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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的反思性研究 对于西方文论的梳理、考辨，是本土思维理论对话、发展的重要路径。对西方文论的反思是本年度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张进、王垚梳理了新世纪文论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的发展方向，指出文本主义将文化中的一切都视为文本，用文学的方式分析一切，最终导致理论走向了符号的、语言的、话语的层面，与现实世界隔离；而向事物研究的转向则是对“主体/客体、心/身、语言/事实、人/非人”二元对立观念的弥合，是文论家在困境中对排除在理论之外的事物的重新审视；“物”并不仅仅局限于实体存在的物，更多的是“互相关联的关系中的存在物”，“事物间性”并不是寻求人与真实世界的重新联系，而是确立联系的世界，强调事物之间的“连通性”，将文学的内核与外围多维联结，为我们提供了跨学科的新型方法论视野。(30) 诗与哲学之争在西方由来已久，诗与哲学的分离所导致的精神危害却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蒋洪生爬梳了当代著名思想家阿甘本的理论思想。在阿甘本看来，“诗与哲学之间的分裂是欧洲文化中的一个根本性分裂”，是以“诗歌(愉悦)和哲学(认知)、语言和思想”为表征的非理性和理性知识之间的分裂；在这种隔绝中，诗歌与知识和真理无缘，哲学则无法拥有一种表达愉悦的适当语言，主体无法经验“我们人性的完整性”；由此出发，阿甘本反对“主流的对诗歌和哲学的学科性区划”，认为诗歌和哲学都通往对方，并没有流俗所划定的传统疆界——这同时也是阿甘本所追求的理想写作方式：处于两者“界域”空间的一种“本雅明式的、消解批评与创造两者相对立之俗见的一种创造性批评”。(31) 林精华探讨了冷战或苏联文论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在战后西方突然兴盛起来，是西方人文学界同样必须面对西方政界所言的冷战危局，而通过学院制度和大学教育体系进行科学化的理论创新，由此发展成庞大的学科体系，促使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种理论普遍繁荣；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之所以成为西方文论的主体部分，客观上也因其具有颠覆苏联文学理论将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功效；与西方所希望的建构普遍理论的大势相一致，依托学院制度抵抗苏联理论，产生了背离文学审美的特性，构成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特色，面对着不断出现的问题和遭遇的指责，西方学术机制使这种批评不是纠缠于争论的是非之中，而是不断催生出新理论，以弥补前一个理论的不足，从而使问题甚多的文学理论得以不断修复，充满着活力，以至于对其批评本身成为该学科发展的一部分。(32) 《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同一”到“独异”》一文，是赵勇与塞缪尔·韦伯的访谈录。在此次访谈中，塞缪尔·韦伯生动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跟随阿多诺学习的经历，呈现了阿多诺思想中目的论倾向和“非同一”观念交织的特征；结合阿多诺的真实处境和“非同一”思想的局限，访谈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行动规划之间难以逾越的间隙；在“非同一”观念的基础上，韦伯汲取了克尔凯郭尔、本雅明、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重复”“独异”这些聚焦于具体事物的观念。访谈还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引出了“异域词语”问题和阿多诺的身份问题，从词源和义理的角度出发，韦伯谈到“Essay”这一“异域词语”的翻译问题：“Essay”的源初意思是尝试的、未终结的，但绝非散漫的；在阿多诺那里，“Essay”有自身连贯性，但不是成系统的整体，汉语将它对译为“随笔”“散文”“论说文”等并不准确。(33) 还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的发生与发展作了反思性研究。 徐亮分析了叙事学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之间复杂的关系，指出罗兰·巴尔特在肯定叙事在意义建构方面的可行性时，没有意识到情节与意义合而为一的“整体性逻辑”其实并不存在，“结构性的裂痕实际上布满叙事框架”；保罗·德曼揭示了语言与意义本质上的不适配性，否定了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并以一种修辞阅读的方法抵制理论的建构，实际上，这种修辞阅读的效果是可预测的，因为“一种致力于解构的理论自身具有建构性”，这是理论话语本身的逻辑陷阱和悖论；莎士比亚和福音书的非理论写作中所蕴含的叙事，既解构又建构的双重运作方式，则揭示了在文本阅读中只有“意愿可以成为意义建构的决定性推动力”。(34) 江守义对结构主义叙事学进行了反思，指出结构主义叙事学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成果为根基，以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分析为出发点，关注叙事作品的话语问题、结构问题，这导致结构主义叙事学有较强的针对性，也导致它有一定适用范围；叙事学从文本的话语出发，对文本的分析以文本为界限，割断了文本与作者、文本与社会生活之间鲜活的联系。(35) 程光炜以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杨义《中国叙事学》为例证，对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进行分析评述，指出与西方“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不同，陈平原将纯形式叙事研究与小说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分析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而杨义则借助叙事学的功能结构来分析中国小说叙事中“天人合一”的矛盾，侧重叙事学理论的内容，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学；90年代以后的叙事学研究，则多以作品形式分析代替作品内容批评意图，以“叙述”代替“作者”；叙事学在中国现代研究中的一系列变异，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和不同的理解视角分不开的。(36) 周启超反思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指出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的接受与研究格局大体上是“三十年河东”，言必称希腊；“三十年河西”，言必称罗马——这意味着我们的外国文论研究是相当粗放的；基于“在梳理中反思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战略”的建设性动机，周启超倡导在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介方面，研究者应立足于国内文论的当下生态，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有针对性地反思轴心问题，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论建构，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其中有一个大前提：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充分的自省，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结构有自知之明。(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