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转型冲突的大背景下，山西文学一直面临着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乡土文学的继承、扬弃与开拓问题；新一代作家的培养、成长，续写辉煌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下文学亟需面对的问题。
    在我看来，三晋新锐作家群研讨会，虽有展示实力的意思，但主要还是讨论现代转型中的山西文学发展态势。山西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不可小看。它有两大传统，一个是传统文化的传统，它是黄河文化的会聚之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明清以降的晋商更是名声赫赫。另一个是革命文学的传统，曾是解放区文艺的重镇，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故乡。
    所以，在现代转型冲突的大背景下，山西文学一直面临着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乡土文学的继承、扬弃与开拓问题；新一代作家的培养、成长，续写辉煌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下文学亟需面对的问题。
    先说说赵树理传统，这个传统对山西文学是带根本性的，离开它不可能，永远恪守它也没有出路。赵树理是人民作家，是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前驱，其作品洋溢着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其作品的特色是，贴近群众，贴近土地，贴近时代，与现实生活节奏同步，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舒张的乡土气息。但在当时，要他“停下来”去搞深化拓展也很难。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今天仍然值得学习，传承，例如很善于讲一个首尾完整的好看故事，一气呵成；例如，在行动中刻画人物，吸收中国古典小说和说话的动感性；再例如，善于抓人物特征，甚至善于起绰号，堪称一绝； 再如，民俗民情的自然展开。李家庄变迁中之“吃烙饼”就十分有趣。再如，在晋南方言基础上锻造的鲜活生动，明白晓畅，幽默风趣的小说语言，有股子来自民间的达观精神。
    山药蛋派是革命现实主义最具风格特征的流派之一，后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大嫂》，以及李束为、胡正、孙谦、韩文洲等人，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一支耀眼的队伍。新时期以来，山药蛋派的传统血脉还在，但已弱化，新的作家们努力求新求变，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小说，从一到多，使山西小说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和流变。他们主要是：李锐、成一、蒋韵、韩石山、张石山、周宗奇、曹乃谦、王祥夫、吕新，以及两栖作家哲夫等等。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属于新锐的李骏虎的《母系氏家》。这部书他不断地改，一直改到2014年底。能碰上一部好小说是让人惊喜的，《母系氏家》便是这样的令人惊喜之作。此前他的中篇《前面就是麦季》，当然也不错，没有耸动的外在事件，也没有常见的苦难倾吐，它是那么平静，日常，通过一个农家三位女性的纠葛，围绕抱养孩子，置办满月酒，展开了一幅乡村风俗画，含有诉不尽的温情与关爱，被认为是“后赵树理写作”的代表作，不无道理。可是，毕竟有点轻，有点平，深度略逊。“母系”就深厚得多了，两作前后有贯通，但格局气象则完全不同。“母系”显露出某种大手笔的特点，语言功力和叙事能力渐趋老到。小说主要写了晋南农村的一个家庭和相关的一个村庄。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大家庭，而每一个家庭，都隐喻着一方乡土的伦理精神；有时解剖一只麻雀，就能打开一个世界。我感到，它既有赵树理式的平实与风趣，却并不跟着生活节奏“平面走”，它能“停下来”，使文化内涵尽量得到扩大与深化。作者的笔力，主要落在人及人性的深度揭示上。可以见出，作品明显受到《金瓶梅》《红楼梦》笔法的某些影响。
    从故事看，兰英嫁了个“武大郎”，为改变后代的血缘基因两次“借种”，这是否突兀，是否猎奇？但看进去，就不得不服了。一切是那样合乎人物逻辑。《母系》中确实有政治，有宗法文化，有阴盛阳衰，兰英身上那种强烈的控制欲，占有欲，延续子孙欲，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顽强的生命力的表现。她的建立家长权威，她的心计，口齿，颇像潘金莲，也像凤辣子。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放纵与狠毒，企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兰英当然只是一个农妇，但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她利用“色欲”却并不沉溺于色欲，她为的是家族血缘的强旺。她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这一个办法了。那一对翡翠镯子的细节，运用得多么好。当年赵树理就很注重农村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和乡村伦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李骏虎也有此特点，通过兰英，力图揭示旧的家长权威与新的变革生活之间的冲突，由此折射出南无村的变化。
    葛水平是山西沁水人，赵树理的小同乡，与赵同饮一河水。赵去世的那年，她才4岁，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耳濡目染之际，她不可能不受赵的影响。赵喜欢地方戏曲，葛也酷爱戏曲。我以为最主要的影响还在热爱人民，扎根乡土上，在于对民间精神和民间伦理的浸渍上。其长篇《裸地》有句话：“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颇富禅意，犹如“天空没有痕迹，鸟儿已经飞过”。好像是说，土地是永恒的，日子是不停的，有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土地永远是敞开的，无私的，宽厚的，泽被万物的，而时光却匆匆且无情。这是很令人怅惘的。但她的作品最好的还是中篇小说。她不是一个仅仅拿自身的、私人的生存经验作为主要资源来写作的，她的中篇气魄比较大，刚柔相济，在她笔下，太行山的世界是很丰富的，《喊山》是个拐卖故事，太行山深处农民身上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十分感人。看《黑雪球》，力度很强，我觉得不像一个女作家写的，她的《甩鞭》《地气》写得惊心动魄，作为年轻女作家，能把土地改革前后的中国乡土生活的韵味写到这样的程度很不容易。
    王保忠的小说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选材、写法，及思想道德情感的倾向。《甘家洼风景》的名字让人想到是否受曹乃谦的影响，其实两者差异很大。王保忠有自己特有的民间思想资源和地域文化气质作为支撑，也有独特的调子和味道，像听山西民歌一样荡气回肠。他的小说看起来很舒服，平易如泥土般质朴，从容道来，不疾不徐，让生活自身自然地摊开来。他很会讲故事，“做”的痕迹不重，像巧合、误会、突转，这些手法他不是不运用，但总能被生活的土香厚厚地包裹，保持着生活本身的芬芳。他的小说也有对麻木愚昧的痛切批判，但其落脚点主要还是对美好人情，民间淳朴的伦理情感，以及中国农民的宽厚胸怀的礼赞。他并非不批判，但他更主导的方面是维护和认同。
    在新锐的探索氛围中，年龄稍大一点的女作家陈亚珍，其长篇小说《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在此不能不提。我读这本书时甚感意外，不知对作者本人来说，是否也是一种意外？因为她把陌生化的结构方式和深切的文化反思结合得如此融洽，实为难得。人们往往谈到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亡灵叙事。的确，作品借亡灵叙事的技法讲述了叙事者“我”死后20年，灵魂重返人间，寻找未曾获得的人间亲情的故事，处理得非常自然。仇胜惠的亡灵飘浮在梨花庄，很像窦娥之显灵。然而，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一叙述方式的选择，而在于作品反思了在革命老区的寡妇村中，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英雄膜拜、革命情结、男性权力、女性伦理等等，是如何改变和重塑了特殊年代人们的情感和道德。我们的文学需要反思和审视，也需要启蒙和忏悔，如果都回避的话，深刻之作是无从谈起的。
    新锐作家群中，最年轻的一代小说作者如孙频、杨遥、李燕蓉、白琳、闫文盛等的作品读过一些。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孙频。孙频的小说大都寒凉，幽暗，惊悚，背负着剧痛。不大为人指出的是，她的小说还潜藏着传奇性。她自言，“冷眼观察着这人世间，却无法不深深地爱着这苍凉与残酷。” 有一种看法是，认为她更像是男性作家，或是中老年的男性作家。对此，我很不同意。恰恰相反，我认为孙频小说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鲜明而且强烈；虽然我们确实很难把她跟一个“80后”的年轻的女性作家联系起来。她的小说锋芒往往指向男性的性别霸权，她往往能揭示被遮蔽的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她的小说主要写无助的底层的女性人物，常常与性爱，性倒错，罪与罚，缠绕在一起，对女性人物的弱点她也并不宽恕，因而具有审视和拷问灵魂的性质。《月煞》是她的一部有影响的中篇，就写了一个集体的性犯罪的故事，既控诉了小镇上犯罪者与旁观者的麻木不仁及有限的救赎，同时细致描写了祖孙三代女性深重的精神痛苦。近作《丑闻》更把一个高知女性最隐秘的潜意识巧妙托出，引人深思。孙频的产量很高，我希望她能开拓更宽广的审美空间。
    以上就我的视野所及，谈到我眼中三晋新锐作家的一些亮点，他们都与继承与创新的话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