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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江南繁荒录》:“不欲登楼更怀古”

http://www.newdu.com 2020-07-06 文艺报 童欣 参加讨论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江南自古就是钟灵毓秀之地,千年文脉绵延不绝。徐风新出版的散文集《江南繁荒录》发掘出埋藏在这片土地上的砖石瓦砾,搭建起一座精致的文化藏宝阁,故事与人物几经辗转,渐次登场,吟唱着万古江河,不舍昼夜,薪火相传,亘古不灭。
    徐风自述“欲以平白的中国话语去构建一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建构”意识贯穿了整部散文集,《江南繁荒录》分“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三部,每部都由四篇平白质朴、主题各异的历史文化散文构成,每篇又由相互勾连的若干章节故事按平行结构或线性逻辑的方式连缀而成,整体仿佛一座结构均匀的阁楼。由时间做东,游人顺着徐风给的导览图拾级而上:第一层“青玉案”打捞圣贤名流的历史,回溯江南文化拙朴刚正、敦厚温良的传统;第二层“声声慢”勾画江南腹地的肉身状态,描摹村民淳朴的世俗生活和乡约伦理,“乡村无恙”和“大地救赎”两篇以实录笔法为无名之辈作传,刻下世道和人心的注脚;第三层“风满楼”分为民间收藏、紫砂工艺、书画市场、戏班子四间房间,以重“艺”轻利的民间精神反衬当下精心炮制的文化繁盛场面背后的精神荒芜。可谓一日之内,一阁之间,气候不齐,风景殊异。
    凑近一些看,这座阁楼应该是木质的,以时间包浆,泛着温润的古气。我们不得不对材质进行一番考量,因为在徐风看来,“这世上的精神都是从物体中产生的,对旧物能够秉持一种持久的审美的人,最有可能接收到旧物上释放的精神密码”。《江南繁荒录》打捞起沉浸在历史长河里的老物件,一一考证其来源出处、流传经手,由此牵引出器物背后的人事沧桑。有趣的是,徐风捞出的东西既有古碑、古籍、紫砂壶、字画这类“文人雅器”,也有鹞子、水车、桑园等“乡野俗物”,甚至包括某地方医院院志和某县列女传。
    这是《江南繁荒录》取材不同于一般江南题材的文学作品之处。徐风有意打破文化学者对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以史家录传的笔法描摹乡野旮旯的草根面相。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人皆可入史。徐风笔下江南的诗意不在于田园风光,而在这些村民最朴素的生活愿景里。“捉肥记”写村民进城捡煤球拾垃圾,他们用刚脱粒的大米,向城里人换一碗热乎乎的白米饭,蹲在巷子里一口米一块咸菜,看看城里的光景,听听喧闹的市声,就能觉得这一顿吃得既开心,又有尊严。徐风擅于发掘日常生活的深意,以小见大,以一花一草一习俗描摹出人情世故。
    《江南繁荒录》被徐风自己视为“转型之作”,不仅因为观察的对象从紫砂器皿转向了更为广阔的世俗生活,激活了江南文化的肉身状态,更在于他将鲜活的生命力量注入“江南”的文化符号,打通了文人江南和民间江南的精神共相,为历史过滤出某些纯粹的东西。
    《江南繁荒录》的结构很精巧。第三部“风满楼”既是对“青玉案”先圣风骨的呼应,也是对“声声慢”民间精神的升华。前两部的层层铺垫最终指向的是江南文化的当下遭际。徐风以辛辣甚至略带嘲讽的笔触剥开了繁荣覆盖之下的一片荒芜。他总结出一场“文化生意”的整个流程:复制技术,包装大师,官方盖章,权力与金钱在市场置换,联手打造一个成功的文化商品。当“运营”“包装”“投资”这些商业名词入侵文化领域时,“艺术”被异化为“技术”。徐风采用欲扬先抑的写法,为“海棠并不依旧”的现状把脉,又分别为“壶痴”顾景舟、柯三无、华荫堂,“画痴”吴洪裕,“戏痴”堵小开、洁心小妹等人作传明志,以期用民间对文化的尊重擦亮当下蒙尘的精神碎片。徐风给当下文化开出的药方是:“把物还给物”,恢复艺术的纯粹之美。他推崇的这些民俗艺人、收藏家,无一不是抛开功名利禄,如痴如醉地投入所爱之物,轻则以兴趣,重则以生命。他们的身影和历史深处江南士大夫的身影逐渐重合。士子可以学而优则仕,也可以“卸乌纱于朝廷,潜江湖而求真性情”。赤子之心,耿介风骨,当年不摧眉折腰事权贵,而今也不会为阿堵物改其志。在这个意义上,“文人气”和“草根气”系出同源,士大夫和民间艺人殊途同归。徐风从历史的景深里汲取绵绵古气,又从混沌繁芜的文化现状里滤出清醇,以贯通古今的气韵写就了这部《江南繁荒录》。至此,徐风破译的已经不仅是江南文化,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精神密码。
    分析完这间藏宝阁的结构和气韵,不妨再从细部考察一下徐风雕刻的工艺水平。雅正与俚俗杂糅的语言形成了木头的外观花纹。前人描写江南的文字总是柔媚纤丽,处处沾染着氤氲水汽,这样的语言美则美矣,却不太结实,有矫揉造作之嫌。而《江南繁荒录》的语言极富弹性,绵密的针脚搭配疏松的气孔,疏一分少了设计,密一针则失于烦琐。这种张力来自于语体的丰富杂糅,雅俗共赏,因描写对象不同,引证材料各异,常有文白交杂,书卷气、江湖气、烟火气并存之感。文字在徐风手里如鱼得水,特别听话。他时而俏皮“文人厉害,什么事被他们一写,咸鱼都能水里游”,时而老练“做官每天要吃三碗面:台面、场面、情面”,时而诚朴“活在世上,哪个人没有半桶苦水”。徐风自己将这种语言定义为“平白的中国话语”,大概是有意与文化学者繁冗、晦涩、掉书袋的语言区别开来,但要达到平易近人、明白晓畅的效果却需要苦心经营。选文用字、节奏音韵都要与内容熨帖。
    《江南繁荒录》是一部典型的历史文化散文集,作者处处都有推翻定论、发掘新证、澄清史实、补足历史的自觉。徐风依靠民间口述、文字资料和一些可靠的头绪、线索进行推理,“最终让文字来引领并修复、再现被遗忘的历史现场”。第四篇《女人何必江南》就颠覆了前人对江南女子红袖添香的想象,写出封建时代女性命运惨烈的一面。他以清代江南某县县志中的《烈女传》为素材,用故事新编的方式重现五位贞女、孝女、烈女、义女、逆女的命运,并设身处地分析出她们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文章最后设计让五位女子处在同一屋檐下,给她们重新选择的机会,又让她们拒绝了选择。“以一种标本,印证了什么是长夜难明。”读者固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也惟其如此,能以几个弱女子的悲剧给历史留存下永久的教训。
    对于一部好作品来说,取材、结构、语言缺一不可,但比技巧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主体人格和情感投入。从器物入手,由物及人的创作手法,可以避免文化散文常见的空洞的说教风;新颖的取材和扎实的史料,能够补足历史的丰富面相;纯熟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可以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实感;然而最终决定散文境界与深度的还是作者的情怀。《江南繁荒录》为当前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范式,史家笔法,文人之心,当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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