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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作家吕新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创作的间隙，偶尔也会有一些艺术感特别突出的中短篇小说问世。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短篇小说《幕落时有狗叫，野草呈倒伏状》（载《长江文艺》2019年第8期），即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他这一短篇小说的引人注目，首先在于标题设定的别出心裁。如此一种带有突出描写色彩的小说标题，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却也无疑是非常罕见的。尽管很难说其中隐含有什么样的微言大义，但作家所描述呈现的，乃毫无疑问是一种典型不过的乡村风景。又或者，类似于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只有发生在中国的乡村世界，恐怕才能够令人信服。阅读这个短篇小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者，应该是如下的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家对海明威所谓“冰山原则”极其到位的理解与实践。某种程度上，作家吕新真正做到了通过海平面之上的八分之一，成功地暗示表现海平面之下的八分之七。其二，是作家吕新一种沉稳至极，极具耐心的叙事姿态。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作家那样一种沉稳而又具有极大耐心的叙事姿态。比如，小说一开头，写乡村一位早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姜秀山的老眼昏花，就是通过两个鲜活生动的细节，极具叙事耐心地舒缓呈现出来的。一个是坐在门前的他，忽然发现有一只蛐蛐从脚前路过，就伸手把它给捉住了。因为怕不小心把它给捏死了，所以就放在另一个手心里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并不是一只蛐蛐，而是一截电线的皮。”只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姜秀山才把它看成了一只蛐蛐。姜秀山由此而联想起去年或者前年，自己也曾经把一只咬人的虫子看成了一颗瓜子壳：“那还真是一只咬人的虫子，而并不是他以为的一颗瓜子壳，看见要捉它，就急了，前面的几根胡须针一样又尖又细，到今天也不知道那一次到底是被那虫子的嘴咬破的还是被那几根针一样的须刺破的。”就这样，仅仅只是通过这两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细节，吕新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姜秀山那样一种很多时候已经是稀里糊涂的老年生存状态。 但任谁都不可能料想到，正是这样一位老眼昏花，总是稀里糊涂，摇晃着站三次才能够站起来的乡村老者，到头来，竟然不动声色地制造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凶杀案。在他拄着一把锄头走上街头，偶遇已经五十多年相互之间没有说过话的村民黄志勇，在围绕往事进行了一番可谓是针锋相对的口舌对垒之后，姜秀山竟然举起锄头，把比自己的年龄还要大一些的黄志勇给打死了。眼看着九十好几的黄志勇自己就即将走入坟墓，姜秀山为什么非得要冒险杀人呢？某种意义上，吕新所创作这一短篇小说，正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形象回答。但在具体展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之前，我们却需要首先关注一下作家在这里提供的“五十多年”的时间概念。从现在开始倒过来算一下，所谓的“五十多年”前，其实正是“文革”后期的1970年代，是那个作家吕新一向习惯于关注表达的特定时代。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一桩凶杀案发生在当下时代，但究其根本，其最根本的导火索却早在19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埋伏下了。那么，姜秀山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不管不顾地把这位年长于自己的黄志勇置于死地呢？ 却原来，这一桩凶杀案的最终酿成，与姜秀山、姜秀山妻子以及黄志勇他们三位之间的一段情感纠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在五十多年前（那个时候的中国乡村，毫无疑问还属于计划经济的人民公社时代。这是小说故事得以成立的一个大前提。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的时候，身为村干部的黄志勇，在一年的时间内，曾经先后两次支配姜秀山去后草地买马：“后草地？好差事呀！不仅能出去见见世面，每一天的工分还会额外多出一倍半。姜秀山除了意外的懵懂和惊喜，压根也没有想过这么好的差事怎么会轮到他，怎么会落到他的头上。”第一次去，姜秀山们在后草地呆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的时间“有六七十天，比春天那次多处近一个月。”两次加起来，姜秀山的“好差事”时间，竟然多达三个月。事实上，也正是在那一年之后，一贯“心粗得像筛子”的姜秀山，方才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关于自家妻子与黄志勇之间的风言风语：“走到街上或者地里，三五个人站在一起正说着什么，看见姜秀山来了，立刻就什么也不说了，或者另起个头，说起一件别的事。”就这样，“一个人，反应再迟钝，再不灵敏，只要时间长了，也总能多少嗅到一点儿什么。”毫无疑问，姜秀山对黄志勇的心生芥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两个人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一直到五十多年后的现在。 没想到，这两位长达五十多年都不说话的人，再度聚在一起的时候，竟然唠唠叨叨地说了很多话。说什么呢？所有的话题，其实都是围绕早已去世了的姜秀山妻子进行的。实际的情况是，尽管姜秀山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听到了那些妻子和黄志勇的风言风语，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都不愿意相信。这一次，因为黄志勇披露的一个身体标志，姜秀山才不得不认同了自己早已被妻子戴上了一顶绿帽子的不堪现实。“黄志勇说，再跟你说一件事，她胯那儿有一颗‘红豆’，这你总见过总应该知道吧？”如此一个意想不到的“杀手锏”，一下子就把一直半信半疑的姜秀山击晕了：“确确实实，这是真的，姜秀山知道，这一点黄志勇没有胡说。”“那种地方他也见过？那个红色的小点，那可是包裹在她那条短短的内裤里的，要是不脱下她那条短短的内裤，就连她本人也看不见呢。”如此私密性的身体标志，竟然出现在了黄志勇嘴里。它所充分证实的，正是村人的那些风言风语并非无缘无故的空穴来风。自己妻子与黄志勇奸情的被证实，对姜秀山来说，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大打击。尤其是在黄志勇竟然继续飞扬跋扈地“跟着就把头伸了过来，嘴里说着，来，你来——有种照这儿打！你没种。一边说着，一边又用头去撞姜秀山的胸前。”原本被戴上绿帽子的巨大羞耻，再加上黄志勇口口声声的“你没种”，正是在如此双重合力的作用下，实在忍无可忍的姜秀山才不管不顾地举起了手里的锄头，把年长于自己的黄志勇最终送上了西天：“姜秀山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村庄，看见有一股力量穿过整个村子，像个破衣烂衫的孩子一样，破烂处如翅膀，满头大汗地从村口那边一路跑来，一来了就直接钻进了他的手心里。”那么，已经是耄耋之年的姜秀山，为什么还要激情杀人呢？请看他在杀人后与本家侄子姜茂顶的对话：“他是把我看扁了，一辈子看扁我，认为我不敢。”当姜茂顶说：“他想咋看就让他咋看去，扁的还是圆的由他去”的时候，姜秀山的回复是：“你不懂，你不知道一个人让人看扁的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撑着姜秀山发出奋力一击的，其实是一种积蓄了五十多年仇恨与屈辱的力量。对于如同姜秀山这样一个普通的乡民来说，通过如此拼命一击，所强力捍卫了的，首先是自己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人格尊严。 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在姜秀山和黄志勇的对话过程中，那个自始至终都没有可能出场，而且也一直处于无名状态的姜秀山妻子这样一位乡村女性的形象慢慢地在小说中浮出了水面。在姜秀山一贯的印象中，自家的女人，不仅总是蓬头垢面，总是不讲究穿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表现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在黄志勇的描述中出现的那个乡村女性，却显得特别虎虎有生气，格外地与众不同。黄志勇首先特别强调：“我只想告诉你，那个春天，那个秋天，是她一辈子最快乐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当然不止那两个时候，后面还有，我都记不清了。”具体来说，她的与众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她很会唱：“黄志勇说，她很会唱呢，没给你唱过吧？你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吧？”其二，她还会跳：“黄志勇说，除了会唱，她还会跳呢，这你更不知道吧？更从来也没有给你跳过吧？”其三，她在那个特殊的时候竟然会表现很有劲：“黄志勇说，她也很有劲，两条腿把人夹住，就像被蟒蛇缠住一样，这你知道么？噢，你要是从来没叫她夹过，从来没让她缠过，你肯定也就不知道。”其四，她身上竟然有个开关：“她身上还有一个开关，具体在哪儿你也不知道哇？平时关着，她就是一个正正经经的人，可只要一摁那个开关，她整个人就像抽水机一样发动起来了，她常说她一伸手就能摸到云彩。”通过黄志勇所披露的以上四个方面的细节，吕新所揭示出的，其实就是另一个姜秀山的妻子，或者说是姜秀山妻子的另一面。由这种真切揭示可知，日常生活中那位长期陪伴在姜秀山身边的他的妻子，该有多么压抑和委屈。很大程度上，只有把这位长期处于压抑与委屈状态的女性，与那位格外地与众不同、生命力特别旺盛的女性拼贴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才是真实的姜秀山妻子。 最后，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一点，就是小说别出心裁的结尾方式。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到了小说结尾处，叙述者的视点一下子就从姜秀山杀人的现在跳回到了比五十多年前还要更遥远一些的姜秀山相亲的时候。根据姜秀山的年龄来推算，那个时间点应该是在差不多七十年前了。那个时候，因为媒人带着姑娘还有姑娘的姨姨第三次来到了自家屋里，腼腆的姜秀山根本就不敢进屋去：“屋里有生人在，姜秀山一直不敢进去，更不好意思进去，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用指甲抠着墙上的土。他爹出来，看见他在抠墙，就说他，别抠了，再抠墙就塌了。看你那点出息。”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姜秀山的抠墙，这个动作说明他腼腆至极。再一个则是，他爹的那一句“看你那点出息”。究其根本，这一句的确有着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其一，正如他父亲所言，姜秀山的一生的确谈不上有什么出息。妻子红杏出墙那么多年，他竟然都一直半信半疑，长期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很大程度上，通过姜秀山、姜秀山妻子以及黄志勇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彼此缠绕的关系，吕新所尖锐揭示的，首先是一种长期匍匐在无形的权力之下，乡村普通民众充满着屈辱感的隐忍生存状态。其次，姜秀山当年以及一生的“没有出息”，与他耄耋之年的激情杀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作家借此而写出的，实际上也正是姜秀山人性的一种复杂构成。 2019年9月12日晚23时5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