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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幽暗生态学”作为一种深具反思与批判力度的激进生态思想，强调自然的去本质化、去审美化和重新背景化，试图恢复物的自在性、能动性和神秘性，重点关注生态系统中悖论式的裂隙、他者和间性。幽暗生态学作为对生态系统中“人—物”关系的重新思考，是一种后人文主义范式的生态思想，但它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关于物的乌托邦，同时指向生态学学科本身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幽暗生态学需要借助诗性的言说确立自身，这种诗性言说使得幽暗生态学走向了一种后人文主义范式的生态诗学。 关 键 词：幽暗生态学/后人文主义/事物间性/生态诗学/深层生态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17ZDA272)。 作者简介：张进，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艺美学，广东 广州 510006；许栋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作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也是思考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活动，人的问题是生态学的题中之义，生态学在存在论、本体论层面将“人”裹挟在内。同时，包括生态意识、生态思想、生态智慧等在内的生态学，也在认识论层面将人的意识、思维、理性、情感等彰显出来，并进一步关涉到生态学本身的“自识”与“反思”。尤其伴随着反思“现代性”的深入，生态学获得了丰厚的人文内涵，在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等领域蔚为大观，呈现出与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相颉颃的特质。因此，在不同层面、多个维度甚至都可以说，“生态学”即是“人学”。 人文与生态的关系是历久弥新的话题，人文话语与生态话语之间或相生共长，或针锋相对，或殊途同归。作为对西方形而上人文主义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后人文主义”强调去人类中心化，力图解构“人(主)/物(客)”以及“文化/自然”之间的二元分立和等级制，致力于从人文主义内部突破并重构关于人的基本形态。在后人文主义思潮中，一种基于新人文话语范式的生态观逐步显现。其中，美国学者蒂莫西·莫顿和希腊学者埃玛诺伊尔·阿瑞多拉基斯等人提出和阐发的“幽暗生态学”思想，理论观点鲜明，生态立场独特，并展示出具有跨文化回响的思想蕴涵和反思学科的观念形态，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得以凸显。 一、深层生态学的人文悖论 “幽暗生态学”的出场及其后人文主义意涵，首先源于其对具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深层生态学”之批判。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和历史形态极为复杂，但作为一种“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1]，它设定人之本质是文化对自然的超越，强调人性与自然的区别。人文主义与西方主体哲学相裹挟，人便成为与自然“客体”二元分立的“主体”，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人类生命的自然属性被剥夺，因此“人文主义塑造或者至少支持了那种把自然当作人类支配、占有以及征服对象的文化观念”[2]。从基本立场上看，肯定生态“正价值”、强调生态伦理的“生态主义”作为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自然”这一共同的基础范畴时，其运思路径与人文主义迥然有别，它强调人类生活的自然性而非社会性、文化性，反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制，主张人首先是嵌在生态环境中的生物有机体。因此，生态主义很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一种“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①。 然而，生态主义往往容易陷入人文立场的悖论纠缠中，尤其在一种强调从人类精神史的深层生存视角出发来提出人类的命运问题的“深层生态学”观念中，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裹挟进一步深化。深层生态学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在坚持平等的基础上以“自我实现”[3]为旨归，将关怀自然视为人类个体自我实现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人文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替代。在奈斯看来，自我须经历“本我—社会自我—生态自我”三个阶段，这是人类逐步扩大自我认同、同时缩小与其它存在物的差距，最终实现和谐和合、共荣共生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将自然“人化”。 深层生态学事实上最后陷入了人文主义的陷阱中，它将生态不断地裹入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倡导人对自然审美的、人文关怀的、非工具理性的深层次介入，“即一种深切感受自身与生态系统的同一性的意识。深层生态学避免了人类‘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区分，也擦去了自然与人类相统一中的主客体痕迹”[4]176。然而，这种介入存在着巨大的破坏风险，事实上往往会与生态问题产生共谋，深层生态学通过将人自身与世界神秘性的和谐融合，致力于消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距离和差异，但暗含将神秘性客体化、去神秘化等非生态模式的风险。其基本思路是将自然“人化”，这就留存着人的主体性幽灵，难以真正去人类中心化而实现与自然的一体和谐，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悖论，总是基于一种人类例外论[4]177。 二、幽暗生态学：一种后人文主义的生态思考 莫顿在《无自然生态学》一书中提出“幽暗生态学”(Dark Ecology)②这一概念，来批判深层生态学并重新思考一种环境美学，反对自然的精神化、审美化、人文化，认为自然不应该作为一种人的审美幻影存在。阿瑞多拉基斯等人则进一步延伸了莫顿的主张，认为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自然，既反对功利性地介入，也反对无功利的审美介入，倡导一种彻底“去人化”的激进后人文主义立场。 概而观之，幽暗生态学的观念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 1.主张将“自然”去本质化、去审美化和重新背景化。莫顿批判深层生态学作为“生态智慧”的形而上倾向，提倡一种“无自然/本性的生态学”和“无环境主义的生态学”。他提出，人类与非人类存在同处于一个共生的网络中，互相依存，共享世界，因此不存在一个与人对立的大写“自然”，认为人能够塑造自然的想法是一种“美学施虐”[5]，是一种人关于自然的内心折射和审美幻想，生态学首先应该将“自然”从人的这种想象中脱离出来。在他看来，当前环境破坏中污秽丑陋的因素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无法避开的，因此莫顿主张，幽暗生态学是一种“乖张忧郁的伦理学，拒绝将物体化为理想的形式”[6]195。 阿瑞多拉基斯更进一步提出对自然“去审美化”的观点。针对浪漫主义抛下书本、“以自然为师”的主张，阿瑞多拉基斯认为，这其中内蕴着一种消费主义，与自然的亲密遭遇或融合包含着某种破坏，对自然的“爱”也有可能导致一种客体化本身，进而甚至破坏自然[4]179。他指出，浪漫主义渴望重建物质自然与人类自然方式之间的关联，这是对自然的拟人化审美观照，它蕴含着一种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寻求作为“他者”的自然与人的相似性和同一性，这种自然“人化”或人“自然化”的立场，是人对自然的深层次介入活动，仍然是一种深层生态学的立场，这是生态学本身所要警惕并加以破除的。 2.强调恢复物的能动性、自在性和神秘性。莫顿指出，真正“生态的”意味着放弃谈论或专注于自然，直接地遭遇它们，便意味着以人类的观点来损害它们。“Nature”拥有物质性外表，但却是一个具超越的、先验的术语，它处于其它术语潜在的无限序列的终结处并囊括之[6]14，掩盖的是具体的、经验的环境中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等“物”的独特性及自在能动性。 阿瑞多拉基斯注意到，浪漫主义作为后人文主义的滥觞，其中有幽暗生态学的倾向。他通过对雪莱诗歌的分析来提出一种幽暗生态学的立场：真正“生态的”应该让物回归其无法捕捉的神秘性。阿瑞多拉基斯以《致云雀》为例阐释道，云雀的本质是幽暗生态学的语言，它将自然恢复至人无法达到的领地——云雀只有在人类无法触及、难以闻见的地方，才能拥有自然的生活，才成为其自身；而深层生态学抹去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必要距离，将导致其变性。因此，阿瑞多拉基斯指出，捕获云雀的“本质”即是“谋杀”它，不需要人类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崇拜、消费与纯粹的自然物质性有关的神秘性，让它们保持自身即可，纯粹自然是一种封闭，它会“尊重”和“崇拜”自身。 但是物的这种自在性、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将环境视为新的主体，在莫顿看来，将环境主体化只是主客体关系的简单反转，这并非是生态学所要的答案。阿瑞多垃基斯也注意到了这点，认为真正的生态意识须持一种双重去主体化的后人文主义立场：“无主体或无自然的生态学是一种既非聚焦人类、也非聚焦环境的生态学——这才是真正生态的。”[4]173 3.关注生态的裂隙、他者和间性。幽暗生态学排除任何与自然在概念上或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认为保持人性与自然之间的“裂隙”(gap)、对自然敬而远之才是真正“生态的”。这种裂隙是一种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是反对任何包含同化行为的。在莫顿等人看来，怪异他者(恐怖自然)无法被归化，美好的、但是有距离的他者也不应该被归化，人类不要“友爱”或“驯化”它们[4]182。阿瑞多拉基斯指出，雪莱的云雀隔绝人的观看或听闻而避免被客体化，云雀象征着作为宇宙性的单个与人在精神上合一的不可能性，雪莱将其视为异在的力量，是应该尊重的“他者”存在。因此，他主张用ambience来取代environment，强调孤独感和距离感而非互相关联的幻想让我们与环境接触，ambience是真正的“间性”(in-between-ness)[4]186，它指向环境的同时又远离环境。 幽暗生态学的这种观念，与后人文主义理论家有关“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探讨异曲同工——弗兰肯斯坦身上没有实现自我和他者的同化，他本身作为一个神秘的他者而被尊重。强调入与他者之间的共在互依、无法割裂，但同时又悖论式地保持与他者之间的间性，而不是追求同化，这是避免陷入主客二元陷阱和本质主义的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