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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军:做根葱,也得有精神骨架

http://www.newdu.com 2020-04-07 山西晚报 白洁 参加讨论

    我省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曾说:“山西评论界的毛病,一言以蔽之便是,视野不开阔,批评意识不强,且不能以风趣机警的语言出之。”于是,当他为《又一种声音》这本评论专著写序言时是准备“借此机会教训一下山西的文学批评界”。可是,韩先生“失算”了,他总结的“山西评论界的毛病”在这本书里没找见!序言结尾韩先生写道:“想到山西文学批评界有这样一员骁将,我的这点失算,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员骁将就是王朝军。
    
    王朝军,笔名忆然。青年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在《文艺报》《散文》《北京文学》《长江文艺评论》《黄河》《山西文学》《小说林》《青年作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随笔若干。其于2016年12月出版的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又一种声音》以精准、幽默的文字在当代文坛发出具有独特意义的声音。其中既有对上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对文学批评的宏观审视,亦有对具体作家作品以及经典小说机杼独到的剖析,更有对当代流行文学现场的参与性建构。尤其对山西当代文坛的跟踪评述,呈现了山西文学的当下图谱。”
    正如“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评语所说,王朝军这本评论集视野开阔、批评意识强,仔细读过,还会发现文中也不乏“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文学评论家,但还是无法掩盖自己底虚的内心,只敢唯唯诺诺曰自己是文学评论人”这样的风趣语言……
    为何出这本书?这本书有什么价值?总觉得写文学评论的人说话也应该是犀利的,结果电话那头传来王朝军柔和的声音:在合适的时间,有了出一本书的合适的机会。
    如此简单的回答,更引起了人们探寻他和他的书的兴趣。
    获奖让自己确认“现在”的我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
    王朝军:说不激动是矫情。当初也做好了被刷下来的心理准备,每个评委都有自己的口味,你的文章也不可能合乎所有人的口味,说到底,取个最大公约数罢了。幸运的是,自己在这个公约数之内,这就该窃喜了。
    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王朝军:意义这个词儿太大,谈不上。作用还是有的,就是让自己确认: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轴上,“现在”的我究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现在”很重要,它是整理过往、启动未来议程的关节点。没有获这个奖,得这个“结业证”,当然也行,但白纸黑字再压上印,总归是要踏实些,底气也足些。
    山西晚报:您觉得做文学评论和“赵树理”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王朝军:赵树理先生是山西文学的一面无可撼动的旗帜,也一直是我尊敬的老一辈作家。我做文学评论,与赵老及他的创作其实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但这话也有问题,因为深究起来,任何一个身在山西的写作人都或多或少从他那里获得了滋养。
    就我来说,老家在晋城泽州县(去年年底改为泽州区,编者注),赵老则是沁水人,我也算能攀得上同乡吧。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叫《赵树理》,李雪健主演,其中一个场景是“赵树理”招待朋友吃晋城卤面。这卤面和我们一般吃的做法不同,是地道的晋城特色,当时一下子乡情就来了,也多了一份对他的亲切感。要说还有其他什么联系,性格算不算?就是都比较憨实的那种。哈哈。
    葱的内部不“实诚”烹出来的饭菜怎么能香
    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又一种声音》这部作品吧。
    王朝军:其实我很不想介绍自己的这本书。它出版于2016年年底,距现在足足有三年了。这次评奖要求是2016-2018年度的作品,要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话,我更愿意拿出自己最新写的东西。从目前的眼光看,除了书名我特别满意外,里面的文章我一点都不满意(笑)。
    山西晚报:旧书和新作差别在哪儿?让您这么“不满意”。
    王朝军:说到这儿,我必须感谢一下山西省作协和鲁迅文学院。去年上半年省作协给我提供了个机会去鲁院学习,在那里待了四个月,有幸领受京城名家大家和浓厚文化氛围的熏染教诲。对我来讲,这的确难得,我也很珍惜。不过我在鲁院最大的收获还不是这些,而是对文学的基本态度的转变:不知不觉从“自以为是”的幻觉中醒来,醒来后发现自己根本就“一无是处”。鲁院的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或平时聊天时常常强调一个词:谦卑。是的,我是彻底地谦卑下来了。不谦卑不行呀,原先你以为自己了不起,也算一根葱,可你这葱的内部不“实诚”,烹出来的饭菜怎么能香呢?葱,也得有精神骨架!活在虚荣里,活在自造的幻觉里,还不自知,这怎么能行?而且我真不是故作谦卑,我是真觉得自己应该和“过去的我”之间划定界限:那个虚浮的我,在2019年3月到7月间的某一天已经羞愧地溜走了。
    山西晚报:那是因为您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写出来的作品应该与以往不同了。但这次的获奖作品是《又一种声音》,所以咱们还是得围绕着它说说。书内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有几十部,作家更多,这些评论前前后后写了多久?
    王朝军:做文学评论是件苦差事。我说的是物理意义上的“苦”。因为即使你写一篇一千来字的短论,也至少需要把作品读两遍,然后才有动笔的可能,更别说那些一两万字的梳理研究性文章了,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所以收入书中的58篇文章,差不多就是2007年到2016年十年来所写的文章中自认为可观的一部分的大集合。当然,2016年的最多,这一年也是自己成长较快的一年。
    山西晚报:说到文学评论,会有晦涩难懂这样的感受,但《又一种声音》看起来不费劲,您在写时是怎样构思的?
    王朝军:每一篇评论的构思都不一样,具体说来话就长了。但我有一个写作的基本姿态。这个姿态就是:我想象自己的每一篇文章都不可能“独立”完成,应该有另一个写作者被请进来,那就是读者。我必须重视读者的声音。而且本质上我就是一个读者,只不过是专职读者而已。专职读者也是读者,它的功能不是在普通读者和文学作品之间设障,而是祛障,文学上有个词儿叫“祛魅”。既然你干的是“祛魅”的活儿,那就老老实实地抽丝剥茧,庖丁解牛,最好是和普通读者形成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对话关系。这也就呼应了语言最基本的功能——交流。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我只能说是到《又一种声音》为止,我是本着这种思路的。
    为了思考而写作 才能体会到写作的终极乐趣
    山西晚报:每一位从事文学写作的人都知道,在写作之前都要有个积累和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于您来说是怎样的?
    王朝军:不单单是写作前,积累和思考发生在一个文学写作人的一生中。所谓写作前中后只是一种简单朴素的认知。这要看你怎么去打量文学,你把它当作一种职业、一种喜好,那么你可以说它有类似前中后这样明晰的边界。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吃饭、睡觉必不可少一样,那你就不再是蓄意为之,而是生活的日常行为了。也就是说,积累和思考运行在你和世界发生的所有时空联系中,写作只是这联系的一环。事情常常是这样:你不是为了写作而思考,你是为了思考而写作。这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写作的终极乐趣。
    山西晚报:手指、孙频、浦歌这些新锐山西作家在《又一种声音》中也占了不少篇幅,把他们收入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王朝军:你恰好提到了我熟悉的三位,其实还有杨遥、孔令剑、苏二花等等,他们和我个人的私交也很好。我倒不是说私交好,就收进来了。先是感觉作品好,有阐扬的价值空间,然后才慢慢建立私交的。这也算惺惺相惜吧。顺便说一句,孙频前两年已经调到了江苏省作协,她的小说也是越写越好。
    其实能读到好作品,对我这样的专职读者,也是一份幸运。而且作品越好,我批评的原动力也越强,因为它会给你提供深入思考和阐发的可能,哪怕是“误读”,这样的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误读。但有些作品却无法给你任何阐释的冲动。所以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坏的作品坏得都一样,好的作品却各有各的好。恰好,他们的作品好,我也觉得好,然后就写了我自认为好的文章。收进来,也是为了这本书的好。
    山西晚报:您本身更钟情于哪类作品?
    王朝军:我现在的关注点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兼顾诗歌、散文,长篇小说偶有涉及。以前我是极重视长篇的,但我越来越发现,中短篇的形制为透过表象勘探、核实生活的本质提供了更佳的路径。在相对狭窄的空间内,肉体和呼吸都是紧绷的,来不得半点闪失,但其内在的力量也是惊人的。它压迫着读者调动全部的感官,分辨小说家有意无意保持“沉默”的那个地带,从中窥见缝隙中的生活真相。当然,这不是在贬低长篇,它自有其优势。
    文学写作和我的关系 就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姊妹
    山西晚报:您是从何时开始文学创作的?
    王朝军:准确地说是2002年。那一年在师专上学,专业是政史。选修了学校中文系一位女老师的“爱情文学”课,然后就被文学迷住了,就开始发神经,到学校附近的旧书摊上买各种文学书来读。后来就闷在家里写诗,还自不量力给《诗刊》投稿。结果可想而知。
    那时读书没什么计划,听说市面上有啥好的,比如《白鹿原》呀,《废都》呀,就买回来读,都是二手货,买不起新书嘛。试着写诗、写小说,小说一出手就是长篇(笑),还写一些简单的读后感。自己找A4纸订了一个大本,想写啥写啥,反正是给自己看的,用不着顾忌。如果说文学创作,我觉得应该是从在那个本上写下第一个字开始算吧。因为你写的时候有一种庄严感。那种庄严感一直持续到今天。
    山西晚报:有没有回过头想过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王朝军:一开始哪有什么创作的初衷?有的话,也就是觉得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述出来是多么牛啊。美的,不会只用一个“美”字;丑的,不会只用一个“丑”字;可以用那么多词句表达同一种意思。语言实在是太奇妙了。从事文学写作的初衷如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慢慢认清了文学写作和你的关系,那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兄弟姊妹的关系,你丢了它就跟丢了自己的魂似的。
    山西晚报:这么多年写文学评论,您怎样看待文学评论?
    王朝军:很多人都这么问过。我总是禁不住要为文学评论申辩几句。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是干这个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学生态能否保持健康的问题。因为在我们许多作家眼里,评论算不得什么,他们总以为评论就是围绕作家作品放“马后炮”。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和近年来文学批评不自信、学术型批评体系的固化等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作家的根本性误解。文学批评的职责,不是充当法官,不是去审判,它没这个权力。文学批评更像是一个医生,给你做诊断,指出来哪些部位是健康的,病灶又在哪里,并劝说你积极治疗。至于你接不接受,想不想听医嘱去抓药医治,那是你的权利。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诊断准不准确、劝说有没有理、方法是否得当的问题。批评家要注意批评的尺度,杀伐决断当然是侠者风范,但其最终的效果却是可疑的。因为你的最终目标是让“患者”痊愈,而不是尸横遍野。这就需要批评者找到并践行更实用更有效的话语系统。
    此外,文学批评的本意主要不在明辨是非,而在于辨识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创造性才能,拣选并确认哪些因素拓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意义深度,并有意识地将其收纳保存。
    山西晚报:那是否有一个基本的尺度?
    王朝军:讲真话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律条,但有个前提,就是你讲得确实有理,有真知灼见。这就需要在有物、有骨、有声色上做文章。因为批评文字写出来是让人看的,好的文章得有针对性,尽量准确地把脉,探究其肌理,这就是有物。其次讲的是道理,是理性在起作用,不是泼妇骂街,逮住什么难听的词就冲口而出。批评文字的精神骨架,就来自这深微的贴近作家作品的探问或质疑。
    我还不够强大 因为我还在“自我”的边缘徘徊
    山西晚报:文学评论界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这种影响在您的创作里有什么样的体现?
    王朝军:从事文学批评以来,我的确从多位师友那里受益,过去有三位,我在《又一种声音》的后记里曾写过。一位是我上研究生时的导师王春林先生,他教我要放宽眼界;在《名作欣赏》工作时,当时的主编续小强建议我知识要更丰富庞杂,眼光要更敏锐;后来是从事文学评论多年的长者杨占平先生跟我讲:说朝军你要切记,文学批评不在于面面俱到,重要的是能做到“片面的深刻”。这里我要提一下他们的身份:一个是学院的大家,一个是刊物的名编,一个是作协的评论家。为什么提身份呢?我是想说,我有幸能得到三种基于不同身份的思维体系的眷顾,帮助是极大的。
    现在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李敬泽和哈罗德·布鲁姆,以后是谁还说不准。总之成长的路上有很多机缘巧合。
    影响就是:你很焦虑——因为你要完成你自己。你知道受这种影响是好的,有帮助的,但你总试图脱胎换骨,摆脱这所有的影响。我现在就是一个“影响的焦虑”的混合体,如果你读过我新近的一些文章,就会发现,我还不够强大,因为我还在“自我”的边缘徘徊。
    山西晚报:您是我省青年评论家公众号“十二轻骑”的“头儿”,这个团队在山西评论界是怎样的存在?
    王朝军:“头儿”?这算是一个戏称吧?呵呵。我曾在“十二轻骑”公众号的开篇致辞中说过,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现在第二届签约评论家业已尘埃落定,又加了十位。这样总共就有二十二位了。
    要说是怎样的存在,应该算是基本容纳了迄今我省青年评论家梯队的主力。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学习提高,边学边做,两不误。向评论界的前辈学习,向贤者看齐。学习不吃亏,吃亏的是拒绝学习。文学是人学,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塑造人,首先是塑造自我,升级作为精神主体的存在。我认为这应该是文学的终极目标。
    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
    王朝军:写下一篇文章。不说废话、大话、空话、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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