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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不断推进、成果颇丰，而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则稍显单薄，特别在“方法范式”和“话语理论”方面存有阙失。无论理论建构还是案例研究，少数民族美学在中国美学中的“缺席”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作为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中国的美学应该由多民族美学共同参与构建。少数民族较多地保留着原始初民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生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与自然整体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体现出明晰的“生态性”意味，其艺术及审美文化作为一种与现代性社会相并置的参照体，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凸现出独特的地方性意义。因此，如何以“生态”作为一种民族美学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将其与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相结合，并提炼出一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 一、生态的渗入：作为“生态”的民族美学方法 生态学日益渗透其他学科领域被交叉性地运用，从原来的生物学意义扩展到人类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性解释。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里安·斯图尔特开创的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的形态。自此之后，许多学者争相将生态学方法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中国学者曾繁仁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概念，认为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的非美的存在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袁鼎生、申扶民明确提出了少数民族艺术生态学的概念——少数民族艺术生态学，立足生态视角，运用生态方法，把少数民族艺术系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的艺术运行和生态运行一致的规律。从学理角度来说，生态美学与少数民族艺术生态学具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以少数民族艺术及其审美文化为对象；采用生态整体观，把生态系统研究作为其活态化的分析单位；通过对社会、自然环境、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分析得出结论。少数民族美学研究本身就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它将民族学与美学相结合进行跨界研究；而少数民族美学的生态向度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包含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渗以及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丰富内容；这种多学科、交叉性的研究使得对民族美学的认识不再是一种拼盘式的图解，而是基于民族审美文化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有机性整体观。其中所涉及的审美关系不仅更复杂，而且倾向于一种活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生态向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 这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源自于少数民族丰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创造经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用传统美学或者西方美学的常规方法进行研究并不能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剖析和阐释。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以“架上”或精英艺术为美之典范。这种研究传统较少以与日常生活相交融的审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另外，西方传统认识论美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审美是一种主客对立的关系，这种文化沿袭了古希腊以来“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从“主客二分”、“以人为本”的视角审视审美对象，而少数民族的审美活动大多是生态型的，以感性为主的审美风尚最终达到了人文与自然的共荣共生。显然，用传统美学或西方美学的视角研究少数民族美学并不适用，针对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现实状况，学术界需要拓展视野、调整研究思路和理念。 二、“生态”向度与民族美学研究对象的自洽与共生 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可以借鉴文化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新理念和方法论。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生态向度是指以探索族群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以及相互作用中去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美学质性；揭示少数民族审美与整体生态的关联，实现一种系统性的研究。研究方法本身是对研究对象之存在方式或本质的理解途径，“生态”作为一种“认知方式”介入到对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中，必然关涉着少数民族美学的研究对象特质。“生态”作为一种跨学科、跨边界的研究视角，是将整个世界看作人、社会、自然相互关联和协调发展形成的复合有机系统；以此贴近、理解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并对其所依托的环境、历史与信仰等各种生态条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具体来讲，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其一是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惯习。与汉族审美文化不同，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生发于生活惯习中，与其日常劳作共在共存，即在劳作中进行艺术展演。从某种意义上讲，少数民族审美形式兼具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的生活转向”等特性，“艺术与生活同构”既是在劳作中将“审美意识”显现外化，这也反过来促使我们选择以“生态”作为切入口进行少数民族美学的研究。其二是少数民族各式各样的艺术形态中所蕴含的生态因素。诸如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歌舞等诸多艺术元素都可以被纳入“生态”的系统中进行分析和阐释。其三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的生态审美意识。艺术形式作为以人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人的存在是以现实为前提的有限的、暂时的过程，而精神意识则是超拔现实而对无限和永恒进行追寻。华夏美学中与天地同一、共生共在的生态意识深深地留存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中，这种类似于原始先民的思维模式，使得他们经常将自然“人格化”而达到人与自然相互化生的目的。 各少数民族的审美意识生发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并通过各种具体实践活动将审美意识拓展至其他领域。尽管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社会结构不尽相同，在新时代下的发展速度和模式转变的进程也有所区别，但是各少数民族传统理念中凸显的生态意识却成为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共性特征，少数民族的审美与生态、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共融与自洽。 三、“生态的意义”：少数民族美学建设的时代性与任务性 近年来，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逐渐向独立而具实质性的学科迈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民族性”与“多样性”的特征日益凸显。尽管少数民族美学的研究方法中也借鉴运用了其他学科如考古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并得益于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整体性而取得显著的成果和突破性进展，但具体情景需要具体方法，如今少数民族美学尽管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其意义实现的还不够，需要“生态”向度的导引与激发，并使其成为民族美学话语建构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生态”之于民族美学研究的基础性构建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由生态向度的视野出发，少数民族美学研究采取一种审美交融的模式。生态向度的“审美交融”打破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分离，以分享参与的方式介入；使得对主客方边界的消解而得以直观地体验，从而对艺术和自然美具有了充分、强烈和深刻的认知。其次，生态向度因借鉴生态学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方法，强调审美文化系统的动态性、多样性、整合性，从而拓宽了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视域，为学科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少数民族美学“生态”研究向度的展开既有着历史性的先在铺陈，也回应了一种时代性的诉求，这不仅体现在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在当代生态文明背景下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态审美观与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状况下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命运共同体”之观念相呼应。随着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生态向度的推进，民族美学研究不再一味地关注“自然的人化”，而是更多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在共存，这也与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传统生态智慧相吻合。 生态创新发展理念是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殊国情、政策导向和时代条件下的正确选择。而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之生态向度的展开，则为生态文明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丰厚的艺术文化资源，也为研究少数民族的多元审美意识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作为与汉族主体美学体系互补的少数民族美学，其研究的深入无疑会丰富中华美学的内涵，进而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美学体系，最终走向一条族群与自然、族群与族群和谐共生，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之路。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