到了一种关于“背叛”的两难境地与强烈焦虑之中:“他报答了后面恩主,就更是背叛了前面的恩主;他不报答后面的恩主,也不能消除他背叛前面恩主之耻;要是他背叛了后面的恩主,前面的恩主更会振振有词了,可以对后面的恩主说,报应!甚至还会说,谢谢你捡了我的垃圾!总之,他怎么做都不是了。”
    一个是把U假想为自己的情敌,另一个则是把长谷川香织假想为自己的情敌,由于出发点不同,林北方与佐伯照子他们两个人关于林修身叙述的大相径庭,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在文本中,陈希我也还让林修身自己的“心”现身说法,对自己由“佛跳墙”而进入长谷川家的行为给出过相应的解释。相比较来说,林修身自己的说法,恐怕还是更加接近于少东家林北方的理解与判断。实际上,第一次见到长谷川小姐的时候,林修身就已经产生了如何才能够登堂入室的想法:“第一次见到长谷川小姐,我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是爱,还是利益考量?要被长谷川小姐看上了,跟她进入长谷川家,那前途就不是在‘佛跳墙’能比的。”但作为“佛跳墙”一个普通的小伙计,林修身凭什么才能够吸引到香织的注意力呢?除了不择手段之外,其实别无他途。于是,“少东家请客的那天,我表现得傻傻的,他跟他的同学捉弄我,长谷川小姐也在笑话我。但我无所谓,我本来就卑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更进一步说,正是依凭着如此一种彻头彻尾的卑贱,林修身才最终达到了在长谷川家登堂入室的目的:“卑贱成了我柔韧的钝器。卑贱的人能引起人家注意,就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长谷川小姐取笑我,也比对我视而不见的好。我巴望她嘲笑我,践踏我。”我们都知道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林修身的以卑贱为武器设法进入长谷川家,也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的别一种“卧薪尝胆”故事。事实上,关于林修身如何以卑贱的方式设法接近长谷川小姐,恐怕还是他自己后来的交代更为真切传神:“当然更主要的是我好容易得到接近长谷川小姐的机会了,就像老虎咬到了带血的肉,怎么可能松牙?当然,对‘佛跳墙’,我也会求饶,在‘佛跳墙’干,我才能接近长谷川小姐。我甚至会承认自己有错,他们冤枉我的,我也认。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先认再说,先混过关再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干。”“现在我只是贱人。因为贱,我什么都可以做,贱自有贱的自由。”“只要能得到长谷川小姐,什么代价都愿意出。”两个看起来地位极不相称的人,到最后居然真的走到了一起,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卑贱者林修身一方为达此目的而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竟然别出心裁地把卑贱作为有效的进攻手段,更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极其精准地切入到了林修身的内心深处。
    与此同时,我们也须得注意到,除了暗合于林北方理解的一面之外,林修身自己的说法中也还有不同于林北方理解的一面存在。具体来说,林修身的离开“佛跳墙”,其实也是被逼无奈的一种结果:“关于我抢学技术的指控,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反正就因为我下贱,做什么都被人往坏里想。到了中午,还是不让吃。我受不了了。我算是明白了,我必须自己救自己,尽量省点能量消耗。这样,我又被指控偷懒,又被打,再罚继续饿。这要饿到什么时候?后来我想来,他们是想饿跑我。虽说难找到我这样廉价的伙计,但战时经济越来越糟糕,店里越来越没生意,他们想省去我这口嘴。”质言之,“如果不是被逼到活不下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跟香织走的。说什么我是蓄谋已久,肚子能等吗?”依照林修身的如此一种逻辑,他的离开“佛跳墙”,既不是背叛,也不是图谋更大目标,只不过是因为吃不饱饭饿肚子而已。归根到底一句话,他的离开“佛跳墙”,乃是被迫无奈求生存的一种结果,根本就与所谓的背叛或者不背叛无关。
    其二,林修身到底是不是一个汉奸。一个出身低贱的中国人,到日本这样的异国他乡去讨生活,本就非常不易。尤其是在遭遇了中日战争的情况下,身为中国人的林修身就更是难做人了。等到林修身陷入到国籍身份的困境之中的时候,他已经主动离开长谷川家,作为厨子上了“光”号远洋货轮。只不过,这艘依然隶属于长谷川会长的“光”号,因其被政府征用已经与战争发生了牵扯不断的内在关联。这一方面,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光”号船长坂本胜三充满自豪感的相关叙述:“‘昭和十七年夏天到十八年夏天,会长可算过上了他平生最有阳光的日子。’坂本说。”对此,叙述者“我”马上做出了迅疾的反应:“在这个坂本的嘴里,那个黑暗时代竟然充满阳光。我曾经看过太平洋战争资料,印象中,昭和十七年,就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到一九四三年夏天,正是日本对南方掠夺最凶狠的时期。东南亚被占领地区的百分之三、四十的原油被运输到日本本土。”仅只是这一个不经意间的细节,就已经强有力地凸显出了所谓“国族问题”的不容忽略。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但坂本胜三不经意间所流露出的,却毫无疑问是一种属于他的“国族意识”。而且,越是无意识间所流露出来的,就越是根深蒂固。同样的道理,叙述者“我”之所以会本能地反感坂本胜三的这种自豪感,也是作为中国人的“国族意识”发生作用的结果。道理说来其实也很简单,日本人所谓的“充满阳光”正是建立在中国人苦难黑暗的痛苦感受之上的。如果说已经到了战后的和平时期,“国族意识”的反应尚且如此强烈,那么,在林修身所置身于其间的中日战争时期,“国族意识”的强烈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如此,成为“光”号的厨子后,林修身最忌讳的一点,就是身边会有人强调他的中国人身份。一次,在具有反战倾向的船员森达矢戳着他说“中国属于英美阵营”的时候,“坂本看到U当时的脸都白了。这可是要命的指认。那时运输船队中也有中国人船主的货船,这些船被征用,日中处于战争中,他们作为敌国人,不仅不敢拒绝,还得表现出很愿意的样子。他们要比日本人更合作,稍有怠慢,就被认为在抗拒。稍有差错,就会被当作破坏圣战。虽然U跟大家熟了,大家都喜欢他,但到了小摩擦时,还是会想到他毕竟是中国人。”但这位生性好斗的反战分子森达矢,却偏偏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总是要拿林修身的中国人身份说事:“森达矢更得意了,一再把U的中国人身份提溜出来示众。坂本船长感觉U就像被推到了悬崖绝壁边上。他简直已经挂在绝壁上了,爬不上来,又掉不下去。坂本看不下去了,他决定帮U。”唯其因为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人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威胁,所以,林修身才必须在“光”号上竭尽所能地自我表现:“现在,他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加卖力,才能让大家接受他。他就像脚踏在一块翘翘板上,需要不停地动,才能站稳脚跟。”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短暂地把自己的名字更改为“长谷川光”。这一方面,除了更名的细节之外,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他竟然被迫完成了一次即使巧妇也难为的“无米之炊”。对于这一次逼迫事件的具体根由,坂本胜三后来有着真切的回忆:“说起来,有耻感是绝对的好事。他是从长谷川家跑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背叛了长谷川小姐。所以,他得做出更大的成绩来雪耻。他要从更大的方面来证明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国家大事,就是大的事,就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他应该是清楚自己带着耻辱上船的,我就是要拿这个耻辱激他!”
    但问题在于,这位在坂本胜三船长看来一直忠实于天皇圣战的中国人林修身,到了森达矢笔下,却变成了一位伺机进行破坏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在森达矢笔下,那艘‘光’号运输船是一片黑暗无光的世界。它就像黑暗无光的日本,那些本来谨小慎微的日本人,一个个都藏着兽性。这兽性和荣誉感混杂。兽性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胆’,这个‘群’当然也包括国家民族,甚至,绝大部分是被国家民族这个‘群’所正当化。但难说大家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行恶。但当组成团伙,大家会互相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别人,仿照别人。同时,在这种观察和效仿中,你我都在试探恶的底线。还会因为群体作恶而产生的有恃无恐和责任泛化,继续探寻底线的底线。这让他们陷入黑暗的漩涡里,互相遮盖,遮天蔽日。”尽管不知道陈希我在进行这番描述与分析时除了本事外是否另有所指,但我自己在阅读时却不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中国“文革”时期的那样一种普遍的群众心理,而且也更进一步地联想到了勒庞那部被命名为《乌合之众》的名著。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陈希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光”号货船上那样一种黑暗无光的情形,我们只能用勒庞的相关理论来加以解释。但在这样一个黑暗无光的场域中,森达矢理解中的林修身却成了唯一的光源所在。用森达矢的说法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厌恶战争、反对战争的日本人,其实内心都或多或少有所纠结。我为了正义而让自己的国家失败,真的应该吗?只有那个中国人没有这种矛盾。他在日本人的‘义理’之外,他自有中国人的‘义理’。日中战争,中国人的‘义理’就是抗日。一个人应该义无反顾地维护自己的祖国,一个被侵略者可以理直气壮地拿起武器,一个侨民也可以破釜沉舟,把不义的所侨居国当做战场。他没有矛盾,他的价值观很统一,所以他的心坚实。”一方面,森达矢在这里不无尖锐地揭示出作为一个日籍反战人士的尴尬处境,日本的最终战败,对森达矢们来说,真正可谓虽胜犹败。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出乎意外地给出了一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抗日”的林修身形象。正如你已经想象到的,作为一个厨子,林修身所实施的“抗日”手段只能是在做饭上做一点文章:“后来我理解了,作为厨子,他必定要做他的工作,但他的良心怎么可能允许他助纣为虐?这些吃他做的食物的人,都在为侵略战争卖命。当然他自己也得活命,人毕竟得活,干活、挣钱、吃饭、活,可以理解。那么,只有以破坏、捉弄的方式工作,才能让他的工作有了正当理由。”正如同森达矢本人不经意间所窥视到的破坏行为那样,用一句通俗的说法来表达,就应该是,林修身实际上是在利用自己做饭的权利在进行巧妙的“抗日”。
    说到林修身究竟是否应该被看作汉奸的话题,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点,就是他曾经受命为日本军队去寻找游击队。尽管林修身也曾经有过坚决的抗拒,不想去执行寻找游击队的任务:“但这是什么任务啊?要我利用中国人身份,混在中国人群中,探听游击队所在地,然后顺藤摸瓜,把游击队一网打净。那些游击队不也是中国人吗?”但他的抗拒却被长谷川先生以“只有你一个是中国人”的理由给一下子“摁死了”。万般无奈之下,林修身只好接受了寻找游击队的任务。对此,他也曾经给出过相应的说法:“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只是我太怯懦。怯懦,是的,这是我的缺陷,但不至于有罪。我怯懦、软弱、平庸,干脆,我自私,这够卑劣的了。但自私又有什么错?对,当时我灵机一动,我可以用自私来让自己卑劣地逃脱,让社长觉得我不堪托付……”,令人遗憾处在于,即使林修身已然出此下策,最终也无法抗拒长谷川先生的指令。没想到的是,仅仅只是因为我的抗拒,就使得长谷川先生大为不满。为了重获他的欢心,林修身甚至不惜跪地磕头求饶。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林修身曾经给出过这样的一种解释:“我渴望被接纳,哪怕是被要挟之后的接纳。我只求这么一点点的抚慰。像我这种人,随时都可能被剥夺生存权利,能保住的只能是最低线。我就这点出息。”对于林修身的这种人生选择,我们更多地只能够从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好在陈希我在《心!》里也曾经引用了阿伦特的那段名言:“我们这些当年有罪的人,实际上是坚守岗位以防止更糟的事情发生的人;只有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才有机会缓解事态并至少帮助一些人;我们与恶人共处但并没有把灵魂卖给他们,但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却逃避了所有责任,只考虑自己,只考虑他们珍贵的灵魂的拯救……”需要注意的是,那位一度是阿伦特拥趸的李香草,却也曾经这样指责过阿伦特:“那个汉娜小姑娘,她大可不必出来。如果按照她的洁癖,她应该在里面反抗。她做不到吧?当然您可以说,她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反抗。对,这是我的逻辑。她身陷囹圄,就没能力,那么她就无法尽义务。另外,她出来了,还可以呆在她黑暗的祖国反抗,她为什么又流亡了呢?再说,她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尽更大的义务,因为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掌握着更多权利,权利与义务必须相匹配,但她却反过来指责普通人。”这里,与其说是李香草在行使驳诘的权利,莫如干脆说就是陈希我在与阿伦特进行辩驳。那位后来提出并指责“平庸之恶”的阿伦特自己,在二战中逃离德国后,远远地呆在隔岸的美国。倘若套用她自己的理论逻辑,她完全可以拒绝流亡,完全应该选择呆在母国进行哪怕是消极的反抗。关键还在于,等到战争结束后,她反而指责那些在黑暗中勉力生存下来的普通人助纣为虐地犯下了“平庸之恶”。虽然不能说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就不应该被提出来展开讨论,但身为知识分子的阿伦特们是否拥有免于被指责的豁免权,却也的确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具体到林修身,一方面,他出于生存的必要,的确曾经在“光”号货船上服务过,的确有过给侵略战争助纣为虐的经历。但在另一方面,哪怕仅仅只是出于一时的心情不畅快,他也确实曾经利用做饭的权利而有所“破坏、捉弄”。因此可见,对于如此一位“平庸之恶”者,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一种理解与评判,恐怕也还真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且让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林修身的寻找游击队这一事件上。在林修身被迫接受相关任务之后,紧接着发生的,就是吊桥上的那个踏板事件。按照林修身后来的追述,踏板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风吹过,吊桥飘了起来。他灵机一动,他要踏掉铺板。板已经很少了,能跺掉几块是几块。至少,日本人必须吃力地过桥,香草就有逃跑的时间了。更重要的是,香草看到他拆除铺板,就不会怀疑我和日本人是一伙了,反会觉得我是在救她。当然,踏掉铺板,我就会掉下去。下面深不可测,粉身碎骨。死就死吧,这样她就完全不会怀疑我了。我要活命,但我可以为她死去。我现在只能用死来洗污。在她面前死,为救她而死,洗污后死了,她会后悔她骂了我,她会为我哭。她为我哭已经够了,死无憾了。”应该注意到,在这段叙事话语中,首先存在一个人称转换的问题。同样是林修身这个人,前半段还被称作“他”,到后半段却突然变成了“我”。不知道是陈希我的一时疏忽,抑或还是他本来就觉得应该这么处理,反正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却多多少少会感觉到有一点突兀。当然,与人称转换的技术问题相比较,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关于踏板事件是否属于有预谋行为的理解与界定。就在包括李香草在内的当事人都已经认定吊索桥的被破坏乃是林修身一种故意的行为的时候,他自己反倒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在把吊索桥的突然垮掉归之于“偶然失误”的同时,他特别强调说:“我只是想跑开,想着一脚踩稳,踩住,就用力踩下去,结果反而让铺板震动,把吊索震断掉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叙述者“我”告诉他,李香草后来曾经表示,后悔自己没有能够跟着他的时候,林修身却给出了特别犀利的一连串反诘:“跟着我?回到日本人这边来?然后知道我是奸细?然后爱我?然后她再被投去当苦力?就比当游击队好?或者她还是爱我,然后跟我一起被当作‘汉奸’?”一方面,包括个人在内的历史都是无法假设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往往只有借助于这种假设的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并理解历史。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一连串犀利尖锐的假设,作家在给出了历史与人性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也对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本身提出了强有力的诘问。实际上,关于林修身踏板事件中“心”的游移不定,还是长谷川先生的说法更为准确到位:“是啊,向哪一边最后都要输,为游击队,要被这边日本军人射杀,为日本人这边,你就暴露了。所以你干脆把桥踩塌了。好像舍出自己,但只是给这边演一出‘苦肉计’,也给游击队留了活路。有手段!不仅狠,还得留后路。人才啊!可惜你的国家不给你施展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发现了林修身身上隐藏着的巨大潜力,所以长谷川先生最后才放心地把长谷川企业交给他去经营。
    只因为曾经为日本军队去寻找游击队,所以林修身在战后意外遭遇那个美国人迈克尔·佩恩后,就被此人指控为“汉奸”:“迈克尔·佩恩粗粗地呼吸了一下,换了一种身体姿势,耐心分析道:‘耻辱有程度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分层次:一种是迫不得已接受耻辱,一种是并非迫不得已,自愿选择的,比如他为日本军队寻找游击队……’”更进一步说:“即使是迫不得已,也有区别:一种是生命受到威胁时的迫不得已接受,一种只是为了保全其他。同样是其他,还有重要跟不重要的,还有最重要的。”什么会比生命更重要呢?迈克尔·佩恩说是“伦理”。毫无疑问,迈克尔·佩恩正是依循着这样的一套逻辑,方才指控林修身为汉奸的。尽管说林修身为了这个罪名最终付出了自我阉割的惨重代价,但一直到小说终结,关于这个问题,作家也没有给出过一个明确的答案。以我之见,陈希我的写作意图,本就无意于澄清林修身的汉奸身份与否。作家真正意欲透视表现的,事实上还是林修身的“国族身份”问题以及围绕这一关键问题所生出的各种纠结。尤其是在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期间,作为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价值立场,就毫无疑问是一个类似于哈姆莱特王子“生存还是毁灭”的那样一个大问题。更进一步说,所谓的“汉奸”与否,具体涉及到的同样是背叛的焦点问题。只不过与前面的背叛问题相比较,这时候的背叛问题,显然已经关涉到了更为重要的政治层面,是政治层面上国家或者民族背叛与否的根本命题。面对着这一重大问题,林修身的身心撕裂,他“心碎综合症”的罹患与发作,同样无法避免。
    其三,与身体更加紧密相关的林修身的性问题。身体,既是现代主义,同时也更是陈希我小说写作一向关注的重心所在。这一次,到了这部《心!》当中,身体依然是陈希我集中聚焦的重心之一。而且,更进一步说,所谓身体,到了具有明显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中,往往体现在性问题上面。是的,正如你已经料想到的,所谓性问题,乃突出地体现在林修身与长谷川香织他们两人的关系之中。香织之所以不顾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要接纳林修身,与他性器的昂然巨大有着无法剥离的内在关联。林修身登堂入室之久不太长的时间后,就想方设法离开长谷川家成为了“光”号货船的厨子,应该说与香织的过度沉迷于“包饺子”(他们俩之间性事的一种代称)紧密相关。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林修身的自我阉割与他对汉奸这一罪名的恐惧有关:“‘势’是生命之本。一个男人没了它,一切都没了。他是自己把它割除的,所以表示的是自我臣服,对你臣服,求您放过他。”这是叙述者“我”对迈克尔·佩恩给出的一种解释。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自残行为,恐怕却更是出于对长谷川香织的反抗。当年林修身之所以能够靠近香织,端赖于他的“包饺子”手艺,没想到的是,到后来,林修身竟然会特别恶心饺子。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林修身最后之所以要不管不顾地自我阉割,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关系密切。一方面,是长谷川香织身上的狐臭:“我为什么要逃离香织?我实在受不了她那味道。我这么说,你又会鄙视我吧?你难道就不是因为羞耻吗?你难道不觉得你那样的生活是罪恶的生活吗?你难道就没有作为男人的尊严吗?我当然有。这其实都是我在前面自己说过的,大道理谁不知道?但首先是本能上受不了。”“人毕竟喜欢香味讨厌臭味。那味道确实叫人忍受不了,无孔不入,在空气里,熏得你。”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当然还是香织那简直就是无休无止的性欲了。但在强调香织性欲特别旺盛的同时,我们却更须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林修身心理变态的存在。
    具体来说,林修身固然是被动者,给人的感觉是他一直在性方面勉力地应付或者说打发着香织,但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再说,只是打发吗?身边这女人我真的就那么讨厌吗?实际上我也想了,要不,她怎么可能迷上我?就是我非常受不了她,我仍然有欲望,这欲望,并不全是要换取她给我生存权利,单纯的性欲也不能说没有,只是我自己不承认。这性欲绕过我这个心,暗度陈仓,我还自己骗自己:我是讨厌她的,我是被逼无奈的,我无路可走。我身陷黑暗,但我的欲望在黑暗中满足了。还因为小心翼翼地暗度,逃避道德的审查,一旦到达目的地,欲求更反弹性地强烈了。那简直就是黑暗里的狂欢,但自己却告诉自己,我是掉进泥水了。有时候自己也瞒不住,知道自己也在狂欢,但那时既然掉进泥水里的索性也狂欢一下,如此而已。性本身就是一种从肮脏不道德中才寻求得来快乐的,这也没什么。更何况我又是男的。”之所以要引用这么长的一大段原文,乃是为了充分地说明一个人的性心理可以被扭曲到何种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林修身最后的自我阉割,既是对长谷川香织的反抗,也更是对自己的反抗。这其中,很显然也涉及到了背叛的命题,只不过此处的背叛,既是林修身对香织的背叛,也更是他的身体对自己的“心”的背叛。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与林修身所罹患的“心碎综合症”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内在关联。令人多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林修身竟然以这种自我阉割的方式实现了对香织的某种操纵与控制:“首先是对香织,每当她企图跟我理论,我就把下身亮出来,给她看。她就彻底投降了,无条件的。”就这样,“我用自己永远不能挽回的残废,让她永远不能解脱。我用她要挟我的器官,反过来要挟她。”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性乃是人类身体上最私密也最根本的一种存在,当陈希我把对林修身精神世界的挖掘抵达这个层面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对笔下人物的透视表现达到了体无完肤或者说淋漓尽致的程度。
    其四,在进行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一点就是,林修身何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而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九九归一,林修身之所以会是如此一种情形,与他中国疍民的家庭出身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渊源关系。小说中第一次提到“疍民”这个词,是在讲到佐伯照子的时候:“一旁的我听懂了。‘部落民’类似于中国的疍民。甚至有说他们就是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还有人说其中就有部分是疍民。”再一次提到“疍民”,就已经是与李香草有关的第六章。到了这一章,在与大家的对话中,林修身首度承认了自己是一个“曲蹄”。什么是“曲蹄”呢?“李香草后来回到国内,专门去查了资料,才知道了‘曲蹄’的含义。‘曲蹄’是对‘疍民’的蔑称,只有动物才用‘蹄’。在中国东南沿海有一群特殊的中国人。他们不让上岸居住,只能以船为家。他们的船叫‘连家船’。因为终身以舟为家,船舱低矮狭小,腿长期弯曲,久而久之变形了,像动物的腿。”说到一贯好面子的林修身为什么要自承“疍民”,叙述者曾经给出过这样一种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说法:“也许对他这个弱势人,只有粗野才有力量,无论是攻击别人的力量,还是践踏自己的力量。只有有力践踏自己,才能有力抵御别人,践踏别人。”说到底,对于如同林修身这样的卑贱之人来说,很多时候恐怕也只能被迫无奈地将卑贱当作对抗别人保护自己的武器。第三次提到“疍民”,是在接下来的第八章中:“你问我们是少数民族?不,我们也是汉族。我们和岸上人一样都是中国人,但却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岸上人可以随便打我们。”“岸上人可以随便对我们动私刑。”接下来的两次提及,还是在第八章中。一次是:“战乱、贫穷,还有我是疍民。我一直强调我这个身份,向香草也强调过。其实,疍民就活不了了?不过是活得差。我这么强调,不过是以此来抵御别人对我的指责。”再一次是:“我一再强调我疍民身份。但其实,有那么多疍民,千百年来不也生存下去了吗?其实就因为我们自己不安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按照我的理解,陈希我在这部《心!》中之所以要反复提及林修身的中国疍民身份,正是为了充分给出这一人物形象往往会表现得非常卑贱的根本渊源所在。质言之,一个漂洋过海因为被意外拯救方才得以来到日本的中国疍民的后代,在先后经历了以上林林总总的人生遭遇和变故之后,最终成为一名灵魂处于彻底撕裂状态的“心碎综合症”患者,并由此而最终丧命,恐怕也只能呈现为陈希我笔下所具体描述的这种状况。而作家陈希我,能够借助于精神分析的方式,能够强有力地打开林修身这一人物形象的心狱,最终相对深入地凝视表现出他那堪称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正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心!》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之所在。
    但在结束这篇已经稍嫌冗长的文章之前,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主体故事结束之后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存在。到了第九章中,林修身夫人香织的“心”不仅于不期然间现身,而且还与叙述者“我”的“心”展开了一场相对漫长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姑且不论,我们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恐怕是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叙事话语:“我和她同时去找林修身的心,根本找不到。之前他人影都不见,也没有去注意他的心。怎么回事?我们信誓旦旦我们的心和他的不一样。再回来找自己的心,怎么?我的心也不见了。回头去找她,她也不见了。恐怖袭上心头。不,我已经没有了心,根本无心可袭,只有恐怖。”“无论如何,这是一颗受难的心,一颗可怜的心。我知道就行了,然后,放下。放下它也就放下了我自己。”
    在我的理解中,这段叙事话语的深长意味主要表现为意在强调林修身的、“我”的,以及香织的“心”,其实都是相同的。唯其因为相同,所以才会“放下它也就放下了我自己”。通过如此一种情节设定,陈希我很显然是要告诉读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林修身,或者说是有着各种不同人生阅历的林修身。很大程度上,林修身既是他自己,也更是你我他,同时也肯定还是作家陈希我。写出了林修身,也就写出了每一个人类的个体。
    到最后,“我”强烈地意识到,林修身的“心”慢慢地化作了尘埃:“它确凿地存在,然后渐渐地化成尘埃。”接下来的第十章只有一句话:“它成尘时,我竟看见了微笑。”什么意思呢?林修身的“心”化作尘埃时,“我”的微笑,只要我们把这一点与小说中曾经专门提及的基督教元素联系起来,那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陈希我一种历尽劫难后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传达与表现。
    注释:
    ① ③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第121—122、2—3、3—4页,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