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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路前行:女翻译家与“有色人民”——访鲁迅文学翻译奖得主、美国黑人文学研究专家王家湘

http://www.newdu.com 2019-07-25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潘佳宁 参加讨论

    
    王家湘,著名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1936年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师从王佐良、许国璋等名家,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注于英美文学研究与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起,王家湘先后翻译了《沙堡》(1985)、《汤姆叔叔的小屋》(1998)、《瘾》(1999)、《假如给我三天光明》(2005)、《玛丽》(2006)、《小世界》(2007)、《瓦尔登湖》(2009)、《说吧,记忆》(2009)、《到灯塔去》(2015)、《雅各布之屋》(2015)、《达洛维夫人》(2015)、《青春》(2017)等30余部英美文学作品。代表性学术专著有《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2006)。2014年8月,王家湘凭借译著《有色人民——回忆录》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有一些身兼研究者和译者双重身份的翻译家,他们专注于某位或者某类作家作品的研究与翻译,既是译者,同时也是翻译对象的研究专家,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傅雷译巴尔扎克、草婴译列夫·托尔斯泰。他们被称为“研究型译者”或“专家型译者”。本期采访的王家湘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英美文学课程,专注于美国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同时还为中国读者译介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琼·里斯(Jean Rhys,1890—1979)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等多位英美作家的作品。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笔者从2014年10月起先后5次来到王家湘教授家中,就早年求学经历、文学翻译原则和标准、黑人文学重要发展阶段以及经典文学等话题,对王教授进行了采访。
    许国璋教授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潘佳宁:据我所知,您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为您日后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能否请您谈谈早年的求学经历?
    王家湘:我于1936年9月出生在江苏无锡。出生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父母就带我离开无锡老家向大后方转移。小学阶段我是在蜀、黔、桂度过的,一共换了十几所小学,差不多半年就换一个。1947年夏,我随父母到南京,进明德女中读初一,从那时开始学习英语。明德女中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教学管理都非常严格,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允许出校门,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很高,并且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1948年冬,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组织上安排我家转移到上海。1949年初,我进入上海徐汇女中学习。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学校,每顿饭前学生都要跪着背经,那些经文我现在都记得。我父母是无神论者,受大人的影响,我非常不喜欢宗教那套东西。在徐汇女中我只读了半年,1949年7月1日,京沪铁路首次通车,我跟着父母乘坐首列京沪列车来北京,到贝满女中读初三。按成绩我可以直接升入贝满女中高中部,但我实在不喜欢教会学校那一套,一心想考师大女附中,后来就如愿考上了。
    根据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形势,师大女附中的外语课以俄语为主,也教英语。因为我初中就学英语,所以到了高中继续学。那时候同学们都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不如学俄语好。而且每周要上三节英语,真是给我愁坏了。多亏附中的老师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慢慢也就接受了。1953年,北外首次公开面向社会招生,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隶属于外交部。之前招生都是保送生,从我这届开始改为由高中推荐,再统一参加高考,北外择优录取。到了北外,我才真正系统地学习英语,接触英美文学,并在此后几十年里一直从事英语以及英美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2000年9月退休。
    潘佳宁:您在北外求学期间,恰逢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几位先生学成归国;还有张汉熙、丁往道、薄冰等诸位先生执教北外,可谓是大师云集。梅贻琦曾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请谈谈北外读书期间您难忘的人和事。
    王家湘:我很幸运,北外求学期间能跟随诸位先生学习。除了许国璋、王佐良和周珏良,还有许多学术造诣很高的先生给我们上课。另外,当年还有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都是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外语人才,因为年龄太小被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就是一年级纠音,当年北外对学生的语言基本功要求特别严格,上课读不好的,老师课后继续给你纠正;只要读不好,老师就一直带着你练,不读到字正腔圆决不罢休。我当年总把rope读成“肉铺”,负责纠音的老师每天晚饭后带着我反复读,练了整整一周才读对。另外,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许国璋教授,许先生治学严谨,要求“每一处引文必须注明出处”。当时我们根本不懂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撰写过程中许多引文都没标注出处。那时又没有电脑,收集整理文献都是用笔抄,如果当时没做标注,回头再想找那可就难了。最后,有的引文实在找不到出处,只好删掉不用。总而言之,在北外读书期间,先生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是留给我的宝贵财富,让我受益良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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