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光
    摘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有一卷次、篇题、作者不明的残篇，本文研究认为是马融《上林颂》的遗存。文章首先对该篇文本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现象进行校勘，改正讹误十馀处。该篇书写校猎，先至其文已佚的“某处”，再至广成苑，根据东汉制度，先至之处应为上林苑，结合汉赋命名惯例推测，残篇原秩以“上林”命篇实属合理；考察东汉中期以后，以“上林”命篇的赋、颂作品，目前所知，仅有马融《上林颂》。而挚虞、刘勰俱以为该篇近于赋体。残篇则以主客问答形式结构全篇，确从赋体脱胎而出，并与《广成颂》的主旨相同，以上均指向残篇为马融的《上林颂》。根据《典论》佚文和《后汉书》的记载，《上林颂》作于桓帝永兴二年，既谏桓帝不可耽于游乐，又劝桓帝应借校猎以加强武备。
    关键词：《文馆词林》  马融  《上林颂》  永兴二年
    《文心雕龙·颂赞》称“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1]因《广成颂》载入《后汉书·马融列传》中，自无异议，而《上林颂》在后世几乎难觅其踪迹，清人常疑为《东巡颂》之误，[2]严可均《全后汉文》亦未收。挚虞《文章流别论》指出“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3]因此郝懿行认为“挚虞《文章流别》作《广成》、《上林》，是必旧有其篇，不见于本传，而后世亡之耳”，[4]范文澜也指出，“《艺文类聚》引《典论》逸文，亦称融撰《上林颂》，是融确有此文矣”。[5]而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言：“《玉烛宝典》三引《上林颂》，严未采。”[6]今检隋代杜台卿编《玉烛宝典》尚存一则引文“马融《上林颂》曰‘鹑?如烟’”，[7]可见马融确曾写过《上林颂》，隋时尚存，此后亡佚。
    随着对《文馆词林》研究的深入，有关《上林颂》的话题再被提起，并引起争议。
    《文馆词林》一书为唐人许敬宗编成，共一千卷，后在中土亡佚，及至近世始由日本渐次传回，然其书已是残本，以日本古典研究会1969年出版的《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搜集最为全面，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就是以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为底本整理而成。[8]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有一卷次、篇题、作者不明的残篇，起于“之忠言。既览斯而淹思兮，复动轸而南辕”，止于“不教人战，孔子所讥。是以农部”，首尾阙失。罗国威根据文中涉及光武帝之事及永平、建初年号认为，“永平、建初皆后汉年号，则此文当系后汉文，可补入《全后汉文》中”；[9]姜维公辨此残篇为马融的《上林颂》，并指出，“《上林颂》当成于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十一月左右，是一篇抚时感事之作，可作为《广成颂》的姊妹篇看待”；[10]陈君赞成此篇为马融的《上林颂》，但“作于顺帝永和四年（139）左右”。[11]姜、陈两文之所以定其为马融所作，基于马融对重文轻武之风的批评，这一点在马融所作的《广成颂》中已有体现，而此篇亦持相同观点。然而许云和认为，“残篇是魏文帝黄初年间的作品，题名当如时所称《校猎赋》或《羽猎赋》之类，可补入《全三国文》中”，其判断依据是文中出现的“农部”一词：“‘农部’为曹魏一代独有的职官名”；[12]杨化坤在许文基础上认为，马融原作反对游猎，而残篇持提倡态度，两者矛盾，因此残篇不是马融的《上林颂》。[13]由于此篇仅见于弘仁本《文馆词林》，确有其价值。笔者在研读此篇文献及前贤研究成果以后，亦有一些个人的见解，故形成文字，以就教于学界。
    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对这一残篇未施校语，但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文本中有许多文献问题有待解决，直接关系到文本归属、时代的判断。因此，笔者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对文本进行校勘、标点，并作为本文讨论的依据。
    一、文本校读
     
    日藏《文馆词林》“屡经传钞，讹误颇多”（杨守敬语），残篇文本的校勘、标点以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下文简称“《校证》”）为基础。[14]误字以圆括号“（）”标识，改正、补入者以方括号“[]”标识。
    ……之忠言。既览斯而淹思兮，复动轸而南辕。径造舟之飞梁兮，迄广成之囿园。徒察夫坰野之窊廅汙阏，?寥旷荡。陵夷连延，（唐）[浩]茫傥莽（1）。卷阿曲阜，高原显敞（2）。遥望藐观，杳冥勿罔。兽如流川，鸟如浮云。日未移景，人马未勤，获车已实，纡轸而旋。虽云蒐狩三驱之法，亦有凶荒杀礼之文。诸夏未徧被鸿奖之泽，而独惠此封圻之六军。窃惧闻管籥之音，见[羽]旄之美者，有举疾首（慼）[蹙]頞之怨（3），不皆欣然愿此游田。鄙人固陋，亦私惑焉。”（4）
    主人曰：“吁！子所谓（?）[筩]中窥驳（5），见前蔽后，识左暗右。以（震）[宸]?燕雀之知（6），度鸾皇之意，犹坎井蛙黾之思，?蛟龙之谋。从下亿天，十不中（千）[壹]者也（7）。往者盗窃宝玺，覆国歼家。元恶大憞，猾夏乱华。鲸鲵九婴，封豕长（驰）[虵]（8）。剥落天下，虔刘普加。亿兆夷人，天昏礼瘥。十有一存，析离奔波。于是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人之瘼。乃眷南顾，新野是宅。然后光武乘天机，运玉衡，建参旗，揽（搀）[欃]枪，操篲（拂）[笰]，曳长（庾）[庚]（9），扫彼四野，芟荑九区。拯斯人于沉溺，复太祖之弘基。至于永平，明光上下。来远以文，崇德偃武。经始灵台，路寝在后。躬化正本，孝友三五。建初郁郁，增修前绪。班固司籍，贾逵述古。崔骃颂征，傅毅巡狩。文章焕烂，粲然可覩。自时厥后，（以）[似]续妣祖（10）。（弈）[奕]叶载德（11），不忝神符。文献之士，（设）[谋]于众寡（12）。三九之辅，必乎儒雅。茂才尤异，乡举之徒，实署经行，课试图书。不论蒐狩，不讲狝苗，为日久矣（13）。故有言穰苴、孙吴之法，宋翟、李牧之守者，谓之末技、贱工，不容于州府。有论成荆、孟贲之断，（不）[叔]詹、狼瞫之惈毅者（14），谓之戆[愚]、越訬（15），摈弃于乡部。是以托病辞干戈、避扞御者以增名，益高前时议所与。见危内顾（16），临难奔北者，谓之明哲全身，获福利于后。故魑魅魍魉，陆梁乎梁并；夔（虚）[魖]鬼蜮（17），涫沸乎徐杨；（隅郄）[蜋]蛛蝥（18），蠢动于蛮荆。王师数败绩，困惫乃克征。方今圣朝远度，深惟图难为大，必于细微。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教人战，孔子所讥。故以农（部）[郊]（19）……
    （1）“唐茫”不通。唐，疑作“浩”，形近致误。
    （2）《校证》句读原作：“徒察夫坰野之窊廅，汙阏?寥。旷荡陵夷，连延唐茫。傥莽卷阿曲，阜高原显敞”，误。
    （3）“旄”前脱一字，当补入“羽”，“羽旄之美”与“管籥之音”相对；慼，当作“蹙”。《孟子·梁惠王下》：“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
    （4）《校证》句读原作：“有举疾首戚頞之怨，不皆欣然。愿此游田，鄙人固陋，亦私惑焉”，误。
    （5）?，姜维公言作“筩”，是，形近致误。
    （6）“震?”不通。震，当作“宸”，“宸?”即“宸宇”，谓屋檐，是言燕雀居处屋檐之下，目光狭小，与“坎井”相对。《国语·越语上》：“君若不忘周室，而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愿也”，“宸宇”作“庇覆”解。
    （7）“十不中千”，逻辑不通。亿，通“臆”，谓预料事情，《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十不中千”，疑作“十不中壹”。敦煌写本中“壹”字草写时，其上方近似“千”，钞本或因此致误。
    （8）驰，当作“虵”。《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虵，以荐食上国。”
    （9）搀，当作“欃”，写本中“木”近“扌”；拂，当作“笰”；庾，当作“庚”。欃枪、篲笰、长庚，皆星名。
    （10）以，姜维公言作“似”，是。
    （11）弈，姜维公言作“奕”，是。
    （12）设，当作“谋”。《鬼谷子·揣篇》：“度于大小，谋于众寡”。古人又常用“议于众寡”，“设”字近“谋”。
    （13）《校证》句读原作：“三九之辅，必乎儒雅，茂才尤异。乡举之徒，实署经行，课试图书，不论蒐狩，不讲狝苗，为日久矣”，误。
    （14）不詹，当作“叔詹”，人名。“叔”字或在传抄中仅剩“尗”，与“不”字形近致误。《史记·郑世家》载，晋文公围郑欲得叔詹，叔詹自杀以殉国，与晋国狼瞫同为古代勇武之人。
    （15）“戆”下脱一字，疑当补入“愚”。《淮南子·修务训》：“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越訬”自成一词，可知“戆”后脱一字。《淮南子·齐俗训》：“今世俗之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戆”，似可以“戆愚”成词。《校证》句读原作：“谓之戆越，訬摈弃于乡部”，误。
    （16）《校证》句读原作：“是以托病辞干戈，避扞御者以增名益高。前时议所与见危内顾”，误。
    （17）虚：当作“魖”，扬雄《甘泉赋》：“捎夔魖”，传说中的山怪。
    （18）隅郄：实难索解，疑作“蜋”。按上文之例，“隅郄蛛蝥”四字或从“虫”得义。蛛蝥，即蜘蛛，贾谊《新书·谕诚》：“蛛蝥作网”，“隅郄”亦为一种昆虫名，方可与“蛛蝥”连称。《说文解字·虫部》：“，渠蜋，一曰天社。从虫、卻声”，《广雅·释虫》：“天社，蜣螂也”，《广雅疏证》：“《说文》‘’注云：‘渠螂，一曰天社’，《集韵》、《类篇》引《说文》作‘渠螂’，《御览》引作‘螂’，无‘渠’字，……《御览》所引者是也”，隅郄，或本作“蜋”，乙倒为“蜋”。“虫”与“阝”、“良”与“禺”均属形近，因此误作“隅”；“”又脱“虫”部，“卻”与“郤”形近，“郤”可写作“郄”。蜋，即俗称“屎壳郎”，抟粪为球，与蜘蛛结网相映成趣。
    （19）部，当作“郊”。此字涉及文章时代的考证，下节详论之。
    二、“农部”当为“农郊”考
     
    笔者细读文本之后认为，“农部”乃“农郊”之误，非曹魏之官职。
    首先，“农部”确为曹魏新设职官，至晋武帝时罢，后世未曾复置，史有明文。如果“农部”不误，残篇极可能是曹魏人作，那么其不通者有三：一曰痛斥王莽篡汉，有讥刺曹丕篡汉之嫌疑；二曰极写光武受命之正，与曹氏篡汉行为不侔；三曰尊称刘邦为“太祖”，置曹操于无地。实则，作者通言东汉前期三位君主之功绩，是言大汉统绪传承有序，其作者非汉人莫属，这一点可与《东都赋》相互发明：
    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书契已来未之或纪。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鉴。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
    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洪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
    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15]
    可以明白看出残篇对《东都赋》的刻意模仿。纵览历朝颂德之赋，罕见有大段铺叙前朝天命所归、君主英明的内容，此与情理也不契合，何况作为篡夺者的曹丕，岂能容臣下赞美汉朝的神圣与伟大？！
    其次，从汉人赋颂用语、上下文的语境以及残篇用典来看，“农部”应作“农郊”，“部”与“郊”形近而误。
    “农郊”出自《诗经·卫风·硕人》“硕人敖敖，说于农郊”，毛传曰：“农郊，近郊。”[16]郑笺同。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颜师古注曰：“邑之外谓之郊，郊野之田故曰农郊也。”[17]马融《广成颂》“疏越蕴慉，骇恫底伏，锽锽鎗鎗，奏于农郊大路之衢，与百姓乐之”，李贤注曰：“农郊，田野也。”[18]崔骃《北巡颂》也有“济河州之皋渚兮，税农郊于怀鄙”。[19]因此“农郊”有近郊、农田两种解释。具体到残篇而言，“方今圣朝远度，深惟图难为大，必于细微。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教人战，孔子所讥。是以农部（下阙）”，作者接下来将正式描写有关游猎的内容或阐述游猎的意义，而“农部”只能作“农郊”，文意方能上下通贯。此处“农郊”，或是具体指“农田”，盖言农田已经收获，出猎不会伤害庄稼，如唐人也曾言：“今陛下以丰岁皆秋，农郊始隙，因依时令，习用戎事，游涉灵囿，经于上兰。”[20]或是泛指校猎位置，盖言都城“近郊”。总之是逗引出校猎一节，再言校猎之意义。
    残篇全文用《诗经》之典尚多，如“于是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人之瘼”，出自《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21]“经始灵台，路寝在后”，出自《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22]《鲁颂·閟宫》“松桷有舄，路寝孔硕”[23]； “似续妣祖”，出自《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24]；“临难奔北者，谓之明哲全身”，出自《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25]“蠢动于蛮荆”，出自《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26]。因此残篇用“农郊”之典，符合全文用典惯例，亦符合汉人化裁《诗经》入赋的传统。
    再者，还应指出的是，曹魏“农部”之职掌在屯田，《历代职源撮要》指出，“屯田郎中。汉尚书郎四人，其一主户口垦田，盖屯田之始也。魏有农部郎曹，晋始置屯田郎中”[27]，其职务与游猎没有必然关联。
    《通典·职官四》云：“自黄初改秘书为中书，置通事郎，掌诏草，即今中书舍人之任。而尚书郎有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课，非复汉时职任。”[28]曹魏将汉代以来的尚书职掌分得更为细致，所谓“虞曹”，《通典·职官五》“虞部郎中一人”下有“虞部盖古虞人之遗职，至魏尚书有虞曹郎中，晋因之”的记载，[29]历朝均有相关设置，《隋书·百官志中》“虞曹，掌地图、山川远近、园囿田猎、殽膳杂味等事”，[30]农部郎、虞曹郎同为尚书郎，但曹魏天子出猎，则应由虞曹郎负责，与农部郎无关，残篇若读为“农部”显然不合制度。张衡《西京赋》谓“在彼灵囿之中，前后无有垠锷。虞人掌焉，为之营域”，[31]《东京赋》“虞人掌焉，先期戒事”，[32]前文已言及“径造舟之飞梁兮，迄广成之囿园”，表明此时是在苑囿之中进行活动，“虞人”是具体管理山泽、苑囿、田猎的官员，其由来已久，《尚书·尧典》载“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33]《二京赋》均以虞人掌管苑囿是为证明。
    综上，“农部”乃“农郊”之误，不可因此判断残篇为曹魏时代的作品。
    三、从篇名的推定考证作者、作年
     
    残篇在颂德之后，着重批判建初（章帝年号）以后朝廷对蒐狩之礼的忽视。《后汉书》记载：[34]
    和帝永元五年（93）二月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第175页）
    安帝永初元年（107）：“二月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第206页）
    永初三年（109）四月：“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第213页）
    延光二年（123）：“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第237页）
    延光三年（124）：“冬十月，行幸长安。……历观上林、昆明池。”（第240页）
    顺帝永和四年（139）：“冬十月戊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而还。十一月丙寅，幸广成苑。”（第269页）
    桓帝永兴二年（154）：“冬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第300页）
    延熹元年（158）：“冬十月，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第304页）
    延熹六年（163）：“冬十月丙辰，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第312页）
    灵帝光和五年（182）：“冬十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第347页）
    从和帝永元五年（93）将皇家园囿赋予贫民耕种，到安帝延光二年（123）恢复校猎，前后有三十年的时间，延光三年（124）到永和四年（139）、永和四年到永兴二年（154），分别又间隔了十五年、十六年，确乎是“不论蒐狩，不讲狝苗，为日久矣”。
    据此，姜维公认为作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十一月左右，其依据是残篇所反映出来的史实：“陆梁于梁并”、“涫沸乎徐杨”、“蠢动于蛮荆”，恰好梁、并、徐、扬、荆五州此前均有叛乱，而至此时平定。陈君认为作于顺帝永和四年（139），因为他判断文中“茂才尤异，乡举之徒，实署经行，课试图书”，是针对顺帝阳嘉元年（132）的“左雄改制”而言。“左雄改制”又称“阳嘉改制”，主要内容为“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35]笔者认为，陈君先生关于残篇作于阳嘉之后的判断是准确的，但具体作年仍有待商榷。
    《艺文类聚》卷一百引曹丕《典论》曰：“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城（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涝、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36]如果残篇确为马融所作（而这也是姜、陈两文的基本判断），则《典论》的记载值得珍视。“永兴”为桓帝年号。据《后汉书》本传，马融两次出任“议郎”，一在顺帝阳嘉二年（133），二在桓帝时，“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第 1972页），曹丕所载即此时。马融之所以为梁冀所陷害，起源于梁冀与梁不疑兄弟之间的矛盾。“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合萧何之礼仪、邓禹之爵禄、霍光之封赏以赐梁冀，且“每朝会，与三公绝席”，[37]但梁冀仍不收敛，而梁不疑好学问，颇得士人之心，自耻兄弟有隙，于是辞官归家，“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38]因此马融遭梁冀迫害之后再为议郎必在元嘉元年之后。按《后汉书》，桓帝元嘉、永兴年间大赦有三次：
    元嘉元年（151）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第296页）
    永兴元年（153）……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兴。……二年（154）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第298-299页）
    桓帝于大赦后才启用“元嘉”年号，此时马融并未遭梁冀迫害，与之无涉。永兴中两次大赦，马融遇赦应在永兴元年五月至永兴二年正月之间，再为议郎。曹丕距离汉世不远，其说有据，可以凭信，即《上林颂》作于永兴年间。“永兴”年号只用到“二年”十二月，次年正月改元“永寿”，因此确切地讲，《上林颂》的创作不会晚于永兴二年。
    根据《后汉书》记载，桓帝有三次出猎的记载，其中一次只去了上林苑，即在永兴二年，而另外两次活动都是先至广成，再至上林。试将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出猎的时间和场所排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