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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高原的探路者——王琰专访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访问者:林楠,海外评论家。现任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出版有文集《彼岸时光》、散文集《彼岸撷英》、评论集《含英呾华》等,长于审美评论。
    采访对象:王琰,女,江苏常州人,现旅居美国纽约州。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94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主要以小说为主兼及影视剧本和儿童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天才歧路》《我们不善于告别》及影视剧本多部。
    林楠:很高兴我们能以这种形式进行交流。之前看过你的《天才歧路》《我们不善于告别》和《双面佳人》等,可以说你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实力派作家:年轻有为,前程无量,应该是当今北美华语文坛继严歌苓、张翎和陈河之后非常值得被关注的一位。
    王琰:过奖了,非常感谢您喜欢我的作品。在我眼里,只有读者的青睐才是对一位写作者的最高奖赏。
    林楠:你的最新长篇《繁尘过后》目前正以微信形式连载。短短几日,第一章浏览量已超过一千,这对于寂寞的纯文学来讲应该是有些许热闹了,对此你怎么看?
    王琰:说实话,我是计算机盲,对任何高科技的东西都视之“畏途”。计算机功能除用来写作和简单上网外,其余一窍不通。微信开通至今也只在必要时用于亲友间的交流。这部长篇能以现在这种形式在读者中传播,是我始料未及的。如果说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用微信连载原创小说,那我就是“敢吃螃蟹”的第一人了。在此,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把我“推下海”的张辉先生和辛勤制作每期微信的吴丽环女士。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读者。哪怕小说连载到最后只剩下一位守候者,我也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林楠:《繁尘过后》是你第五部长篇了吧?有评论说“小说采用时代与人性混杂的写法,故事情节纠结,叙事复杂,令人想起《霸王别姬》《长恨歌》等类似作品”。你可以介绍一下创作《繁尘过后》这部小说的心路历程吗?
    王琰:相信每个作家都会有一本书,是命中注定要写的。《繁尘过后》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命中注定要写的书。这本书想写了20年,因为小说开篇写到的革命烈士黎鸿飞,原型即来自我爷爷。我试图通过第三视角,把我爷爷年轻壮烈的一生概括出来。但到最后定稿时,又重写了这一部分。我想,有关我爷爷的故事,应该再等一等,等掌握更多更翔实的第一手素材后另立篇章,专门叙述。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连续两次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梦中,我站在一间陌生的亭子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影影绰绰看到雨中伫立一位男子,他手里捧一迭空白稿纸,对我微笑着,扬起了手中稿件。我开口想叫,却不知道叫什么,然后,梦醒了。
    我反复回忆梦中男人的身影和特征,我想是我父亲看我来了。父亲曾是一名剧团编剧,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还会拉二胡。这么一个年轻的、风华正茂的生命,却在29岁那年匆匆离去了。我想,他肯定是不甘心的。也许老天也觉得把他带走得太早,为了弥补,便阴差阳错,指派我来完成他没能完成的梦想。
    林楠: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你的一部“心愿”之作。
    王琰:是,我觉得这二十多年的写作磨练,似乎都在为这本书作准备,在为我父辈那一代人的存在寻找一种语言——一种能把他们凛然不可侵犯的那种追求和信仰写出来的语言。
    林楠:祝福你,终于写就了这本书。你在《海外二十年创作谈》里提到,你的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起步。你90年代初出国,那时刚出国门,言语不通,这段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琰:我1994年出国的第一站是加拿大,最初的一年时间都是在语言学校度过的。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他们的经历五花八门,给我提供了很多创作中短篇小说的素材,也给了我后来创作《黄房子之恋》的灵感。
    林楠:海外女作家的许多小说大都涉猎婚恋题材,你的两个中篇《双面佳人》和《黄房子之恋》也不例外。《黄房子之恋》更是写绝望的爱情,读这样的作品,心头感到压抑、震颤,甚至窒息,诚如你在后记中所言,这是“来自人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殊死搏斗后的死寂”。它是你最满意的中篇吗?
    王琰:《黄房子之恋》中的男主人公“他”是一位有着“苦吟博士”绰号的留学生;“她”则是姑苏河畔一家服装厂的普通女工。两人的世界南辕北辙,按理说最没有交接的可能,却在90年代初掀起的第一波移民大潮中被卷到了一起。她作为他大哥的未婚妻,被派前往加拿大和他假结婚。因为是假结婚,他们离群索居,住进了远离留学生宿舍的半地下室——黄房子公寓,自此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不伦之恋”。创作这篇小说时, 我还在美国的纳希维尔市读书。当时迫于生存压力学金融,每天上完课, 做好作业, 就去图书馆写小说。可能是那段经历比较特殊,我对这个中篇一直都很偏爱。
    林楠:有学者指出你的小说是对人的“灵魂的海域”与“精神的高原”的探路。我很喜欢这两句言简意赅的精彩点评,由此也想起一段话,大意是说:“作家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生物,通过言语治疗自己。”请结合你的文学创作,谈一下小说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和探索。
    王琰:就你刚才那句话,我想换一个说法:“作家都是一群魔鬼的孩子,这个魔鬼就是精神。” 矛盾的是,上帝造人是要人循规蹈矩地生活,要人既无喜悦也无痛苦地度过那所谓的好日子的。而精神的空间呢,它就像天空,无边无际没有踪迹可循。这也正是“魔鬼的孩子们”最渴望探索的无限无形的自由,因为它打破了所有轮廓分明的界限。
    以我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有苦闷迷茫如《落日天涯》里的李雪才,孤独彷徨如《天才歧路》里的许游,执着追梦如《我们不善于告别》里的茹小鸥等等。他们在异国土地上的悲欢离合、追求与失落,他们的灵与肉、理智与激情的碰撞,还有那一种无根的迷茫和孤寂,这些都是我想借书中主人公去探索的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林楠:长篇小说《天才歧路》是你创作中的重要收获,以强烈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赢得读者青睐。是什么触发了你塑造许游这个天才诗人的创作灵感?
    王琰: 海明威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一个人最大的满足不是对他的名誉、地位、权势和爱情等等的满足,而是对他自己的满足。海明威的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到你自己那里去!” 因为你在尘世间所做的一切努力,所追求的哲学、宗教信仰等等,最终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你达成你自己,满足你自己。
    许游生于60年代中期,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了他特定的命运,使他对孤零和绝望拥有切肤之痛的同时,也使他长时间地陷入了对时间和记忆的反思。他与生俱来对诗歌的感悟可以称之为天赋,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然而,有天才的诗人似乎注定时乖命蹇,注定得忍受同时代人的冷漠。从东方到西方,许游一次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体验着东西方现代文明给他造成的孤独感、隔阂感、以及失落感。
    在构思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脑海反复出现的是《西西弗的神话》里那个滚石上山的西西弗。西西弗明知道劳而无功,仍然周而复始地劳作。人们眼中的苦役,对他来说却是满足自己的方式。同样道理,许游对缪斯女神的追随,他所经历的一切挫折、厄运,也都是他通向自我、并最终达成自我的必经之路。
    林楠:都说文如其人,你在《天才歧路》里借主人公许游感慨“以文养生”之艰辛,你是否有这方面的体验?你是如何平衡你的创作和生活的呢?
    王琰:大概所有写作者都曾梦想“以文养生”吧,毕竟人生在世,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出国前是编辑,出国后做过会计、监考官等自己不喜欢的职业。那时候几乎每天上班都在心里想着如何跟老板提辞职,但两个星期发一次工资的那张支票,又让我无限期地压制了辞职的冲动。至于如何平衡创作和生活这一矛盾,记得刚上创作课时班上有位女博士,说她喜欢写小说,但太忙,除读书还要打两份工。她没时间写,怎么办?老师是纽约州很著名的一位诗人,离婚后独自带三个孩子生活,每年除教书养家糊口外还出两本诗集。老师回答这位女生说,她的两本诗集都是在厨房给孩子们准备晚餐时写下的。如果你真想写,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强烈欲望,是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得了的。所以,一切随心而动,不要强求。她的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当时我大儿子刚出生几个月,来自学业和家庭的压力已让我不堪负重,竟然还萌发了创作长篇的激情。
    林楠:《我们不善于告别》是你另一部长篇小说,历时7年完成,共32万字。请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主题和构思。
    王琰: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这一时空背景中,着重讲述了上海某高校一群文学追梦人的生命流程。年轻的茹小鸥、去去、云尘是小说主人公。她们裹挟着青春特有的执着或脆弱,懵懂或软弱,在象牙塔里面爱过、恨过、疯狂过也迷失过。青春对他们来说,留下的不仅仅有笑声,也有哭声,更有许多苍白和无奈。有评论指出:小说紧紧抓住了女性人物的“情感”危机和由“情感”所引发的个人生活变迁。因而,爱情在小说中不但成为女性自我身份的一种印证,而且也成为女性命运坎坷的原初所在。小说始终围绕情感的胶着和勾连这一核心展开论述。小说标题“我们不善于告别”仿佛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这一标题取自前苏联现代主义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过去的历史是无法“告别”也无法割舍的,而这种历史既包含内在的个人情感,也囊括外在的家国所赋予个人的文化烙印与身份属性,更包含着女性意识的演变历程。
    除了评论家探讨的“情感”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写出新移民身在海外不得不面对的最有共性的一些经验:比如留学奋斗时的酸甜苦辣,职场上的种族歧视,海外婚姻经营的不易,异族通婚的冲突,等等。
    关于作品的构思,因为三位女性都曾是缪斯女神的虔诚信徒,我在每一章的开端引用几句有关情感的诗歌作“按语”,为情感叙事定下基调。有论者指出:每一个按语都暗合着人物情感的发展波动,就像乐谱符号一样,预示着情感的走向。此外,小说人物如茹小鸥和诗人贾涉等都酷爱诗歌,也正是诗歌牵引着他们走进不同的情感旅程中,这样就形成了诗歌与小说以及小说人物情感三者之间的“互文”指涉。
    林楠:纵观你的五部长篇,似乎每一部风格都不一样。《繁尘过后》的叙事很是复杂。而《天才歧路》和《归去来兮》两篇都以男性为视角。还有其他长篇的结构、人物设置等问题。请分享你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探索,
    王琰:柏拉图《对话录》说,“原来的人都是雌雄同体的两性人。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另一半。” 我好像很喜欢以男性的视角写小说,可能是从小在乡下长大,整天混一帮男孩中间打打闹闹习惯了,也把自己当假小子。也可能我原始身体里的“雄性”作怪吧?我以男性的视角写小说似乎更得心应手没有任何拧巴之感。当然,一切都需顺应人物内心的召唤。
    说到小说结构,当情节和人物的构思已经丰满到呼之欲出的地步,自然会找到适合它的结构,这似乎从来不用我刻意操心。就像人物的命运设置,刚开始写大纲时会有很多滴水不漏的安排,写着写着就如灵魂附体,由不得作家控制了。因为你笔下的人物已经羽翼丰满,拥有他自己的命运走向。我会花更多心思在细节的推敲和人物语言的节奏感上,还有小说的画面感等,这些我会反复思考。这也许和我写过影视剧本有关。
    林楠:2016年11月,你在与“思南”读者见面会上说2000年是你人生最关键的转折:你初为人母,然后还重返学校攻读文学,另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用华文创作是十分寂寞而艰辛的,请分享一下你的这段经历。
    王琰:是的,千禧年可以说是我个人生活和学业发生关键转折的一年。那年,我大儿子在3月份早产45天出生,我9月份入学。每天我背着沉重的书包来回奔波在学校和公寓之间。书包里除大部头名著之外还有奶瓶、纸巾等杂物。英文系的阅读量和写作量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为了省学费,我一学期上五门课,每门课都有7-8部长篇等着阅读。在不断的学习中,中西文化的碰撞让我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学视角。我开始尝试长篇创作,也就是《我们不善于告别》中第二部最原始的初稿,刚开始用英文写,写着写着,感觉到了无法自由倾诉的束缚,便改用中文。这一写断断续续就是近一年,当时依旧用笔和纸最原始的写作方法,再加经验和技巧的双重不足,写到一定程度实在有不堪负重之感。小说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尾。因为是写在练习簿上的处女作,感觉自卑,没敢把它寄走。这样一犹豫, 便迎来了2001年。
    “ 9·11”事件后,我和身边的人都染上了“恐惧综合症”。这层恐惧感伴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再加学习的压力等,那段时间经常噩梦连连。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梦是我丢失了我的隐形眼镜,站在一堆肮脏的残雪边上,眼前除了灼目的白色,便是鬼魅的黑影,那种失去视力的恐慌感至今记忆犹新。我用英文写诗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第一首《Vision》就是拜这个噩梦所赐得到的灵感。
    林楠:你的第一本英文诗集《旅行者之歌》,也即你的文学硕士论文集给了你有别于中文创作的不同体验。那时有产生过像哈金那样用英文写作的念头吗?
    王琰:没有。因为我英文不好,能把英美文学硕士读下来,完全凭着一股对文学的热爱劲,没有这股劲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的。我硕士毕业那年,导师问我还想不想继续读博士?我心想要再读下去,眼睛非瞎了不可。现在回想那几年,如果再让我从头来过,我肯定是没有勇气的。所以,出国把你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逼了出来。
    林楠:你读英美文学那几年,有机会大量阅读英语文学原著,哪些文学经典对你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你最喜爱哪几位作家?
    王琰:我喜欢毛姆、哈代、劳伦斯、杰克•伦敦、菲兹杰拉德、加缪、茨威格、黑塞、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契科夫等等,有很多。不同时期会喜欢不同的作家。他们对我的影响,在长期的阅读中早已潜移默化,成了滋养我生命的一部分。最近我迷上了聚斯金德的《香水》。
    林楠:你创作《落日天涯》时说要把它当成一部“名著”来写,你的经典情结是大量接触文学名著后才产生的吗?
    王琰: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吧。我从小喜欢文艺。后来艺术梦破灭了,爱上了文学。有评论说我是在《天才歧路》中借许游的一生传递我对文学的追求。其实我更想借《天才歧路》里的钟渝传递我对文学的追求。他身居纽约斗室,可以“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他坚守自己的文学选择,不为外界喧哗所动,不对声名抱有任何幻想,始终坚定地写作,并珍惜自己的写作生命,因为“凡有凭天禀或是靠勤奋而获得了创作才能的人,都应永远记住:从事艺术就是为艺术本身服务;只能向艺术要求艺术所能给的乐趣,除了艺术在静寂与孤独中所赐予的宝藏之外,不能向它要求其他的宝藏”。
    你刚才说到的《落日天涯》是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创作这部小说时,我正在读文学硕士,深受欧美19、20世纪小说的影响,写作过程中便试图通过一些象征、隐喻、梦幻等文学手段,把笔致直入人物的精神层面,从而引发一些有关新移民的归宿和命运等问题的思考。
    因为是第一本长篇,倾注了我很大的热情和感情;又因为当时在英文系,每天阅读大量名著,系里隔三差五邀请名作家来演讲。哈金也来过,朗读了他的《等待》。在那种氛围下,我想即使没有经典情结的文学爱好者都会觉得自己出手不凡的。我说要把《落日天涯》当一部“名著”来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现在听来虽不免幼稚可笑,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就是我的经典情结,二十多年来它成了鞭策我不断努力前进、写出好作品的最大动力。
    林楠:你写小说、影视剧本、诗歌和儿童文学。可以谈谈这些不同的创作类型的体验和心境吗?你最喜欢哪类创作?
    王琰:喜欢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诗歌和儿童文学只是我文学生涯的“客串”。对影视剧本创作,怎么说呢,是有点纠结的。我其实20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3集的电视剧本,这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我后来常想,有段时间我拼了命地写剧本,潜意识里可能是想要圆我父亲的一个编剧梦。
    林楠:最后,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分享一下你的创作体会吗?
    王琰:专注、执着、耐得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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