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出现，这些年是国人生活中的一桩大事件，在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重构着人们的思路，更在细细碎碎而又轰轰烈烈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个大课题。近年来，不少报告文学作家试图走进它，书写它，揭示它，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我即是其中之一。2010年左右，高铁刚刚红火之时，我曾经采访郑西、武广、京津高铁，还有四方、唐山等高铁机车制造厂。但由于这个题材太宽太大太深，实在难以把握。在困难面前，我止步了。我想，总会有一个更适合的作家来书写。
    现在，读到王雄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格外欣慰。
    作为集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创作和新闻记者工作为一身的中年作家，王雄用他宽阔的视野、扎实的料理、精致的叙述，从速度、精度和温度等方面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化的高铁时代。
    速度，是火车最酣畅、最先进、最梦想的一种宣泄方式。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是潜伏在心底的一种原始欲望，这是从追逐猎物之始就种下的基因。后来，驯服了野马，发明了车轮，修筑了驿路，速度不断加快。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车。二百多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火车速度也在不断刷新。1901年的纪录，是德国时速一百六十二公里；1931年，仍是德国时速二百公里；1955年，法国电力机车以时速三百三十一公里开始领跑世界。直到2008年8月1日，中国京津城际高铁正式开通，时速达到三百五十公里，成为无敌世界的中国速度！
    高铁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产业，加快了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明显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精度，是火车最科学，最精准、最安全的一种保障方式。中国需要高铁吗？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是轮轨还是磁悬浮？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能否保障高速列车的绝对安全？这里面是观念的碰撞，是文化的磨合，是制度的调整，是国民的观望，是专家的忐忑。
    这期间，作者调动其独特的优势，深入其中，不仅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部信息，也进行了一系列专业的、精准的介绍。如国产动车组之殇、市场与技术的较量、中国高铁的纠结等描写，让读者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由走近而走进，由了解而理解，由感染而感悟，从而敬爱这个灵物，敬爱这个人群，敬爱这个国家。
    不得不说，30多年的铁路工作经历，中国铁路业务最高管理机关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让作者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掌握了这么多内幕情报。这些，都是这本书最坚实的基石。
    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说，王雄的另一个身份，或者说他在创作之时的主要身份，是一个作家。他生于汉水之滨，二十岁便成为一名铁路职工，担任蒸汽机车的司炉。所以，在这本书的创作中，王雄把事业与职业、创作与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写出了世界铁路发展史和中国高铁发展史的全过程，同样表现出了他的速度与精度优势，而且更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温度——文学的温度。惟其如此，这本报告文学才呈现出了别样的精彩。
    虽然这本书在高铁话题热议几年之后出版，但其面世速度仍然是最快的。试想一下，这么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题材，又由于众所周知的高铁腐败案等等原因，使得创作此类题材作品的作家视若畏途，动作缓慢。而王雄是一个铁路人，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新闻人，他以自己成熟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巧妙地处理了这一切，不温不火，客观公正，使得作品在高铁成为社会期盼和呼唤的焦点的关键时刻，适时地走向前台，从而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既然是文学作品，就要有其艺术精度。在这方面，王雄又变身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他拿起一枝长于散文和小说的清秀之笔，把一个个事件之间的褶皱和细节描述得精彩动人，深切而到位。
    特别是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作家不时地插入一段段小故事，既回顾历史，又客观抒情。比如在讲述华工在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苦难之后，又跨越时空，巧妙地写到1991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向中国上海捐赠了一座用三千枚道钉塑造的纪念碑。这时，作家叹息着写道：“也许，这碑文能告慰那些曾献身于太平洋铁路的‘沉默的道钉’”。再比如，在写到武汉铁路局12306客服中心的二十多个姑娘的工作状态时，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她们高效率工作同时受到的种种刁难，和她们的“后遗症”：回家怕听电话响，不爱开口说话等等，从人性深处进行了微妙的开掘，让读者倍感亲切，倍感温热。
    可以说，这是一部写出速度、精度和温度内涵的厚重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