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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关于“文学”的界定最为语义歧出：既有古今中西之异，亦有广义狭义之别。诸多关于“文学”的定义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通约中西、融贯古今并兼顾广狭。就汉语“文学”而言，广义的“汉字”(包括“文”“名”“言”“辞”等)，在文学的产生、生成乃至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扮演着“文”明以健、“名”正言顺、一“言”九鼎、“辞”动天下之角色。字，孳乳也，文字乃经艺之本、文章之始，自文字至文章，本立而道生。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学作为人的创制，是用语言文字显示自然之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文学能鼓天下之动、成天下之美，缘于文字的孳生之力、哺乳之功和生生之德。追问并验明文字与文学的血缘关系，揭示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征，可为“文学”的释名彰义提供新的路径。 关 键 词：文学/汉字/字生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项目号：12&ZD1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建中，1955年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勰(约465～521)《文心雕龙·序志篇》为其文学理论批评自订四项原则：“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①其中“释名彰义”是最为基本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文学的定义尚未厘清，文学的追源溯流、识深鉴奥从何谈起？而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其语义歧出、情志纠结之处正是关于“文学”的释名彰义：既有古今中西之异，亦有狭义广义之别。当学界为着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而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之时，却忘记了几乎所有的文学教科书都会提及的一条常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以为，这条常识性定义既可通约中西亦能融贯古今还可兼顾广狭。《文心雕龙·原道篇》对“文学”的释名彰义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心”不是文心而是天地之心即人，这里的“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即文字。有了人就有了文字，有了文字就有了文学，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西学背景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先在性存有学科预设：“文学”与“语言”分属不同的学科；再往下，“语言”与“文字”亦须囿别区分。20世纪初，随着西方哲学及文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文学”与“语言”的壁垒被拆解；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思潮兴起，“语言”与“文字”相互越界。在索绪尔(1857～1913)那里，文字与语言还是外与内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表现②；而到了德里达(1930～2004)，其《论文字学》解构外/内二分，认为“文字并非言语的‘图画’或‘记号’，它既外在于言语又内在于言语，而这种言语本质上已经成了文字”③，故“文字学涵盖广阔的领域”，甚至可以用文字学替代语言学，从而“给文字理论提供机会以对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压抑和对语言学的依附关系”④。逻各斯中心又称语音中心，声音使意义出场，不同于汉字的书写使意义出场。 当我们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来讲汉语“文学”时，也是可以用“文字”来代替“语言”的。个中缘由，除了受德里达后现代立场的启示，更为基本的是出于对本土前现代学术传统的理解。口诵之语言与笔书之文字，在西方并无太大差别，故他们的语言学也就是文字学。汉语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唐兰(1901～1979)《中国文字学》指出：“中国文字是注音的，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期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而中国“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西汉人称之为“小学”)⑤。因此，对于汉语“文学”而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与“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讨论汉语“文学”字生性特征的学理前提。 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 在汉语“文学”已经遭遇现代化(西化)的20世纪初，章太炎(1868～1936)给“文学”做出如下界定：“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⑥从字面上看，章太炎似将“文学”与“文字学”等同；究其奥义，则是从源头(竹帛)处找到汉语“文学”与“文字”的内在关联。按照陈梦家(1911～1966)的说法，汉代以前“文字”的名称经过三个时期：首称文字为“文”(如《左传》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和“于文皿虫为蛊”)，次称文字为“名”(如《论语》“必也正名乎”，皇疏引郑注“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末称“文”“名”为“文字”(如秦始皇《琅琊台刻石》“同书文字”)并沿用至今。⑦章太炎亦称“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可见文字包括了“文”“名”“言”“辞”等，故本文探讨汉语“文字”与“文学”的关系，对“字”的使用是广义上的：在文学的产生、生成乃至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汉语的文字扮演着“文”明以健、“名”正言顺、一“言”九鼎、“辞”动天下之角色。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的“文学”定义，还就“文”与“彣”，“文章”与“彣彰”之关联作出辨析：“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⑧“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讨论“文学”的一大传统。这里的“准”既有标准、法式之义，亦有本根、源起之义。刘勰著《文心雕龙》，专门辟有《练字》一篇，叙述“字”的历史，表彰“字”的伟绩，楬橥“字”的诸种功能。《练字篇》论“字”从苍颉造字说起：“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苍颉造字是华夏文明史上伟大的文化事件，动天地泣鬼神，孳文明乳文化。汉字的历史也就是汉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历史，汉字的功绩也就是汉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功绩，故《文心雕龙·序志篇》讲文学之功德时称“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亦即《练字篇》所言“官治民察”。刘勰之前，东汉许慎(约56～147)《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赜)而不可乱也’。”⑨许慎“故曰”所引两段文字，前者出自《论语·学而篇》，后者出自《周易·系辞上传》。由此可见，从《论语》到《易传》，从《说文解字》到《文心雕龙》，中华元典对“字”之文学及文化本根义的体认是一以贯之的。 《文心雕龙·练字篇》称“字”乃“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汉语的方块字是言语的生命体，是文章的宅基和家园。《尔雅》有“言者，我也”，“我”以何“言”？字，故《练字篇》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无言，心何以托？无字，言何以寄？《文心雕龙·章句篇》赞“字”，称其“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亦即许慎所言“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字乃统末之“本”，驭万之“一”。《章句篇》胪列“立言”的四大要素(字、句、章、篇)，“字”居其首，“字”立其本：“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无论是单篇的文章还是整体的文学，其创制孳乳，其品赏识鉴，只能从一个一个的方块“字”开始。⑩在源起与流变、创作与鉴赏、传播与接受等多重意义上，“字”皆为文学之“始”或“本”，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字生文学”。 许慎《说文解字》对“字”这个汉字的解释是“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段玉裁(1735～1815)注曰：“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叙》云：‘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1)字者，孳乳也。“孳”是生孩子，“乳”是哺孩子。由“字”我们想到“孕”，两个汉字都是会意：“孕”还只是十月怀胎，“字”则不仅是一朝分娩，更是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成人；“孕”还只是怀一个(胎)孩子，“字”则是生产并哺育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引而伸之，则表明一个字可衍生出许多个词和短语。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作注时，还将“字”拿来与“名”和“文”相比较，先讲“名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后说“独体曰文，合体曰字”，强调的都是“字”的“孳乳”“浸多”“滋生”“合体(再造)”之功能。 当然，许慎和段玉裁说“字”，还只是在小学(文字学)的场域内讨论“字”的孳乳性或繁衍力。如果我们将“字，孳乳也”放在广阔的文化领域，来追问并验明“文字”与“文学”的血缘关系，则不难发现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质。《文心雕龙》开篇“原道”，追溯“文学”之本原与起源，《原道篇》在为“文学”释名彰义即解决了“文学”的本原问题之后，继之回答“文学”的起源问题：“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皋遗事，纪在三坟”，从“唐、虞文章”到“益、稷陈谟”，从夏后氏“九序惟歌”到周文王“繇辞炳耀”，从周公旦“制诗辑颂”到孔夫子“熔钧六经”，刘勰为我们描述的这一部上古文学史，分明滥觞于“文字始炳”，分明嬗变为文字的“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又分明完成于先秦圣哲的“组织辞令”“斧藻群言”。 《原道篇》的上古文学史在论及商周文学时，称“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这是伟大的《诗经》时代，这是辉煌的风雅颂时代。商周始祖的“英华”纪录在《雅》《颂》文字之中。商的始祖是契，契建国于商；周的始祖是后稷，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再往上追问：契乃谁生？姜嫄如何生后稷？幸好，我们有《诗经》的文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生民》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玄鸟生商(契)，姜嫄履帝之足迹而生后稷，这是《诗经》的文字所记录的商周历史。就史学的真实而言，玄鸟不可能生商(契)，姜嫄亦不可能履帝迹而生后稷；就文学(神话与传说)的真实而论，“玄鸟生商”“姜嫄履帝迹生后稷”则不仅是“真”的，更是“美”和“善”的。而关于商周始祖的真善美的历史，与其说是《诗经》的文字所记录，还不如说是《诗经》的文字所创造。关于“字生文学”的例证，除了“玄鸟生商”和“履帝武敏歆”，还可以举出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皇英嫔虞、伏羲画卦、苍颉造字……中国文学史上这些动天地泣鬼神的壮美故事，这些孳文明乳文化的伟大事件，无一不是我们的方块字所创造出来的。字生文学是也。 “文字”和“文学”的“文”，被许慎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12)。东汉的许慎虽读过《庄子》却未见过殷商卜辞，故不知道这个“文”就是《庄子·逍遥游》的“越人断发文身”之“文”。甲骨文中的“文”，从武丁时期到帝辛时期，均有“文身”之义：“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13)纹身所具有的符号性、象征性、修饰性、结构性和文本化，使得“文”这个独体象形的汉字成为人类最早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一，亦成为汉语言“字生文学”的最早例证之一。如果说，人在自己身体上的交文错画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创作行为，那么“以文身之纹为文”则是人类最早的文学鉴赏和批评行为，是人对“字生文学”的自觉鉴赏和批评。交文错画着形形色色之“文”的龟甲兽骨，虽然被掩埋在殷商帝辛的废墟之中，但“字生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特征却生生不息，历经数千载而不朽。我们今天从文明、文化、文字、文辞、文献、文学、文章、文艺、文采、文雅等众多中国文论的关键词之中，从诗、词、歌、赋、曲、文、说、剧、碑、诔、铭、檄、章、奏、书、记等各体文学作品之中，不难窥见掩埋在殷墟小屯的“字生文学”之文化元素及文学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