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林楠，海外评论家。现任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出版有文集《彼岸时光》、散文集《彼岸撷英》、评论集《含英呾华》等，长于审美评论。
    采访对象：王琰，女，江苏常州人，现旅居美国纽约州。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94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主要以小说为主兼及影视剧本和儿童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天才歧路》《我们不善于告别》及影视剧本多部。
    林楠：很高兴我们能以这种形式进行交流。之前看过你的《天才歧路》《我们不善于告别》和《双面佳人》等，可以说你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实力派作家：年轻有为，前程无量，应该是当今北美华语文坛继严歌苓、张翎和陈河之后非常值得被关注的一位。
    王琰：过奖了，非常感谢您喜欢我的作品。在我眼里，只有读者的青睐才是对一位写作者的最高奖赏。
    林楠：你的最新长篇《繁尘过后》目前正以微信形式连载。短短几日，第一章浏览量已超过一千，这对于寂寞的纯文学来讲应该是有些许热闹了，对此你怎么看？
    王琰：说实话，我是计算机盲，对任何高科技的东西都视之“畏途”。计算机功能除用来写作和简单上网外，其余一窍不通。微信开通至今也只在必要时用于亲友间的交流。这部长篇能以现在这种形式在读者中传播，是我始料未及的。如果说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用微信连载原创小说，那我就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了。在此，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把我“推下海”的张辉先生和辛勤制作每期微信的吴丽环女士。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读者。哪怕小说连载到最后只剩下一位守候者，我也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林楠：《繁尘过后》是你第五部长篇了吧？有评论说“小说采用时代与人性混杂的写法，故事情节纠结，叙事复杂，令人想起《霸王别姬》《长恨歌》等类似作品”。你可以介绍一下创作《繁尘过后》这部小说的心路历程吗？
    王琰：相信每个作家都会有一本书，是命中注定要写的。《繁尘过后》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命中注定要写的书。这本书想写了20年，因为小说开篇写到的革命烈士黎鸿飞，原型即来自我爷爷。我试图通过第三视角，把我爷爷年轻壮烈的一生概括出来。但到最后定稿时，又重写了这一部分。我想，有关我爷爷的故事，应该再等一等，等掌握更多更翔实的第一手素材后另立篇章，专门叙述。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连续两次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梦中，我站在一间陌生的亭子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影影绰绰看到雨中伫立一位男子，他手里捧一迭空白稿纸，对我微笑着，扬起了手中稿件。我开口想叫，却不知道叫什么，然后，梦醒了。
    我反复回忆梦中男人的身影和特征，我想是我父亲看我来了。父亲曾是一名剧团编剧，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还会拉二胡。这么一个年轻的、风华正茂的生命，却在29岁那年匆匆离去了。我想，他肯定是不甘心的。也许老天也觉得把他带走得太早，为了弥补，便阴差阳错，指派我来完成他没能完成的梦想。
    林楠：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你的一部“心愿”之作。
    王琰：是，我觉得这二十多年的写作磨练，似乎都在为这本书作准备，在为我父辈那一代人的存在寻找一种语言——一种能把他们凛然不可侵犯的那种追求和信仰写出来的语言。
    林楠：祝福你，终于写就了这本书。你在《海外二十年创作谈》里提到，你的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起步。你90年代初出国，那时刚出国门，言语不通，这段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琰：我1994年出国的第一站是加拿大，最初的一年时间都是在语言学校度过的。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他们的经历五花八门，给我提供了很多创作中短篇小说的素材，也给了我后来创作《黄房子之恋》的灵感。
    林楠：海外女作家的许多小说大都涉猎婚恋题材，你的两个中篇《双面佳人》和《黄房子之恋》也不例外。《黄房子之恋》更是写绝望的爱情，读这样的作品，心头感到压抑、震颤，甚至窒息，诚如你在后记中所言，这是“来自人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殊死搏斗后的死寂”。它是你最满意的中篇吗？
    王琰：《黄房子之恋》中的男主人公“他”是一位有着“苦吟博士”绰号的留学生；“她”则是姑苏河畔一家服装厂的普通女工。两人的世界南辕北辙，按理说最没有交接的可能，却在90年代初掀起的第一波移民大潮中被卷到了一起。她作为他大哥的未婚妻，被派前往加拿大和他假结婚。因为是假结婚，他们离群索居，住进了远离留学生宿舍的半地下室——黄房子公寓，自此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不伦之恋”。创作这篇小说时, 我还在美国的纳希维尔市读书。当时迫于生存压力学金融，每天上完课, 做好作业, 就去图书馆写小说。可能是那段经历比较特殊，我对这个中篇一直都很偏爱。
    林楠：有学者指出你的小说是对人的“灵魂的海域”与“精神的高原”的探路。我很喜欢这两句言简意赅的精彩点评，由此也想起一段话，大意是说：“作家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生物，通过言语治疗自己。”请结合你的文学创作，谈一下小说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和探索。
    王琰：就你刚才那句话，我想换一个说法：“作家都是一群魔鬼的孩子，这个魔鬼就是精神。” 矛盾的是，上帝造人是要人循规蹈矩地生活，要人既无喜悦也无痛苦地度过那所谓的好日子的。而精神的空间呢，它就像天空，无边无际没有踪迹可循。这也正是“魔鬼的孩子们”最渴望探索的无限无形的自由，因为它打破了所有轮廓分明的界限。
    以我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有苦闷迷茫如《落日天涯》里的李雪才，孤独彷徨如《天才歧路》里的许游，执着追梦如《我们不善于告别》里的茹小鸥等等。他们在异国土地上的悲欢离合、追求与失落，他们的灵与肉、理智与激情的碰撞，还有那一种无根的迷茫和孤寂，这些都是我想借书中主人公去探索的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林楠：长篇小说《天才歧路》是你创作中的重要收获，以强烈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赢得读者青睐。是什么触发了你塑造许游这个天才诗人的创作灵感？
    王琰： 海明威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一个人最大的满足不是对他的名誉、地位、权势和爱情等等的满足，而是对他自己的满足。海明威的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到你自己那里去！” 因为你在尘世间所做的一切努力，所追求的哲学、宗教信仰等等，最终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你达成你自己，满足你自己。
    许游生于60年代中期，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了他特定的命运，使他对孤零和绝望拥有切肤之痛的同时，也使他长时间地陷入了对时间和记忆的反思。他与生俱来对诗歌的感悟可以称之为天赋，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然而，有天才的诗人似乎注定时乖命蹇，注定得忍受同时代人的冷漠。从东方到西方，许游一次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体验着东西方现代文明给他造成的孤独感、隔阂感、以及失落感。
    在构思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脑海反复出现的是《西西弗的神话》里那个滚石上山的西西弗。西西弗明知道劳而无功，仍然周而复始地劳作。人们眼中的苦役，对他来说却是满足自己的方式。同样道理，许游对缪斯女神的追随，他所经历的一切挫折、厄运，也都是他通向自我、并最终达成自我的必经之路。
    林楠：都说文如其人，你在《天才歧路》里借主人公许游感慨“以文养生”之艰辛，你是否有这方面的体验？你是如何平衡你的创作和生活的呢？
    王琰：大概所有写作者都曾梦想“以文养生”吧，毕竟人生在世，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出国前是编辑，出国后做过会计、监考官等自己不喜欢的职业。那时候几乎每天上班都在心里想着如何跟老板提辞职，但两个星期发一次工资的那张支票，又让我无限期地压制了辞职的冲动。至于如何平衡创作和生活这一矛盾，记得刚上创作课时班上有位女博士，说她喜欢写小说，但太忙，除读书还要打两份工。她没时间写，怎么办？老师是纽约州很著名的一位诗人，离婚后独自带三个孩子生活，每年除教书养家糊口外还出两本诗集。老师回答这位女生说，她的两本诗集都是在厨房给孩子们准备晚餐时写下的。如果你真想写，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强烈欲望，是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得了的。所以，一切随心而动，不要强求。她的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当时我大儿子刚出生几个月，来自学业和家庭的压力已让我不堪负重，竟然还萌发了创作长篇的激情。
    林楠：《我们不善于告别》是你另一部长篇小说，历时7年完成，共32万字。请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主题和构思。
    王琰：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这一时空背景中，着重讲述了上海某高校一群文学追梦人的生命流程。年轻的茹小鸥、去去、云尘是小说主人公。她们裹挟着青春特有的执着或脆弱，懵懂或软弱，在象牙塔里面爱过、恨过、疯狂过也迷失过。青春对他们来说，留下的不仅仅有笑声，也有哭声，更有许多苍白和无奈。有评论指出：小说紧紧抓住了女性人物的“情感”危机和由“情感”所引发的个人生活变迁。因而，爱情在小说中不但成为女性自我身份的一种印证，而且也成为女性命运坎坷的原初所在。小说始终围绕情感的胶着和勾连这一核心展开论述。小说标题“我们不善于告别”仿佛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这一标题取自前苏联现代主义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过去的历史是无法“告别”也无法割舍的，而这种历史既包含内在的个人情感，也囊括外在的家国所赋予个人的文化烙印与身份属性，更包含着女性意识的演变历程。
    除了评论家探讨的“情感”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写出新移民身在海外不得不面对的最有共性的一些经验：比如留学奋斗时的酸甜苦辣，职场上的种族歧视，海外婚姻经营的不易，异族通婚的冲突，等等。
    关于作品的构思，因为三位女性都曾是缪斯女神的虔诚信徒，我在每一章的开端引用几句有关情感的诗歌作“按语”，为情感叙事定下基调。有论者指出：每一个按语都暗合着人物情感的发展波动，就像乐谱符号一样，预示着情感的走向。此外，小说人物如茹小鸥和诗人贾涉等都酷爱诗歌，也正是诗歌牵引着他们走进不同的情感旅程中，这样就形成了诗歌与小说以及小说人物情感三者之间的“互文”指涉。
    林楠：纵观你的五部长篇，似乎每一部风格都不一样。《繁尘过后》的叙事很是复杂。而《天才歧路》和《归去来兮》两篇都以男性为视角。还有其他长篇的结构、人物设置等问题。请分享你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探索，
    王琰：柏拉图《对话录》说，“原来的人都是雌雄同体的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另一半。” 我好像很喜欢以男性的视角写小说，可能是从小在乡下长大，整天混一帮男孩中间打打闹闹习惯了，也把自己当假小子。也可能我原始身体里的“雄性”作怪吧？我以男性的视角写小说似乎更得心应手没有任何拧巴之感。当然，一切都需顺应人物内心的召唤。
    说到小说结构，当情节和人物的构思已经丰满到呼之欲出的地步，自然会找到适合它的结构，这似乎从来不用我刻意操心。就像人物的命运设置，刚开始写大纲时会有很多滴水不漏的安排，写着写着就如灵魂附体，由不得作家控制了。因为你笔下的人物已经羽翼丰满，拥有他自己的命运走向。我会花更多心思在细节的推敲和人物语言的节奏感上，还有小说的画面感等，这些我会反复思考。这也许和我写过影视剧本有关。
    林楠：2016年11月，你在与“思南”读者见面会上说2000年是你人生最关键的转折：你初为人母，然后还重返学校攻读文学，另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用华文创作是十分寂寞而艰辛的，请分享一下你的这段经历。
    王琰：是的，千禧年可以说是我个人生活和学业发生关键转折的一年。那年，我大儿子在3月份早产45天出生，我9月份入学。每天我背着沉重的书包来回奔波在学校和公寓之间。书包里除大部头名著之外还有奶瓶、纸巾等杂物。英文系的阅读量和写作量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为了省学费，我一学期上五门课，每门课都有7-8部长篇等着阅读。在不断的学习中，中西文化的碰撞让我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学视角。我开始尝试长篇创作，也就是《我们不善于告别》中第二部最原始的初稿，刚开始用英文写，写着写着，感觉到了无法自由倾诉的束缚，便改用中文。这一写断断续续就是近一年，当时依旧用笔和纸最原始的写作方法，再加经验和技巧的双重不足，写到一定程度实在有不堪负重之感。小说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因为是写在练习簿上的处女作，感觉自卑，没敢把它寄走。这样一犹豫, 便迎来了2001年。
    “ 9·11”事件后，我和身边的人都染上了“恐惧综合症”。这层恐惧感伴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再加学习的压力等，那段时间经常噩梦连连。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梦是我丢失了我的隐形眼镜，站在一堆肮脏的残雪边上，眼前除了灼目的白色，便是鬼魅的黑影，那种失去视力的恐慌感至今记忆犹新。我用英文写诗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第一首《Vision》就是拜这个噩梦所赐得到的灵感。
    林楠：你的第一本英文诗集《旅行者之歌》，也即你的文学硕士论文集给了你有别于中文创作的不同体验。那时有产生过像哈金那样用英文写作的念头吗？
    王琰：没有。因为我英文不好，能把英美文学硕士读下来，完全凭着一股对文学的热爱劲，没有这股劲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的。我硕士毕业那年，导师问我还想不想继续读博士？我心想要再读下去，眼睛非瞎了不可。现在回想那几年，如果再让我从头来过，我肯定是没有勇气的。所以，出国把你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逼了出来。
    林楠：你读英美文学那几年，有机会大量阅读英语文学原著，哪些文学经典对你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你最喜爱哪几位作家？
    王琰：我喜欢毛姆、哈代、劳伦斯、杰克•伦敦、菲兹杰拉德、加缪、茨威格、黑塞、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契科夫等等，有很多。不同时期会喜欢不同的作家。他们对我的影响，在长期的阅读中早已潜移默化，成了滋养我生命的一部分。最近我迷上了聚斯金德的《香水》。
    林楠：你创作《落日天涯》时说要把它当成一部“名著”来写，你的经典情结是大量接触文学名著后才产生的吗？
    王琰：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吧。我从小喜欢文艺。后来艺术梦破灭了，爱上了文学。有评论说我是在《天才歧路》中借许游的一生传递我对文学的追求。其实我更想借《天才歧路》里的钟渝传递我对文学的追求。他身居纽约斗室，可以“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他坚守自己的文学选择，不为外界喧哗所动，不对声名抱有任何幻想，始终坚定地写作，并珍惜自己的写作生命，因为“凡有凭天禀或是靠勤奋而获得了创作才能的人，都应永远记住：从事艺术就是为艺术本身服务；只能向艺术要求艺术所能给的乐趣，除了艺术在静寂与孤独中所赐予的宝藏之外，不能向它要求其他的宝藏”。
    你刚才说到的《落日天涯》是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创作这部小说时，我正在读文学硕士，深受欧美19、20世纪小说的影响，写作过程中便试图通过一些象征、隐喻、梦幻等文学手段，把笔致直入人物的精神层面，从而引发一些有关新移民的归宿和命运等问题的思考。
    因为是第一本长篇，倾注了我很大的热情和感情；又因为当时在英文系，每天阅读大量名著，系里隔三差五邀请名作家来演讲。哈金也来过，朗读了他的《等待》。在那种氛围下，我想即使没有经典情结的文学爱好者都会觉得自己出手不凡的。我说要把《落日天涯》当一部“名著”来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现在听来虽不免幼稚可笑，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就是我的经典情结，二十多年来它成了鞭策我不断努力前进、写出好作品的最大动力。
    林楠：你写小说、影视剧本、诗歌和儿童文学。可以谈谈这些不同的创作类型的体验和心境吗？你最喜欢哪类创作？
    王琰：喜欢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诗歌和儿童文学只是我文学生涯的“客串”。对影视剧本创作，怎么说呢，是有点纠结的。我其实20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3集的电视剧本，这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我后来常想，有段时间我拼了命地写剧本，潜意识里可能是想要圆我父亲的一个编剧梦。
    林楠：最后，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分享一下你的创作体会吗?
    王琰：专注、执着、耐得住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