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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理性精神的理论建构和批评 前面提到，钱中文作为一位以探讨文学本体为主的理论批评家，对国际文学理论前沿有着一种出自直觉的感悟，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尚未在其后出版的专著《美学意识形态》中正式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这一观点，钱中文便在出版于80年代末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并认为，文学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这对传统意义上的反映论是一种反拨。这说明，他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并能及时地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实际上，我们沿着这条线索仔细追踪就会发现，伊格尔顿的专著《美学意识形态》（又译《审美意识形态》）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1998年译介到中国；而钱中文首次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1982年的《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一文，1984年《文学艺术中的“意识形态论”》一文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予以论述，1987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正式确认文学的本质特性是审美意识形态，1988年《论文学形式的发生》从文学发展论视角论述审美意识形态论，他于1989年出版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则是对上述思想观点的整合或系统化。虽然这两位中西文论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和交往，但却能基于各自的文学和批评实践在几乎相近的时间提出相近的理论概念和观点，这不能不说他们在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论的共同愿望。但是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文专论。此外，也就是如前所述，钱中文对巴赫金现象也异常敏感。他认为，巴赫金的崛起与他所处于的特定的历史大变动情势是分不开的，我们若从他的这一评判来描述他自己在国际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崛起也照样适用。我们都知道，钱中文从研究俄罗斯文学入手，逐步进入俄苏文学理论的研究，然后由于他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自觉的比较意识，他很快就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前沿，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大潮日益渗入人们的生活中，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文化全球化无不波及中国，国内不少人文学者面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是担忧的，认为西方文化和理论的大举入侵会使得中国学者和批评家失语。但是钱中文以及少数具有国际视野的理论家则不以为然，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面临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却认为全球化进入中国并不一定会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陷入全盘西化的窘境，也许从另一个方面着眼倒有可能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和人文学术走向世界提供难得的契机。在这方面，钱中文又先行了一步，作为一位早年留学苏联多年并打下了扎实的俄文基础的学者型批评家，他及时地发现了俄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局限，便花了许多时间学习英语，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用英文宣读论文，让自己的声音为更多的国际同行听到。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这显然在从事俄苏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中国学者中并不多见，而真正像钱中文这样有着自己理论建构意识并能直接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批评家则更是鲜见。 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步入市场经济后国内文化界出现的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钱中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仅是中国的现象，而且也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出现的一个现象，面对这种物欲横流、人文精神下滑的现象，一切有着社会良知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理应对之作出回应。确实，正如钱中文所注意到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理论和价值观蜂拥进入了中国，这对于中国人走出自我封闭的圈子了解外部世界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一部分中国文化根底浅薄且一味追逐西方新潮的中国学者的极端做法则是他无法苟同的。他也不像那些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人士那样，一味地反对新生事物的出现，而是试图透过纷纭繁复的现象究其本质特征，他自己从不走极端，但却善于从那些极端的理论思潮中寻觅出合理的因素并加以肯定。他再次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获得启示，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批评策略，使之直面当下的社会文化现实，提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理性精神建构，并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加以阐述。 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原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一文中，钱中文针对整个世界出现的物欲横流、人文精神下滑的现象，发出了这样的警醒：“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是一种相当普遍性的现象”，今天，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这也“死了”，那也“死了”，甚至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也消解了，我们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作用？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象？他认为，“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那么这种新理性精神的特征究竟体现在何处呢？在他看来，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第303页）。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虽然新理性精神“难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它绝不会去推波助澜。它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他所说的这种新理性精神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新理性精神“坚信人要生存与发展，人理解自己的存在。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是为了维系其自身的生命”；其次，“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现象。例如爱国主义精神，历来都是指对自己的国家、文化遗产的爱，不同时期指向相同，但其内涵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里”；再次，“人文精神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在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文精神共同性的基础上，又各具自己的传统的理想色彩”（第308—309页）。有鉴于此，新理性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而“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过去不被允许的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此外，“新理性精神主张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再者，“新理性精神将站在审美的、历史社会的观点上，着重借助与运用语言科学，融合其他理论与方法，重新探讨审美的内涵，阐释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第315页）。当然，他并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那些促使“语言能指的无节制膨胀”以及“本文的自恋和语言的自我运动”等极端做法，他认为，“新理性精神重视‘语言论转折’的重大成就”，因为将语言论引入文学理论，可以促使“文学理论流派不断发生更迭，不断出新”，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东西也不应全然抛弃，所以他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依然要“重视传统，因为传统是文化艺术之链，是精神之续”，抛弃这个民族传统，文学艺术将一无所成。他又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中获得启示，认为“新理性精神在文化交流中力图贯穿对话精神，文化交流应在文化的对话中进行”，因此，“新理性精神就其文化精神来说，将是一种更高形态的综合”（第316—321页）。通过具体的阐发，他进一步总结道，“总之，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第322页）。应该承认，在当时的那种人人侈谈“后现代主义”的年代，钱中文依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批评的主体性，绝不人云亦云。他一方面恪守传统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从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中不断地抽取其合理部分，包括非理性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加以改造和扬弃，从而建立自己独具特色的“新理性精神”，这确实要具有一种理论探索的胆识和批评的前瞻意识。 关于新理性精神与现代性的关系，钱中文也作了详细阐发，他认为，“新理性精神需要在对它们进行现代文化批判的基础上，汲取它们的合理因素，从几个方面，确立自身的理论关系：这就是‘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交往对话精神’、感性与文化问题”（第327页）。关于新理性精神与传统的关系，钱中文也作了辩证的阐释，他认为，“继承传统，并非就是面对往昔、迷恋过去，继承的目的在于吸收它的优秀成分。在传统文化中，实际上不仅有着过时的东西、惰性的东西、妨碍进步的东西、需要不断给以剔除的东西，同时在传统文化中，还存在着属于未来的东西、全人类的东西，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第329页）。这些东西也许在未来能够发挥其价值和作用。显而易见，他建构新的理性精神，并非是要全然排除传统的东西，而是要兼收并蓄，以便推陈出新。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的辩证态度。在这方面，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钱中文的文学理论研究是最具典型性的个案，既浓缩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艰难探索、成就和困境，又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大国对文学的一种理解”。 如前所述，巴赫金的学术和批评生涯充满了对话精神，这一点深深渗透在钱中文的批评生涯中，同时也体现在他对自己提出的新理性精神的理论建构的不断完善中。在2001年撰写后来又修改发表于2002年的《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钱中文又进一步阐明了新理性精神的“对话交往性”：“新理性精神努力奉行‘交往对话精神’。需要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话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自有价值的意识的思想，人与人是一种相互交往对话的关系”，从而“确立起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对话关系，以促成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的追求真理之风，提倡学术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第333页）。关于新理性精神与感性、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关系，钱中文也作了辩证的分析和论证：“新理性精神承认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存在的合法性，它们具有思想的、现实的特殊的创造力，这在文学艺术中尤其如此，所以需要吸取它们的合理性方面，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但是，新理性精神反对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历史。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度张扬人的感性和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的本能、解体了人的感性”（第335页）。总之，在钱中文看来，新理性精神并非是排他的，而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体。 现代性问题虽然在后现代主义讨论如火如荼时被当作一个“过时的”话题，但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趋于终结时，一批西方理论家重新回过头来反思现代性，并对所谓“单一的”现代性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呼唤一种“多元现代性”的出现。钱中文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和理论家，虽然没有直接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但是他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话题的重要意义和前沿性，从文学理论建构的角度切入，指出建构一种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是可行的。他不像那些就现代性问题泛泛而谈的西方理论家那样远离文学本体，而是将现代性紧扣当前的文学理论问题，因此他认为，当今“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我以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第359页）。这应该是钱中文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现状出发对全球现代性理论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毫无疑问，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一度在西方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研究长驱直入中国，并在中国酿起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钱中文虽然对文化研究“侵入”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领地持有保留意见，但他依然认为文化研究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多样性，打破了过去那种一种理论思潮独霸天下的“独白”情势，为一种多元“对话”的情势铺平了道路（第512—525页）。在他看来，即使“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具有现实性的，因为已经存在这类现象，而且可能还会扩大着范围。但是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与一体化，又具有难以实现的不可能性。只能各国文化相互接近，取长补短，互为丰富与交融，实行更新与创造，这大概是不同的、多元的文化互为依存的和发展的方式”（第547页）。这实际上正是全球化的一个悖论。同样，世界文学现象的出现也是如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沉寂已久的“世界文学”问题又进入了当代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的视野，钱中文也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现象的潜在研究和批评价值，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他同样认为，世界文学与民族性并不矛盾，基于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和詹姆逊对之的阐释的准确把握，钱中文提出了言简意赅的看法：“看来，文学的巨大生命力，存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在于越是民族的就越好，或是越是世界的就越高，而是民族性的与世界性的完美的结合。这样，上面两个争论的口号，就需要做些修正：文学既是开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又是开放的民族的表述，可能更合乎其自身发展的情况”（第567—568页）。虽然他的这篇文章《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写于2002年、发表于2003年《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但却与在此前后发表的美国学者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著作《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中的核心思想大致吻合，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学者关于世界文学的看法对国际性的世界文学辩论作出贡献。虽然两位学者没有任何沟通和交流，切入的视角和表述的语言也不同，但在把握前沿理论方面却几乎是同步的。可见，正如歌德所言，不仅不同民族的文心相通，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论也应该是相通和可以交流的。 综上所述，钱中文的批评范围并不局限于对巴赫金的研究和评论，他早期也曾对果戈理的讽刺艺术作过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讨论果戈理的“怪诞现实主义”的文章。此外，他在考察巴赫金的理论建树时再次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发现了一些国内批评家不曾发现的新的东西，这些都为他后来直接进入批评争鸣和理论建构的层面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国内同行的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具有理论意义的见解。纵观钱中文的批评生涯，我们不难发现一条主线，即他不喜欢在一种理论思潮被人炒作得如火如荼时紧跟而上，但在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他则当仁不让地介入其中，并发出自己深思熟虑同时又不走极端的持中的看法。这应该是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的外国文学批评界，我们恰恰需要钱中文这样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又不乏批评洞见的批评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