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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八个问题与一种方案(2)

http://www.newdu.com 2019-08-19 《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南帆 参加讨论

    三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众所周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主要来自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某种程度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冲突令人联想到审美与历史的冲突。韦勒克与沃伦认为,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均为“外部研究”,谐音、节奏、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和文学类型才是“内部研究”的内容。
    韦勒克与沃伦显然倾向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这个术语仿佛表明,批评家仅仅徘徊于文学的外围或者边缘,不得其门而入。韦勒克与沃伦认为:“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②韦勒克与沃伦基本接受了英伽登的现象学描述,将作品分解为声音、意义单元、意象和隐喻、象征系统和神话、叙述模式五个层面,继而聚合为各种文学类型;“内部研究”分门别类地考察作品的各种构成元素,这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
    必须承认,“起因”仅能有限地解释事物的存在状态。土壤成分和气候条件的总结并不能完全解释一棵树的生长。作家的生平或者社会、思想、心理并非文学本身。然而,一部作品往往与某个时代的文化场域密切互动。从社会、政治、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到作家协会、稿费制度、文学评奖以及电影或电视肥皂剧的兴盛,文化场域的众多因素无不可能介入乃至干涉作品的各个层面。反之亦然。一部作品愈是成功,作品的主题愈是广泛地分布于社会、思想、心理。如果聚焦于文学的“审美”主题,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象征、神话或某种叙述模式的结构并非审美的全部根源。事实上,作品的各种构成元素必须依赖一个社会的心理机制或思想气氛才能产生真正的审美成效。删除“外部研究”无异于将后者置入盲区。
    倡导“内部研究”的背景是,“外部研究”如此强大,以至于作品本身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然而,放逐了“外部研究”之后,孤立的文本仅仅是一个僵死的文字结构。如何重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辩证关系,文学批评再度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四 文本中心主义与理论霸权
    所谓的“内部研究”拒绝赋予作者某种超常的意义。韦勒克与沃伦的观念是,批评家必须坚守的阵地是作品的文本内部。
    通常的想象之中,文学批评的基本工作是解读、分析和评判文本。然而,这种工作很快会延伸到作者。《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9世纪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十分注重考察作家的个性,力图解释那些奇异的天才为什么能写出如此惊人的作品?然而,20世纪初,这种主张遭到文本中心主义观念的抵制。“新批评”倡导“细读”,专注于文本的条分缕析,来自作者的各种信息遭到了贬抑。例如,“意图谬误”即是“新批评”的一个著名论断。此后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无不保持了相似的观念。考察文本结构的同时,罗兰·巴特甚至宣称“作者已死”。总之,文本的语言结构——而不是作者或者那些外在的内容——才是批评家精耕细作的领域。
    尽管如此,另一个现象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不安。他们察觉到,文学批评正在将愈来愈密集的理论术语倾泻到文本之中,似乎超出了文本的负担限度。从精神分析学的压抑、无意识到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从那个玄奥的“存在”再到“互文”“复调”“他者”,众多概念纵横驰骋,甚至遮蔽了文本本身。某些批评家的文本分析深奥晦涩,难以卒读,如罗曼·雅各布森和莱维·斯特劳斯的《波德莱尔的〈猫〉》,罗兰·巴特的《S/Z》,或者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
    20世纪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众多理论学派纷至沓来,全方位地覆盖各个领域。许多时候,理论描述远非仅仅提供一种归纳,一种具体的诠释,而是意味了一个深度的发现,甚至带来新型思想空间的建构。尽管如此,理论遭受的反弹与日俱增。如此之多陌生的理论术语开始折磨人们的心智,文学批评突然成为毫无乐趣的思辨。
    苏珊·桑塔格公开表示,反对文学批评演变为乏味的理论压榨。在她看来,这种理论霸权再度显现了作品“外部”的粗暴干预——文学批评的阐释犹如强迫作品的形象体系变异为另一种形态:“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她具体地描述了理论代码如何引诱作品拐入另一个轨道:“阐释者说,瞧,你没看见X其实是——或其实意味着——A?Y其实是B?Z其实是C?”这时,文学批评的作品解读可能被比拟为谜面的破译。批评家负责向读者通报,兔子与乌龟赛跑的故事其实是“骄兵必败”的主题,《离骚》的香草美人象征的是诗人的高洁情怀,《哈姆雷特》不仅是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主人公多疑的性格背后或许隐藏了恋母情结,如此等等。“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③从某种无意识症状、阴险的政治意图到符号结构隐含的主从关系、民族或者性别歧视,理论代码事先预设了各种解读的寓意指南。见月忽指,得鱼忘筌,文学批评抛出结论之时,亦即作品本身蒸发之日。这再度让人想到了柏拉图的观点:文艺与真理相隔三层;文艺提供的各种表象不可信赖,文学批评的解读如同掠开各种表象设置的干扰,顺利抵达真理的码头。
    苏珊·桑塔格声明,她并未谴责一切阐释,令人厌恶的是那种“伪智性”的学院腔调。这是对于艺术力量的不解、不满或者不安。她主张恢复感觉,推崇透明而清晰的艺术,“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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