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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人民性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在时代的发展与更替中，不同历史语境赋予它不同的意指内涵。在文学人民性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有国民性、民族性、阶级性、真实性、进步性、人性等多种说法，导致这一理论话语在其语符体系中能指和所指联系模糊，内涵不清，外延不明。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对文学人民性理论进行学术史考察，不难发现这一理论话语和民族性话语具有同源性。从赫尔德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民性”开始，西方文学理论对文学人民性的思考主线一直是基于民族性的维度，这一理论话题在中国则经历了忽视、发现、重组、窄化的发展历程。提出以民族性重建文学人民性的理论设想，是基于其双重内涵、内容指向和发展历史的思考。这一理论设想也存在一些难题需要解决，如文化保守主义的陷阱、普遍性和独特性的悖论、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两难等。解决这些难题，对于我们重建这一理论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 键 词：人民性/民族性/意识形态/话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W076)。 作者简介：李明彦，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齐秀娟，吉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 长春 130103 李明彦，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齐秀娟，女，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人民性”这一概念从诞生起，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学和美学问题出现的，而是一个和文化问题、阶级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纠缠在一起的概念。这个概念关涉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不同的话语背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往往会大相径庭。就文学而言，“人民性”曾一度被视为“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水准的标志”和“艺术的最高形式”[1]168而备受推崇、风光无限，也曾一度被视为“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一个反动文艺观点”[2]153而备受压制、黯淡无光。作为一个高频词汇，人民性在文学领域中经常被提起，似乎人人可以得而言之，然而却又是言人人殊，难以准确把握它的内涵和外延。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曾指出过“人民性”概念的难以把握，“从某个时候起，谈论人民性，要求人民性，埋怨文学作品中缺乏人民性，在我们这里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谁都不肯下一个定义，说明他所说的人民性一词有何含义。”[3]34文学人民性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在时代的发展与更替中，不同历史语境赋予它不同的意指内涵。加上文学话语中的人民性问题和政治话语中的人民性问题彼此纠缠，相互影响，使得文学层面的讨论各说各理，难以深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爬梳剔抉的学术史考察。 一、历史溯源：西方文学理论对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阐释 在西方，“人民性”的提出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最初是在民族性概念的基础上生成并直接等同于民族性的一个理论词汇。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倡导理性，提倡怀疑和思辨并用之于对权威、传统和习俗的批判之中，对宗教迷信、社会权威、政治崇拜进行了强有力的质疑，同时，它关注社会改良和人性解放，主张平等、自由，对人性有着积极的评价。在文学领域，启蒙主义的批判理性所针对的目标集中在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上，新古典主义的保守呆板与宫廷趣味成为主要批评目标。对前者的批评，使得启蒙主义文学不断突破各种文学戒律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哲理小说、书信体小说、教育小说纷纷出现，悲喜剧的严格界限被打破，民歌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对后者的批评，促使启蒙主义文学主张描写平民而非贵族的生活，采用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呈现出丰富的人民性。启蒙主义时代，各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成为理论家普遍思考的问题。因此，这一时代提出的“人民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主义的底色。卢梭、狄德罗的著作已经有类似的表述，莱辛的著作则直接用“人民性”一词来形容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的民族性内容。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中批判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时，将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标杆和范本，认为根据人民大众的想象力和丰富民间传统进行创作的莎士比亚是“具有人民性的伟大天才”[4]100。莱辛提到的“人民性”，实际上等同于“民族性”，称道的是莎士比亚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创作这一行为。 在此之后，深受莱辛影响的德国理论家赫尔德在1778年出版的《诗歌中各民族的声音》一书中，真正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民性”这个概念[5]566。在这篇文章中，赫尔德针对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指出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并提出“人民诗歌”这一概念，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群体的响应。他提出这一概念的大背景，正是启蒙主义者思考欧洲各民族文学发展问题的时候。这种情势下，赫尔德提出的“人民性”不可避免地和“民族性”互为表达，成为一体两面的一个问题。赫尔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文学家，被以赛亚·伯林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思想之父”[6]208。赫尔德从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念出发，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精神，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和独特形式，并不存在统一规定性的发展趋势，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以独特的方式追求自我的实现。在赫尔德看来，人民性和民族性、民间性是一个并无多大差异的概念，这从他对民歌这一形式的重视可见一斑。赫尔德非常看重民歌这一艺术形式，将它视为集中体现“人民性”的一种体裁。他曾搜集过格陵兰民歌、拉普兰民歌、西西里民歌、古法兰西民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的民歌、斯拉夫民族的民歌，将这些民歌视为“人民性”的范本。由民歌推广至诗歌，他认为，真正的诗歌应体现出民族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才能寻找到文学的“人民性”亦即“民族性”。赫尔德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土壤是什么样的?它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在土壤里播种了什么?在土壤里可以生长出什么?’”[7]332“如果我们没有人民，那既不会有群众、民族、语言，也不会有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在我们内心里生活并创作着的诗歌了。”[8]1383显然，这种民族性除了民族文学形式的含义外，更多的是指一种民族精神。在赫尔德这里，人民性就等同于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性支配着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两者并不是一个分离的问题。 赫尔德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先驱，他把浪漫主义理论和人民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将民族精神视为人民性的主要意指内涵，这一观点在俄国得到了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呼应。可以说，西欧18世纪的人民性理论传到俄国，才被真正地发扬光大。最早在1819年，俄国批评家维亚显姆斯基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就提到了人民性这个词[1]171。传到俄国的人民性理论，与俄国流行的国家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与民族性并无实质性差别可以互换的两个词汇。“народность在俄语中具有双重含义，翻译成汉语可译为‘民族性’或‘民众性/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的最初含义是指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9]223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对人民性和民族性进行理论探讨的批评家。他认为，文学的人民性有三层意思：一是人民性应该表现民族独特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并为本民族所认同、赏识：“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充分赏识的优点——对于别人来说，它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气候、政体、信仰赋予每个民族一副特殊的容貌，这副容貌在诗歌的镜子中多少有所反映。这里有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有很多只属于某一民族的风俗、迷信和习惯。”[10]151二是要真实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在悲剧中展开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人和民众——人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唯其如此，拉辛是伟大的，尽管他的悲剧形式狭小。唯其如此，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尽管他的作品不平衡，粗枝大叶、润色不佳。”[10]234-235三是作家在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时，他的写作素材应该来自于本民族的历史：“人民的历史是属于诗人的”[11]52。从普希金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民族主义式的人民性才是真正的人民性理论，民族性是人民性理论的固有内容和内在尺度，没有民族性的内容，没有民族性的目的，就无法达到真正的人民性。 普希金之后，别林斯基在继承普希金的人民性理论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深化阐述。他在《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说：“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有最高度的人民性；然而，我不想对它们的人民性说太多的话，因为人民性算不得真正艺术作品的优点，只不过是它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把人民性理解为对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气质的忠实描绘的话。”[12]68这里实际上是将描绘“某一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气质”等民族性内容视为具有人民性的艺术之必要条件。别林斯基在批判“官方人民性”的基础上，引入“民族性”概念作为批判武器，将“民族性”视为“人民性”的最重要内涵。他对人民性理论做了民族主义式的阐述，主要观点有：一是把人民性、民族性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和最高标准：“用来测量一切诗歌作品的价值以及一切诗歌荣誉的巩固性的最高标准、试金石。”[13]16二是真正的人民性是和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追求文学的人民性，在文学创作中反映为追求文学的民族性和独创性：“俄国文学的运动和发展包含在对民族性和独创性的追求中，它的每一个成就就是走向这个目标的一步。”[13]604三是人民性是“表”，是形式，民族性是“里”，是内容，两者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要使一个民族确实在历史中呈现，必须把它的人民性只算作形式，只算作人类这一思想的表象，而不是这思想本身。”“在文学中只要求人民性的人，是在要求一种虚幻而空洞的‘无物’；另一方面，若要求文学完全取消人民性，以为如此就可以使文学成为大家都欣赏的、普遍的、世界性的东西，也是在要求一种虚幻而空洞的‘无物’。”[14]75-76别林斯基在《论人民的诗》中，将人民性的反面看作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普遍性”，这从通常意义或从字面上来理解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如果换一种思路和说法，将别林斯基所说的“人民性”视为“民族性”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和“世界性”意义的“普遍性”相对的正是“民族性”意义的“独特性”，“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女人的无袖长衣，而在于描写人民的精神；一个诗人甚至在这样的时候——当他再描写完全不相干的世界，但确实用自己的民族的自然性的眼睛、全体民众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这样感觉和说话的时候，也是民族性的。”[15]329人民性和民族性在别林斯基那里，显然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 别林斯基之后，他的思想被杜勃罗留波夫继承并发扬光大。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把“人民性”视为衡量作家作品的评价尺度。这里所说的“人民性”，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词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本领”，而是要“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16]184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文学要表现真正的人民性，必须要体现出民族性，这里的民族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全体人民。这从他对普希金的批评中可见一斑。他认为普希金缺乏真正的民族精神，尽管诗人的历史作用和艺术性受到称许，但普希金的贵族偏见，贪图奢侈的习性，法兰西教养，涉猎作风等，都妨碍他接受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精神陶冶[17]337。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一文中，杜勃罗留波夫将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中的女主角卡捷琳娜执意视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观念的代表”，并将她的自杀和她对折磨者的违抗歌颂为“我们民族生活在发展过程中达到的高度”[17]342-343。他显然是将民族性视为人民性的必然因素和主要内容。正如韦勒克评价杜勃罗留波夫时说：“杜勃罗留波夫依违不定：要则将浪漫派的民族性格观念视为某种俄罗斯独有的风味，要则寄望于这样一种文学：为农民大众而作，表现他们，同时也为他们所理解。”[17]337“杜勃罗留波夫要求的是一种超然于党团派系，体现全盘民族化的文学。”[17]336 在马列经典论著中，人民性理论及其民族性维度也是马列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这篇论述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人民性”并将“民族精神”视为“人民性”的天然内容。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斥责了莱茵省议会反对“自由报刊的人民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在马克思看来，新闻自由意味着报刊应该具有“人民性”，而“民族性”是人民性的“精神天体”，“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中表现自己的精神”[18]153-155。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报刊”，也包括文学出版物，这实际上暗含着文学要体现出人民性的要求，也就是体现出各民族的民族性。恩格斯在《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中，也将人民性视为文学的内在要求。他将爱尔兰民间歌谣这些具有丰富民族文化色彩的文学样式看作是“给自己被奴役的但是没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这些有丰富人民性的歌谣“直到今天也还是民族情绪的表现”[18]574-575。这些话的潜台词是将民间歌谣视为爱尔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文学形态具备丰富的人民性。列宁的人民性思想，既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更深层的是受到俄国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赫尔岑、高尔基和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的影响，是植根于俄罗斯丰富的文学遗产之上的。列宁对于“人民性”理论的发展贡献主要有：一、明确提出“艺术属于人民”的思想。列宁认为，艺术“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19]912二、阶级性是人民性的内涵之一。“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20]116-117三、民族文化是人民性的构成内容，但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有人民性。列宁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个是资产阶级文化，一个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前者愚弄、钝化、欺骗人民，因此这种民族文化不构成人民性，只有对后者的书写和反映才能真正体现出文学的人民性，“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21]215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体现出艺术属于人民的，才是人民性的体现。可见，列宁并不反对人民性的民族性内涵，反对的是不加辨析将资产阶级文化视为人民性的代表。因此，列宁的人民性理论带有鲜明的阶级论色彩，他对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理论次序进行了新的认定，确认了人民性的优先地位和民族性的从属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学人民性的民族性维度也多有论述。葛兰西结合意大利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提出了“民族—人民的文学”构想。在葛兰西看来，文学总是表达着某种政治倾向和伦理观念，应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要造就新型知识分子以解决同人民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作家与人民、实践与艺术的相互关系。他提出，文学艺术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它的使命是为了“文化与道德的革新”，作家应该“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并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肩负起“满足人民的精神要求”，把文学植根于“人民文化的沃土上”，“培养民族—人民的思想、道德意识的责任”[22]53。葛兰西明确要求作家应该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的关系，努力成为“民族的教育者”[22]122。也就是说，真正的“民族—人民的文学”必须是“人民性”和“民族性”统一的文学，只有真正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两者在这里是完全统一的。葛兰西提出“民族—人民的文学”意在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分离状态，希望建构一种具备人民性内涵和民族意识形式并能与人民大众产生有机联系的文学形态。他的这些观点呼应了赫尔德“人民性”理论的原初意义，虽然二者的出发点和立场并不相同，但殊途同归，二者都试图将人民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的努力是一致的，将民族性和人民性并置于同一等级次序的想法也是一致的。葛兰西之后，德国理论界在20世纪30年代就“人民性”等问题展开过论争。论争的双方是卢卡契、库莱拉和布洛赫、布莱希特，论争的焦点之一是表现主义是否具备人民性的问题。卢卡契批评表现主义，认为他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民群众，丧失了人民性，必将走向法西斯主义。布洛赫对此批评说，表现主义“没有表现出疏离于人民的傲慢”[23]147，相反，它没有脱离群众，没有丧失人民性，“完全回复到人民艺术，喜爱和尊重并在绘画上首先发现了民间艺术。”[23]149布洛赫还以捷克、拉脱维亚、南斯拉夫的画家为例，认为这些画家以本民族的民间艺术为学习对象，体现了人民性的回归。布洛赫显然是将以民间艺术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视为人民性的追求目标和主要内容。 总之，综观西方文学理论史，无论是从人民性的词源意义，还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重要理论家对它的各种补充和发展，民族性维度都是人民性的重要一极。这种趋向背后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在文学中的体现——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和这种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