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我也糊里糊涂进去过，转转玩玩就走了，并没有太多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皇城的不少建筑被一些单位占用了。前几年，故宫博物院把西北郊的故宫北苑收了回来，又收回了大高玄殿，它与紫禁城内钦安殿、玄穹宝殿并称三大皇家道场。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次进去，觉得很新鲜，而我小时候就去过了。
    我那时才八九岁，大高玄殿门是开着的，没人管，殿外的草有一人多深，我就去里面逮蛐蛐。用纸卷个卷儿，堵住一头，把蛐蛐放进去，再把另一头也堵住。每次能逮到十几只。有一次我用的纸太薄，到家一看，蛐蛐把纸咬破都逃走了。
    说也奇怪，我家兄妹七个，其他人都喜欢理工，考上的也都是清华、北师大的理工科，唯我从小喜欢文学历史。父母是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我从小就喜欢背诗，听母亲讲岳飞、苏武牧羊的故事。家里的古书：“四书”“五经”、前四史、先秦诸子及宋金石学之类我都喜欢看。
    高中时，我逐渐萌生了从事考古工作的想法，觉得这一专业很神秘，许多都要探索。为了这个梦想，专心学习。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那时我是个毛头小子，不知如何学好历史，我就想去请教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一天下午，我就去翦伯赞家敲门了。
    开门的大概是他的助手，我自报姓名。助手把我引进屋子，房间里都是书架，翦先生已经坐在那儿了。他让我坐旁边，问我有什么事？
    我简单自我介绍后问：“中国史应该怎么学呢？”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学。我又问：“有些中国史比如古代史、革命史，高中阶段我已自学，是否就可以不用学了，选别的课？”
    他说：“只要这个系开的课程，都是重要的。你越学就越觉得深刻，应该很好地学，不能走捷径。每门课都要学好，认真打好基础。”先生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喜欢考古，因为这个专业很神秘，很有趣。20世纪50年代，我们去洛阳王湾遗址考古发掘最难忘怀。发掘要求很严格，一人负责一个探方。我那个探方很有意思，上面的土都是熟土，要用探铲探，探到10米深，就挖到了生土，找到墓了。
    我指挥当地村民帮助把土运出去，最后发现人的骨架，还有陶器，一件玉圭。玉圭是古代贵族在朝聘、祭祀和丧葬所用的礼器。根据随葬品情况，确定是西周墓葬。玉器代表着等级，随葬玉器形体不是太大，说明墓主人是贵族，但级别不高。墓主人还缺了一条腿。文献中说有五刑，等于受了刖刑，把脚给剁了。
    当时我们还挖掘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是原始氏族墓地，距今起码四五千年。按照考古规范，拿皮尺量身长，区别性别把发现的人骨架放在竹筐里，写好是哪个探方的，编号。白天挖，晚上吃完饭还要写报告。我们就住在老乡的窑洞里，盛骨头的竹筐就放在自己床下，还得保护它。当时也不害怕，都当作宝贝。

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故宫工作，从学校带着行李就住到了集体宿舍，就在故宫里，离东华门很近，那儿叫“十三排”。
    刚到故宫那段时间，我走遍了故宫开放的各个展室和角落。在号称有9000余间房屋的这座“大院”里，我尽可能地记下了许多殿名、宫名、斋名和门名。
    一天，当时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唐兰先生找我谈话，他说：“你今后的任务是研究古文字和青铜器。有这个大方向，不要急于求成，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向这方面努力。”唐兰先生对古文字研究和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造诣极深，建立了西周青铜器的断代体系。
    故宫的藏品浩如烟海，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漆木器……上至史前，下至明清，历代文物精品数不胜数。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接触实物资料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只有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方能获得。
    故宫所藏的青铜器有一万多件，古铜镜五千多件。一开始都放得乱七八糟，灰土连天，无次序。我跟王人聪先生参考各方面文物资料，把藏品按年代早晚序列一件件排出来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
    为了做好工作，我读了大量先秦古籍、两汉书籍，以及古今金石学著作，尤其是十三经和先秦诸子等书。故宫图书馆有很多宫里的藏书，不少是孤本、善本，外面很难看到。
    最惬意的是中午的时光。午饭后我也不睡觉，拿一本线装书，在乾隆花园附近的长廊找一处安静所在，把鞋一脱，脚放在坐板上，那会儿人们都穿着一种叫“穷人美”的塑料鞋。花园非常安静，我能看一中午书。
    而到了晚上，整个皇宫漆黑一片，大半夜出入真是瘆得慌。故宫里特别注重防火防盗，所以经常组织预演。经常半夜睡得正香，警报就响了，也不事先通知。要求都得起床，晚上黑乎乎的，都得跑，都得走，都得看，其实全是预演。
    20世纪60年代初，故宫的工作人员并不多。我们既是业务干部也是劳动力，经常集体到库房、城墙上去拔草。草里还常见黄鼠狼、蛇这类动物。三大殿殿门，一个人根本推不动。窗户叫“牖”，也都拿不动。有的殿久无人进，一推门，一群群蝙蝠全飞起来，地下都是粪便。蝎子、壁虎、土鳖就更常见了。记得有次去大戏台畅音阁搬东西，当时我和另一位先生在一层戏台上，突然从二层掉下一块很大的木板，就掉在身边，把我们吓了一跳。
    困难时期，故宫里有很多空旷的地方，职工就开荒种白薯。收获的时候，一盆一盆地分。如果我出差了，同事会将分给我的那份送到母亲家。
    宫里有不少古井，院里曾组织有实验目的地挖掘，居然从井里挖出很多金银财宝。一种可能是打水时掉的，更多有可能是过去宫里人偷盗后，没地方销赃，扔进去的。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下埋藏着很多宝贝。以前常有地方上的农民耕地，挖出一些器物捐献给故宫。曾有个陕西农民，挖出一面铜镜。他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住旅馆，还得吃饭，最后故宫给50块钱奖励。我曾建议有关方面可以多奖励捐赠者一点，以资鼓励。

我爱人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教学。我俩只能在寒暑假见面。1965年她暑假回来，我们准备结婚。业务部门的领导和同事知道后，热心张罗、还帮我凑份子钱，一般每人给五毛一块，给两块是高的，当时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举办婚礼的地点，被安排在了靠近神武门的西大坊大殿，挺大的地方，院领导也参加了。副院长唐兰先生是我们的证婚人。他在婚礼上说，祝贺我们这对新人成婚，永远幸福安康。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向我们表示祝福，开开新人玩笑。然后，大家切了几个大西瓜，一起吃着西瓜和喜糖，热热闹闹、简洁朴素地把婚礼办了。据我所知，能在故宫办婚礼的，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们这一对，真的非常幸运。
    结婚后，我也从故宫里搬了出来。当时有位老专家在小石桥11号家属院腾出一间最好的、带阳台的房间给我。一个单元里只有一间带阳台，我们感到非常幸福，非常感谢。
    至今，我们仍住在小石桥11号院。

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故宫门票オ1毛钱，依然是冷冷清清，鲜有人来参观。
    真正人多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来故宫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时必须限流，全世界的人都想来看。故宫里不仅游客多了，野猫也多了。那些年拆迁，人搬走了，猫没带走，眼看着很多猫顺着东华门洞跑进故宫，转眼就不见了。它们也饿不着，故宫的房檐窟窿里有好多鸟窝。只是，野猫多了，宫里的鸟窝渐渐地少了。
    为了加强全国文物的管理和保护，从1992年起，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知名的各类文物专家学者，赴全国各地对馆藏文物按照国家标准统一定级。我负责青铜器方面的鉴定工作，包括对青铜器本身和铭文的真伪、年代和定级的审定。
    甘肃武威1969年出土的东汉“马踏飞燕”，虽然当时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但一直没有定级鉴定。1996年，我作为文物鉴定组专家来到兰州。现场有很多地方领导，还有博物馆的同志。我分析了它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稀有价值等，最后下结论——这就是国宝。大家高兴地热烈鼓掌，十分激动。
    真假不可混淆，级别也要准确。能鉴定为国宝很难，尽管有的博物馆希望藏品中能多出几件“国宝级”或“一级品”，但我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1980年，我在《文史哲》发表论文，将司母戊鼎的年代从殷墟晚期提前到了殷墟早期。我受到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铜器与铭文的启发，从大鼎的铸造、形制、装饰到铭文内容和书体，全方位地研究并将它与司母辛鼎进行比较和论证，确定“母戊”为武丁配偶，商王祖庚、祖甲之母。这一结论将大鼎的铸造时间提前了几个王世。这在冶金史上是重要的。这一观点已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
    近年来，围绕司母戊鼎的名字却又风波再起。有学者提出，“司”字应改为“后”，否定了从前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先生把“司”研究和审定为“祭祀”的说法，认为“后”字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底，收藏司母戊鼎的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亮相时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但中国文字博物馆和社会上的一些出版物对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
    我决心要把这一个字的事情弄清楚。通过翻阅古籍，研究祭祀礼俗，反复对比各时代的古文字，终于找到“司”字令人信服的证据。2016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进行论证，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后”字与“司”字分别列出，两个字既非转注字也不可假借。不少资料证明，早期甲骨文、金文中“后”字一般写作“毓”，其意多指先公先王，并没有“王后”的意思。“后”字的写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才出现，离司母戊鼎的时代相差近千年。大鼎称“司母戊鼎”是恰当的。完成对古鼎名称的考证，也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人物简介
     
    杜廼松，男，1937年6月生，北京人。无党派人士。文物鉴定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1998年9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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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本文摘编自《我与新中国70年》，原文由杜廼松口述、吴睿娜整理，图片来自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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