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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重构：人民性理论及其民族性维度的中国化思考 中国开始接受文艺人民性的思想，把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是“五四”启蒙运动兴起之后的事。“五四”启蒙文学阶段，“人民性”以“国民性”之名出现继而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核心话题。“五四”启蒙文学是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作为口号，“国民”以及“国民性”作为“人民”“人民性”的同义词成为知识阶层思考现实的出发点。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将贵族文学与国民文学作为一组对立范畴予以阐释。之后，周作人从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将有鲜明社会学色彩的“国民文学”代之以带有阶级色彩的“平民文学”。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说：“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24]很显然，周作人将“平民”作为与“贵族”相对的一个概念视为文学主体精神的象征符号，这和后来许多理论家将“人民性”视为一种文学精神有很多相似之处。“五四”启蒙运动对“人”的发现，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提倡，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有诸多相似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五四”启蒙文学对于“平民”“国民”“国民性”多有关注，但这种关注常常是以批判的方式完成的，“平民”“国民”作为被启蒙的对象被认为是受人摆布的死气沉沉的群体，“国民性”更成了一个贬义词。早期的启蒙运动者大多持反传统的信条，为实现“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目标，以“新/旧”二元对立的方式划分西方与中国，常常借用被视为是先进代表的西方理论资源实现对被视为落后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改造和批判。无论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周作人的“平民主义”，还是吴虞的“打倒孔家店”，都对本民族的文化持否定和严厉批判的态度，这也使得“五四”启蒙文学时期在探讨“人民性”(国民性)问题时缺乏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正面关注。这一时期的知识界对“人民性”的关注，基本上都是朴素的民本思想的体现，很少将民族性维度视为人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性和人民性在大多数理论家看来是一个分离的、各不相属的问题，并无内在一致性。冯乃超曾指责“五四”运动全盘西化带来了负面影响，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处理好“人民性”和“中国性(民族性)”两个问题，才导致启蒙运动的实际效果出现了各种偏差[25]345。总体而言，他的这个判断是符合“五四”启蒙运动的实际情况的。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五四”启蒙文学的兴起，大量的俄苏文学理论被译介进来。俄苏文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人民性”概念随着这股译介风潮被介绍到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时髦的理论话题被知识界所认识。1921年9月，《小说月报》推出“俄国文学研究”专号，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刊登介绍俄国作家和俄国文学理论家。如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郭绍虞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翻译的《俄国的批评文学》、夏丏尊翻译的《阿蒲罗摩夫主义》等。这些文章对俄国作家和理论家特别是别、车、杜等人的文学批评进行了专门的介绍，顺带将别、车、杜等人有关人民性的论述译介进中国，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性和民族性等理论问题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译介作品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两者关联进而研究这些理论话题。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脚步的加快，特殊形势下，民族救亡的需要压倒启蒙的需要，此前“五四”运动流行的“国民性”话语批判失去了它最初的历史愿望和叙事效能，迫在眉睫的民族存亡问题取代改造国民性、批判民族传统文化等问题，知识分子的民族团结意识取代了自我改造意识，集体统一意识取代了个人独立意识，大写的“人民”取代了小写的“个人”，人民从被启蒙的对象变成了需要争取和服务的对象，正面的“人民性”取代负面的“国民性”，民族独立意识和民族文化自信开始逐渐成为主流共识。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性问题开始合流，成为一个孪生问题，逐渐为文学家和理论家们争相讨论。这种变化在1930-1934年“文艺大众化”讨论以及1936年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有清晰的体现。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这成为许多作家的共识。此时“人民”一词并未普遍使用，“大众”“群众”等词作为“人民”的另一种说法，出现在各种讨论之中。大众化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文学的服务对象，即文学要为大众(人民)服务，“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看、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26]362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问题。关于采用何种文学形式实现文学为大众服务，瞿秋白认为应该对民族传统文艺样式如旧小说、说唱艺术等旧形式加以改造利用，“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27]890。这次讨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人民性”和“民族性”的说法，字里行间所讨论的都无一不围绕着这两个关键词。这些讨论对人民大众的重视和重新发现，对民族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论述，对后来“两个口号”论争、“民族形式”论争以及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时期，这两个词汇开始频频出现在论战双方的文字表述中。周立波在为“国防文学”口号辩护时，将文学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作为理由。他在论述“国防文学”的任务及重要性时，将其与民族性联系起来。他认为，国防文学是人民性的文学，同时也是民族性的文学——“首先是劳动大众文学，可是在为着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上，它又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国防文学”在特定时代既是“人民”文学，又是“民族”文学，是人民性和民族性结合最好的一种文学形式，“‘国防文学’是以劳动大众和他们斗争生活为内容的主体，以劳动大众的文化人做建设的前锋的一种新的文学，可是在‘民族’这字的真实意味上，它又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民族文学。”[28]680-681胡风在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辩护时，也将人民性和民族性视为这个口号成立的重要根据。他说：“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也是一提出来彼此就在实感上相会意了。我同意用‘大众文学’，那表现了人民性的社会思想和对广泛作者的民族立场与人民性的感情态度的促进和启发。因而我在文章里用了‘人民大众’，那反映了抗日救亡的群众实践的广泛性及其无限深广的发展远景。”[29]331“两个口号”的论争者在处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民性和民族性视为解释自己所持文学观点的理论依据和内在要求，这也说明这两个概念的话语内涵被持不同文学理念的论争者深度认同。但是，也不难看出，这两次讨论，对于民族性的认识，还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学形式层面。 真正对“人民性”理论及其民族性维度进行深刻阐述的、影响最大的还属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陆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五四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阐述其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出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适应抗战形势的新变化，以政治家的高度重新阐释了“人民”“人民性”“民族性”这些理论问题。他既抛弃了“五四”启蒙运动中常见的“国民”概念，也抛弃了“劳工”“庶民”“平民”等内涵相对单一的概念。对前者的扬弃，意味着对这一概念背后意指的国家内涵的有意疏离，也避免了这一概念“五四”以来的历史负累；对后者的弃用，意味着对这一概念所指对象之狭窄、包容性不足的不满。因此，在毛泽东的著作里，采用的都是“人民”这一叙事话语，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将诸如“阶级”“政治”“革命”“民族”等包容在“人民”之下，成为一个崇高的意识形态符号，并赋予这一词汇丰富的政治意味和新的国家想象——人民共和国的名称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表达。毛泽东对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阐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明确了“人民”的概念。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将有利于民族解放的诸多社会阶层都纳入“人民”范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0]43。毛泽东对“人民”的界定无疑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这些有特定阶级属性和阶级意识的“人民”后来成为“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主体。 二是明确了文学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毛泽东指出，文艺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0]5文艺创作是“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30]35文学的人民性即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的。 三是明确了人民性的阶级属性。文艺的人民性是有阶级性的，服从于政治，衡量它的标准是政治。他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服从于政治；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脱离和反对人民大众，因而他们的作品不具备人民性，而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人民大众的人性，只有无产阶级的作品才具备人民性。因此，作家的立场和态度是决定是否具备人民性的根本，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纯洁自己的党性，以歌颂而非暴露的方式，才能写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 四是民族性要服务于人民性。民族性是手段，目的是实现文学的人民性。“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30]43 可见，在毛泽东的人民性理论中，带有阶级论色彩的“人民”作为利奥塔所说的“元叙述”，以洪水般不可阻挡之势完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把无法直接意识形态化、中性的“民族”概念纳入进“人民”这一语汇中，继而在理论层面以“人民性”实现对“民族性”的全面占有，有意识地加强对“民族性”的意识形态监管，试图达到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合一。人民性作为一个显性语符，实现了对民族性这一隐性话语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的论述，确立了文艺人民性及民族性理论阐释的基本方向。在指导具体的文学实践时，“人民性”的巨大身影成为显性表达，而人民性主要内涵之一的民族性往往被虚化、简化为“民族文艺形式”“大众化”“民间”等内容。此后，郭沫若和周扬也相继有过相关论述，基本上都是毛泽东观点的复述与阐释。如周扬将民族性细化为民间形式与文学的人民性进行关联阐释，并将政策方针与文学的人民性结合起来。他说：“从发生根源说，一切文艺都是从民间来的……从内容来说，凡是有价值的艺术作品，都应当是反映民众生活的；从对象来说，民间文艺是自然地直接诉之于民众自己的。”[31]“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要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懂得当前各种革命的实际政策。”[32]郭沫若在论述文学的人民性及其民族性内涵时，更强调人民至上的思想。“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本质的文艺本来就是人民文艺，这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艺的本流，而且站着极高的地位。脱离了人民本位的文艺，虽然借政治的力量可以博得一时性的月桂冠，但其实那是堕落。”[33]461“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34]他们的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没有跳出毛泽东论述的框架。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这些人民性理论和思想为解放区的作家创作实践提供了思想支持和理论指导，许多作家开始摈弃“五四”启蒙文学对西方现代性的执念，摒弃了对欧风美雨的膜拜，开始走向劳动大众，深入民间，发掘民族文化矿产，试图从民间找出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这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有清晰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