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理论反思：人民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联及其理论困境 虽然中国早就有“民族”一词，但我们现在所用的“民族”概念是19世纪末从日本译介过来的。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其内涵与此前常用的种族、族类不同，它不是单指某个民族，而是与现代国家相连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那样，“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35]8，它带有鲜明的“民族—国家”色彩，指的是中华民族。民族性自然指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即“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6]534。如果要找一个词来作为民族性的替代说法，我们更愿意用冯乃超所说的“中国性”来指称“民族性”，以避免从字面意义对这一概念做窄化理解。由于约定俗成和文学惯例的原因，下面还是继续使用民族性一词，来讨论以民族性重建文学的人民性这一理论话题。 有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对人民性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底层性、公民性、后人民性等多重理解，呈现出窄化、泛化和虚化三种倾向。将人民性理解为底层性并和新世纪兴起的底层写作相联系，是对人民性的窄化理解，“把人民性只理解为底层性，把人民性只理解为表达底层人民思想情感和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以及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显然是不全面的。”“仅仅主张启蒙，批判人民的劣根性，却反对被人民启蒙，拒绝接受来自人民的教育，这在人民性的理解上则是另一种的窄化了。”将人民性理解为“公民性”，是一种泛化理解，“最大缺陷是以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虚伪的平权，成为为资本和权力说项的虚假意识形态表象。”将人民性理解为“后人民性”，是对人民性的虚化理解，“人民性在这里实际上成了为作者所把玩的文学素材的一种性质，它一旦进入到作品中，就脱离了与现实实践的联系而只成为一种‘文学的’人民性或‘美学的’人民性，成为叶公好龙式的观念中的‘人民性’。”[37]那么，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重提人民性，应避免对其进行窄化、泛化和虚化的理解，这就有必要从民族性的维度重建文学的人民性内涵。这么做的一个天然理由，是因为人民性这一现代性概念的原初意义，本身就有民族性这一义项。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如下理由： 一是由文学的政治表达和美学诉求双重内涵所决定的。人民性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充斥其间，附加了种种政治话语，如阶级、党性、革命等，它是一个偏重政治价值或思想价值的理论话语。作为文学话语的“人民性”，可以毫无障碍地转换成政治话语。如20世纪50年代，人民性理论就常常被阶级性、党性、进步性等政治话语充塞其中，或者成为其主要内容，或者直接被置换取代。正如陈晓明所说的那样，“在漫长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人民性是一个与‘党性’相互置换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也同样如此。在正统的文艺学论著中，尽管也给予人民性更宽泛的含义，但其本质还是定位在‘党性’支配着人民性的内涵。”[38]29毋庸讳言，不论我们如何强调文学的自律性、独立性和自足性，不论我们如何强调文学的“向内转”以反抗外在政治施与文学的“不纯粹”，不论我们如何强调研究文学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而不是外部，但在现实层面，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文学并不能远离和超越现实政治，成为一种“真空”的存在，正像鲁迅在讨论魏晋风度时所说的那样，“完全超越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39]517也就是说，我们对文学自身美学诉求的强调，不能不正视政治话语对文学的影响。“人民性”的提法，无疑是一种政治表达在文学中的显现，自身带有各种政治内涵。从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来看，“人民性”是“革命—政治”的叙事话语；“民族性”更多的是一种美学诉求，是“现代性—文化”的叙事话语。文学虽离不开政治，但它不是政治文本，它的生命基点在于自身的审美特性。以民族性建构文学的人民性，可以借助于本民族丰富的美学形式和美学精神来呼应这种内在的政治诉求，达到政治表达和美学诉求的双向统一，这是符合文学自身的特性的，也是文学意义之所在。人民性理论引入民族性维度，既是对这一理论话语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清晰认识，又至少可以在艺术层面保证其美学的独立性，使文学成为文学，而不是政治。 二是人民性的概念，看似抽象，其实有其生动、丰富的具体内容和现实指向，它的具体内容和现实指向和民族性有很大的重合度。因为既没有不属于某个民族的人民，也没有脱离人民的抽象的民族。民族和人民有最大的公约数，在现实中常常通用，代表着绝大多数的群体。文学人民性作为理论话语，它是抽象的，它的具体内容和现实指向应当由文学的民族性来完成。以民族性重构人民性，这就对民族性提出了创作要符合和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需求为文学任务的要求，因而会在文学形式上要求文学采用普通大众所熟悉和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在美学精神上要呈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从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性问题常常和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民间的大众文艺往往先天地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中保存最好的精华部分，向民间要素材、要形式被视为是民族性的一种体现，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形式的论争、赵树理方向的提出以及50年代新民歌运动的兴起等文学思潮中有着清晰的体现，这些无一不是以民族性建构文学人民性的实践结果。 三是从历史来看，以民族性重构人民性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五四”启蒙运动初期，文学对于人民的界定，如劳工、庶民、平民等，偏重于以职业身份或体力、智力或阶级阶层等为标准来划分，所谓的人民性，亦缺乏对民族性内容的思考。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存亡问题替代了阶级对立问题，革命的目标不是国内的阶级对立，而是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抗争。相对宽泛的“人民”取代了意义单一的劳工、庶民、平民，成为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基石，这一方面是现实情势使然，另一方面是对“五四”以来基于精英知识分子优越立场的启蒙思想的一种纠偏。以民族性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正是民族—国家想象在文学层面的呼应和认同。 以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以民族性作为文学人民性的主要内涵的必要性。但是，由于人民性这个概念是随着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民族性和人民性之间的统一整合也存在诸多的理论困境。只有解决这些理论困境才能真正厘清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问题。这些理论困境主要有： 一、以文学的民族性来重构文学的人民性这一提法，容易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抱残守缺的辩护词和挡箭牌。从西方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保守主义和人民性问题具有同源性，都发源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生而最早在西方出现的。”[40]19人民性概念的提出者赫尔德本身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以民族性重建人民性，尺度拿捏不准的话，很容易陷入文化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陷阱。 二、民族性相对人民性、世界性而言，它强调的是独特性、稳定性和排他性，而人民性和世界性强调的是普遍性、流动性和包容性，这种内在的逻辑对立也会给这一理论设想带来诸多难题。德国文化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就曾指出过民族性的文化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普遍性，“文化既是创造的，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能保存其原有的意义，别个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的。”[41]25民族性的内容往往是相对稳定和滞后的，是与生俱来的，有很多内容是前现代的，而人民性则是相对多变有时代性的，是后天养成的，是现代的。这种对立如何统一也是它的内在难度之一。 三、民族性的并不必然是人民性的。季摩菲耶夫曾指出，“‘民族的’并不永远和‘人民的’相契合”[1]171，虽然他这个理论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是站在列宁“两个民族文化”的阐释基础之上的论断，有其意识形态局限。但这也提醒我们，应该辩证看待民族性中复杂、含混甚至是悖论的成分，识别和剔除其中的糟粕，但这实际操作起来是有难度的。总的来看，人民性是一种现代性诉求，而民族性既有现代性的成分，亦有反现代性的成分，以民族性重构人民性，很容易被误解为提倡保守而不创新，很容易被误解为要屈从民间，倒退到现代意识之前。 曾几何时，我们在讨论文学的人民性时，将国民性、民族性、阶级性、真实性、进步性、人性等同于人民性，导致这一理论话语在其语符体系中能指和所指联系模糊、内涵不清、外延不明。新世纪以来讨论人民性的文章，对文学人民性的理解大都忽略了这一概念的原初维度，即民族性的意指内涵。因此，本文从中西方不同语境下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关系进行梳理，所要做的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宏大的理论难题，而是意在表明任何知识生产都有其语境性、历史性与实践性，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应该回到历史现场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探究，拒绝布迪厄所说的“生成的遗忘”，“反对生成的遗忘，没有比重建被遗忘的或被压抑的历史更有效的解毒剂了，被遗忘的或被压抑的历史在表面上非历史的思想形式中永存，而这些思想形式构成了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42]355反对“生成的遗忘”，即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理论话语都有一个在具体语境中、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生成过程。提出以民族性重构人民性的理论设想，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