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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批评史上，钱中文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因为他早先就是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起家的，后来逐步从俄苏文论过渡到文学理论本体的探讨，后来他又回过头从理论的视角跻身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前沿。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和文化批评和巴赫金研究等领域有着独特的成就和贡献。因此，在书写中国当代外国文学批评史时，钱中文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批评大家。 关键词：钱中文 外国文学批评 巴赫金研究 新理性精神建构 作者：王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北京102488）。 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钱中文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在中国当代的外国文学批评界，钱中文也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因为他早先在国外留学所学的专业就是俄罗斯语言文学和文学理论，后来逐步从俄苏文论研究过渡到对文学理论本体的探讨，成名后他又回过头来从理论的视角跻身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前沿，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条批评道路并不是所有专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都能做到的。坦率地说，中国的绝大多数从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往往只能做到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和众多的读者，而极少有中国学者，特别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学者，能够以自己富于理论洞见的著述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和尊重。而在中国当代为数极少的有着国际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中，钱中文应该算是他那一辈人中的佼佼者。 钱中文所涉猎的外国文学批评领域很广，从俄苏文学到文论，从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探讨到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研究，从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到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进入了他的理论思考和批评视野。他在下面三个领域中有着独特的成就和贡献：（1）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他同时从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出发，及时吸纳西方和俄苏的先进成果，对文学本体作了独立思考，并对文学的性质作了实事求是的界定；（2）作为一位直面当下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他不盲目地跟随时尚，而是从当代实践出发，以一种冷静的理性态度对人文精神失落和文学坠入低谷及时做出回应；（3）作为一位在巴赫金研究领域内发出中国学者独特声音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他的巴赫金研究得到了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承认。此外，他还创造性地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糅为一体，并结合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提出了有着自己独特理论建构的新理性精神。再者，作为一位有着广阔国际视野的理论家，他受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巴赫金的启发，从不满足独白和自说自话式的封闭研究，而是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力图发出中国文学理论家的声音。本文主要将钱中文当作一位外国文学批评家来讨论，主要涉及他的上述贡献的前两个方面。 一、巴赫金在中国的重要推手和首席批评家 毫无疑问，巴赫金作为俄罗斯—苏联的一位最有影响的文化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考和著述中，为20世纪人类的精神思想宝库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由于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特殊情形，巴赫金的理论建树基本上被埋没了，甚至他本人的身心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在这方面，倒是西方学者在“发现”巴赫金方面先行了一步：结构主义者托多洛夫和克里斯蒂娃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率先将巴赫金的著述介绍到法语世界，随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麦克尔·霍奎斯特等人将其译介到英语世界，经过美国这一世界“学术中心”的中介，巴赫金的理论思想不断地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从边缘（俄苏）旅行到（法国和美国）中心，然后再向全世界广为辐射。然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却是，巴赫金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虽然首先是被西方学者“发现”的，然后“巴学”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向“边缘”的旅行过程，最后却在中国的语境下达到了高潮。对于这一点，西方的巴赫金研究者也不得不望洋兴叹。当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前系主任、国际巴赫金研究的主要学者霍奎斯特听说钱中文主编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出版时，不由得感到赞叹。但同时他又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羞耻”(It’s a shame to us.)。实际上，2009年钱中文又出版了七卷本《巴赫金全集》，他目前正对《巴赫金全集》做新的修订。对于这一点，英年早逝的霍奎斯特却再也无法评论了。笔者的理解是，霍奎斯特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他本人率先将巴赫金的著述介绍到英语世界，并在美国乃至国际学界都产生了影响，但中国学者却默默无声地辛勤耕耘，一下子便先后推出了六卷本和七卷本《巴赫金全集》中文版，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在这方面，以钱中文为代表的中国的巴赫金研究者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巴赫金研究，他们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今天至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巴赫金研究领域里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后来者居上，并迅速步入国际巴赫金研究前沿。在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和批评中，钱中文所起到的领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钱中文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涉猎巴赫金研究和批评，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高起点：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接受灵感并将巴赫金研究置于一个国际对话的场景中。他在提交给1983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的论文就是《“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作为对美国学者霍奎斯特的巴赫金研究论文的回应。这个问题当时在西方学界也属于前沿理论课题，而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和批评从俄文原文的阅读开始，与那些同样从俄文阅读巴赫金著作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形成一种三角形的对话关系。尽管巴赫金的理论庞杂，涉及不同的学科，但他的切入点首先是文学，更为具体地说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和诗学。钱中文首先指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主要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分析而形成的。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他在这里试图向人们说明，巴赫金现象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植根于俄罗斯的民族文学和文化土壤里的，但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却把仅仅局限于文学形式批评的狭窄范围扩展到了广义的多学科的对话理论框架。 钱中文及时地抓住问题的要害，认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他的范围更广的“对话”理论，“对于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对话’实际上是巴赫金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它强调人的独立性，人与人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对话的关系，虽然在存在等级、阶级的社会里不可能做到这点，但作为社会理想，这一理论自有其独特之处”（第73页）。那么人们也许会问，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独到之处究竟体现在何处呢？按照钱中文的看法，就“在于通过它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确实能够引导人们深入到这位俄国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去，发现与了解他的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第74页）。由此这种艺术特征被总结上升为诗学问题，反过来又可以指导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 钱中文的那篇英文论文后来经过反复修改，以 “Problems of Bakhtin’s Theory about ‘Polyphony’”为题，多年后发表于国际顶级文学理论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 杂志第28卷第4期（1997）上，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研究巴赫金理论的论文，不仅受到时任主编拉尔夫·科恩以及美国的巴赫金主要研究者霍奎斯特等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而且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这一点在国内却鲜为人知。令我们深有感触的是：虽然国内的巴赫金研究者并不在少数，但真正达到国际水平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的文学研究，以及整个人文科学研究，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确实应该结束这种“自说自话”式的单向度研究了，作为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们更应该让国际同行听到我们的声音，以便就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展开平等的对话。在这方面，钱中文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弘扬和批评性阐发无疑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钱中文开始了《巴赫金全集》的编译工作，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也是他研究巴赫金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在完成这项工程时，他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篇数万字的导读式的“序言”，取名为《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论巴赫金的意义》，在这篇长篇序言中，他从各个方面评介了巴赫金的复杂丰富的文化理论。我们仔细阅读这篇长文，不禁发现，这与其说是他对巴赫金理论的全方位介绍，倒不如说是他本人也在与巴赫金进行一种“对话式”的讨论。他首先指出，巴赫金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发现”，每一次发现都使得他的理论被人们认识得更加全面和深刻。巴赫金虽然被冠以多种“家”的头衔，但在本质上说来，他应该是一位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和启迪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在前苏联不断得到展示，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对于巴赫金来说，他写文学理论著作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写它们，为的是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为环境不容许他将自己的思想，通过通常的哲学形式加以表达。”（第427页）这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却成就了一个博大精深内容庞杂的巴赫金思想体系，而钱中文则尽量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巴赫金。 由此，钱中文指出，“巴赫金是不断地被‘发现’的，这与他的曲折的生活道路有关。先是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继而是思想家、伦理学家、哲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等。这些头衔加之于巴赫金身上，大致是不错的。”（第432页）但是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巴赫金能在如此之多的领域内有这样不凡的建树呢？在钱中文看来，这自然与特定的历史时代的条件是分不开的： 当历史、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思维发生多元化趋向的时期，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把握社会的动脉，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展示人类思维的多种不同层面及其自身的价值，而有所发现。巴赫金处在这种大变动中，他的积极的思索成果，可能一时不能见容于环境与习惯的势力，而不得不在真正的意义上把自己的著作“束之高阁”。但是现实的风尚尚未时过境迁，这种思索的价值的光亮就已渐渐闪现，而后随之发扬光大了。（第433页） 可以说，巴赫金就是这一大变动的历史的产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赫金也和他的祖师爷康德一样，一生只活动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和对话，但他毕生的学术事业却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话的关系之上的。虽然巴赫金自诩为一位哲学家，他写出那些文学理论著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之于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我们则不难发现，“巴赫金的理论，在文学理论中阐释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的思想，不过它有别于以前的和后来的这种观点。他的主体性思想无疑大大加强了主人公主体的地位，能够使得主人公与作者平起平坐，自由独立，表述自己的意见，但是他总是与作者或者与他人处在对位”（第459页）的地位。只有这种“对位”才能起到对话的效果。 确实，在历时20多年的巴赫金研究中，钱中文在细读文本、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全面总结了巴赫金在整个20世纪世界人文科学领域内的贡献，颇有见地地指出，“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他未立体系，却自成体系。这是关于人的生存、存在、思想、意识的交往、对话、开放的体系，是灌注了平等、平民意识的交往、对话、开放的体系。巴赫金确立了一种对话主义，如今这一思想风靡于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巴赫金的交往理论、对话主义，使他发现了自成一说的人和社会自身应有的存在形态。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艺术研究，促成他建立了复调小说理论、一种新型的历史文化学思想，为文学、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第474页）。可以说，这是钱中文在经过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后得出的颇有启发意义的批评性结论。 虽然巴赫金的理论价值率先由西方学界“发现”，但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却是，六卷本《巴赫金全集》以及后来的七卷本《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大大早于多年来一直在缓慢地翻译和编辑之中的英文版《巴赫金选集》。这无疑与钱中文的敏锐眼光和理论前瞻性相关。当然西方学界除了赞叹之外，应该更为重视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和文化理论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忽视一个用一种越来越显得重要的语言写作的著述显然是不足取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更为成熟了，我们不仅要继续引进西方的各种先进理论，而且更要致力于推出我们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建构。但是这种“推出”不一定非得是“宏大的叙事”，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而倒应该从个案研究的实绩来达到理论建构的目的。可以说，在国际巴赫金研究领域，钱中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所作的新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糅合在一起，发展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往对话式的”、“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建构。这正是他在超越了现代/后现代和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的独特声音。在这方面，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日益为世人所知，钱中文的理论建构将逐步被国际学术界发现，进而成为国际巴赫金研究以及文学阐释理论中的一种独特的中国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