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秋天，《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位记者采访我，请我谈谈对“科幻已死”的看法。那几年正赶上奇幻热，许多人都对科幻文学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连当时正在《科幻世界》上连载《三体》的刘慈欣也表达出悲观的态度。[1]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接下来十年间将会发生的事情：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接连取得突破性成果，许多过去只有科幻迷才会关心的话题迅速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甚至进入了国家发展规划；另一方面，中国科幻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边缘且小众的文类，也于近年来走向大众视野，引起中外媒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兴趣。对一个从小读科幻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梦想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多重反差，本身就具有十足的科幻感。 科幻最迷人之处，或许正来自于“现实”与“梦”之间的张力，而具体到中国科幻，这种张力似乎又变得格外明显。甚至于，当“中国”与“科幻”这两个词组被放置在一起时，本身就会让人联想起一系列二元对立：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神话与科学、气功与光剑、黄土地与大都会……一个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如此特别的国家，会如何想象未来，想象世界末日或外星人入侵？有哪些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决定了这些作品中的深层意义结构？中国科幻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科幻作家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和思考，又携带和讲述了怎样的“中国故事”？这些问题不仅令其他国家的读者好奇，也值得每一位当代中国人去关注和思考。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科幻小说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开启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对于人类情感、价值、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冲击。在此过程中，那些位于不同地域、语言、文化、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知识范式与情感结构之间的“边疆地带”，总是最容易产生出新奇的想象，并为科幻创作提供养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幻正是一种“边疆文学”，或者德勒兹所说的“小文学”。这一方面意味着它永远与大众所熟悉的“常识”之间存在距离，永远处于相对边缘和受压抑的状态，另一方面，科幻亦会伴随“边疆”自身的变动迁移而不断自我更新，以保持自身的激进性和革命性。换一个角度来看，科幻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也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这种“边疆状态”紧密相关。 回顾中国科幻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自晚清以来，各种关于科技和未来的想象不仅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呈现，更深深内在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之中。无论是对现状的认知、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无不与一种建设民族国家的迫切需要、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蓝图远景、或者说一种“想象中国的方式”互为参照。与此同时，中国人对于未来“新中国”的想象，总是一方面以某种关于“世界/西方/现代文明”的认识为范本，另一方面又试图对这一范本有所超越。为此，作者们不断尝试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不断为了新的理想而对这些来自过去的资源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幻小说一方面作为一种与西方现代性有关的幻梦，参与着“中国梦”的建构，另一方面，中国科幻的“中国性”，亦根植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及现代化历程的曲折性与独特性之中。 中国最早的“科幻热”兴起于上个世纪之初，一批青年文人积极将欧美和日本的科幻小说译介到中国，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而译者中亦不乏鲁迅、梁启超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些人看来，科幻小说中关于科技和未来的丰富想象，能够督促“东方睡狮”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旧梦中醒来，转而梦想一个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鲁迅更在《<月界旅行>辩言》中写道，阅读科幻小说可以令国民“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2] 与此同时，一批中国文人亦纷纷涉足科幻创作。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新中国未来记》。[3]小说开篇以1962年作为叙事起点，通过“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在“上海大博览会”上关于“中国近六十年近代史”的演讲，勾勒出1902-1962年间长达60年的“历史/未来”。在这六十年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变革，中国由古老帝国蜕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尽管该作品只登到第五回就再无下文，但这种以“未来完成式”畅想“新中国”的手法，却被此后一批科幻创作所沿用。1904年，一位笔名荒江钓叟的文人在《绣像小说》上连载《月球殖民地小说》，讲述主人公龙孟华与日本旅行家玉太郎乘坐气球周游世界的经历，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凡尔纳作品的影响。[4]从创作形式来看，晚清科幻可大致划分为“未来记”和“历险记”两类，前者多以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想象为背景，后者则多仿照旅行小说写法，想象主人公上天入地乃至漫游太空的奇遇。在这些故事中，未来中国不仅走上富强之路，更进一步主导了新的世界格局，将人类带往和平有序的大同境界。 民国之后，“凡尔纳热”逐渐消退，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则被大量译介，特别是其中关于世界大战和人类末日的阴暗想象，恰与一战之后的紧张局势形成共鸣。与此同时，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繁，文人知识分子不再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天真的幻想，文坛主流亦以“为人生”和“偏向写实”为价值取向，幻想小说遭到贬斥。这一时期，除了顾钧正等少数作家依旧坚持以小说形式普及科学知识之外，更为流行的则是包天笑、徐卓呆等“鸳蝴派”文人所创作的“狂想科幻”，以及政治色彩浓厚的“社会科幻”。前者多借用“消灭机”、“不老泉”等超自然元素编造离奇故事，间或穿插对社会现状的讽刺调侃，后者则多套用异域游记的形式，影射政局、针砭时弊，其中既有对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想象，也有批判现实的恶托邦作品，譬如老舍的《猫城记》（1932）即是其中一例。 1923年，一位署名“劲风”的作家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年后的中国》。[5]故事中的“我”通过潜心学习科学，研发出一种“十二倍于X光”的“wwww”光波，将十年之后进犯我国的“啊哪哒”国（影射日本）军舰尽数烧毁。然而小说结尾处，却揭示出这不过是一个写于“现在”的科幻故事，正在写故事的“我”亦遭到朋友的嘲笑，并由此认识到“兴国强种原是要大家打伙儿齐心努力，研究学问的研究学问，发展实业的发展实业，这样才能把中国弄得富强起来。”1932年底，一百多位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名流们，以“梦想的中国”为征文题目，在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几十到千字不等的短文。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彼时学者文人们对于未来中国的预想，大多相当悲观。[6]在这样一种“梦”与“现实”渐行渐远的社会氛围中，“科学”与“幻想”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愈发纠结。 新中国建国之后，科幻小说再次承担起科普教育的职能，成为“科普队伍的一支轻骑”。科幻创作者大多来自科普工作队伍，发表阵地则主要为少儿刊物。与此同时，大量前苏联科普与科幻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并对本土创作造成了深远影响。从1949到1966年，这一时期发表的科幻小说约有100篇左右，基本上都是短篇，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说两种模式，分别是1949-1956年间的“探险参观”模式，和1956-1966年间的“发明发现”模式。前者以宇宙探险为主，多通过主人公的见闻和教导者的解说，向读者传递天文或地理知识。后者则多通过主人公的参观学习过程，展现未来工农业与国防交通等领域的科技发明与繁荣景象。这些作品为读者带去了新鲜有趣的科技想象，但同时也因为叙事模式的单一而遭到后来者的批评。 科幻作家郑文光曾经谈到：“科幻小说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现实主义，它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因为它的对象是青少年。” [7]在这里，“革命的理想主义”点出了建国初科幻小说的另一重社会文化功能，即以描绘美好蓝图远景的方式，赋予当下时刻以前进的动力。然而，如何想象“革命之后”的生活，如何在消灭了一切阶级冲突的未来世界中继续保持理想，这亦对作家们的想象力提出了挑战。1958年，郑文光开始在《中国青年》上连载《共产主义畅想曲》，但只刊载了两章便再无下文。[8]小说第一章描绘了“国庆三十周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共产主义建设者”们在国庆节典礼上组成游行队伍，用各自的科技成果向祖国献礼，其中包括“火星一号”宇宙航船、把海南岛和大陆连在一起的琼州海峡大堤、将海水变成各种工业产品的海洋工厂，甚至于将天山的冰川融化，使沙漠变良田的“人造小太阳”……面对此情此景，主人公不禁感慨：“噢，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引到什么样的神话境界里啊。”多年之后，郑文光本人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道：“从我自身的角度讲，我觉得《共产主义畅想曲》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它其中没有幻想……因为当时的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一亩地可以产量两万斤的神话；任何一个城市居民，都了解10年内中国一定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预言。面对这样的想象，我的科幻小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9] 通过科学技术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种激情在1978年那个“科学的春天”之后再度迸发。1978年8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据说首印就有150万册，并且引发了一股科幻小说的出版热潮。在未来市中，人们吃的各种农副产品，是从“农厂”的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人造大米”和“人造蛋白质”不仅安全无害，而且口味以假乱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将农业生产工业化，“农村”形象亦不知不觉从“未来市”的地图中被抹去了。未来市的人们戴着“电视手表”，开着“飘行车”，住着一两百层高的“塑料房子”，从事着记者、教师、工程师一类体面的脑力劳动，从而彻底告别了泥土里刨食的生活，这种愿景恰正应和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于“四个现代化”的热情。 另一方面，伴随新的“对外开放”政策，一大批欧美科幻小说与科幻资讯被译介到中国，令中国科幻迷的视野逐渐与国际接轨。中国科幻作家亦通过国际交流认识到中外科幻之间的差距，并开始在某种“落后”和“赶超”的文化自觉之下，进一步深入探讨科幻文学自身的特质。科幻小说逐渐从“少儿科普”的附庸之下走出，获得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随着科幻小说社会影响力扩大，相关争议也不断涌现。譬如童恩正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将“科学文艺”与“科普作品”分开，认为科幻小说属于文学，不应该承担科普的政治任务，而应该“宣扬一种科学的人生观”。 [10]这篇文章开启了科普界与科幻作家之间关于科幻“姓科还是姓文”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科幻作家亦尝试在创作模式方面有所突破，譬如郑文光所提倡的“社会派科幻”和叶永烈的“惊险科幻小说”，都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1981年，中国科幻创作达到一个高峰，根据饶忠华等人所做的统计，“这一年（1981年）发表的作品有三百多篇，约为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〇年这五年的总和，是我国科幻小说发展最快的一年；科幻作者的队伍也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二百多人，写作的力量有了可观的发展。” [11]但从1982年开始，科幻热潮却迅速减退，陷入长达十余年的低谷。这一过程一方面是由政治、经济与体制等多种外部因素直接造成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推进，科幻作品中的乌托邦色彩亦逐渐消退，仿佛是从理想主义的空中花园落回现实的大地。1987年，叶永烈发表了一篇名为《五更寒梦》的短篇小说。故事主人公“我”是一名科幻作家，在寒冷的上海冬夜冻得难以入眠，于是不禁展开一连串天马行空的“科学幻想”，利用地热、“人造太阳”、“把南北极倒一个个儿”、甚至“用大玻璃罩将上海罩起来”，让上海的冬天变得温暖如春。然而，工程是否能被批准，能源和材料从何而来，是否会引起国际纠纷，诸如此类的种种“现实问题”，使得所有幻想都遭遇无情否决。于是“我”不禁哀叹：“岂止是‘戴着草帽亲嘴——离得远’，现实小伙跟幻想姑娘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哩!” [12]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展现出的是一个中国人正在从“共产主义畅想”中醒转来时的不安与不适。 1991年，四川省科协旗下的《科学文艺》杂志更名为《科幻世界》，并通过对读者定位和市场运营策略的一系列调整，逐步将“科幻”打造为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从而为中国科幻再度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外作品的译介和国际交流，还是本土的创作、出版、理论研究、科幻迷文化，都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多元。科幻作家们亦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断对新的题材、形式、主题与风格，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探索。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后，并且伴随新元素、新作家、新市场的不断涌现，焕发出勃勃生机。 20世纪90年代，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作家相继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成为科幻创作的主力军。所谓“新”，是相对于此前80年代的创作格局而言，但与此同时，这批作家无论在年龄、身份、教育背景、作品风格、创作理念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正如科幻研究者吴岩曾在《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一书的序言中谈到：“我仍然置疑‘新生代’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幻文学运动或流派的证据。首先，“新生代”作品没有统一的文本构造方式。再者，作家也没有统一的主张。” [13]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种大多围绕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展开，从人道主义角度对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提出质疑，并往往带有青春期的反叛或感伤怀旧色彩，其代表人物包括星河、杨平、凌晨、赵海虹、苏学军、柳文扬、刘维佳、潘海天等出生于70年代的作家；第二种则重新走向感时忧国的救世情结，尝试将个人的生存意义与属于人类集体的历史目标联系在一起，同时呼唤某种道德责任感与英雄主义激情，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何夕、王晋康、刘慈欣这三位所谓的“核心科幻”作家；除这些人之外，还有常年在新华社从事新闻工作的韩松，运用其风格化的文字与叙事手段，走出了一条以科幻小说进行文化批判的另类创作道路。 新世纪之后，一批被命名为“更新代”的80后科幻作家开始陆续发表作品，其中包括陈楸帆、飞氘、长铗、拉拉、江波、宝树、张冉、钱莉芳、程婧波、迟卉、郝景芳、夏笳、陈茜等等。在《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看来：“相较于‘新生代’，‘更新代’的创作理念多元而难以简单概括，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科幻本身有了更超然的认识，而正是对科幻的超然和差异化的理解，让新世纪十年科幻小说的丰富性得到了强化。” [14] 此刻你拿在手中的这本选集，收入了来自“新生代”与“更新代”作者的13篇代表性作品。它们如同一组坐标，勾勒出中国科幻在过去近30年中走过的道路和形成的版图。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评论一则，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与历史语境。正如科幻作家飞氘在2010年“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谈到：“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许某一天，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会斜刺里杀出几员猛将，从此改天换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最后自生自灭，将来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而锻造和挥舞过这把兵器的人们则被遗忘。”[15]这本选集的初衷，即是希望对这支寂寞伏兵做一次集中检阅，让那些对其不太了解的人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较为完整地感受其精神面貌。 作为科幻作家和研究者，同时也是从小熟读这些作品长大的资深科幻迷，编撰这样一本选集可以说是圆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却也同时是一桩异常艰难的任务。在此过程中，有无数的左右为难和忍痛割爱，像是不得不在千万种丰富迷人的可能性中选定唯一的一种。在这里，我将那些由于篇幅和其他种种原因未能入选的篇目一并列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其中包括苏学军的《远古的星辰》（1995）、杨平的《千年虫》（1999）、李兴春的《橱窗里的荷兰赌徒》（2000）、ShakeSpace的《马姨》（2002）、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2003）、凌晨的《潜入贵阳》（2004）、马伯庸的《寂静之城》（2005）、陈茜的《迅行十载》（2007）、江波的《湿婆之舞》（2008）、长铗的《屠龙之技》（2009）、迟卉的《伪人算法》（2010）、张冉的《以太》（2012）、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2014）。 最后，感谢三联书店对当代中国科幻的关注，感谢这套书的另外几位编者李广益、陈颀和宝树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感谢责任编辑王竞对于我的鼓励、耐心和督促，更要感谢为这本选集贡献作品的各位科幻作家。祝愿中国科幻在未来的日子里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 ] 朱步冲，陈赛，黄艳：《科幻已死？》，《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8期。 [2 ] 鲁迅：《<月界旅行>辩言》，《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64页。 [3 ] 载《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共五回，未完，署“饮冰室主人著”。 [4 ] 载《绣像小说》第21-24期，26-40期，42期，59-62期，共三十五回，未完。 [ 5] 载《小说世界》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5日。 [6 ] 参见《梦想的中国》，刘仰东编，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 [7 ] 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作家谈儿童文学》，刘杰英编，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8 ] 载《中国青年》，1958年第23-24期。 [9 ] 吴岩：《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见《郑文光70寿辰暨从事文学创作59周年纪念文集》，第213页。 [ 10] 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11] 饶中华、林耀琛：《中国科幻在探索中前进》（序），《中国科幻小说年鉴·科学神话（三）》，饶忠华编，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 [12] 载《科学文艺》，1987年第6期。 [13] 吴岩：《杂乱中是否存在着秩序》，《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序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2-4页。 [14] 姚海军：《姚海军答<星云VII>问》，http://www.sfw.com.cn/html/zixun/zazhitushu/2009/1218/1814.html． [15] 飞氘：《寂寞的伏兵——新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见《2010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吴岩，郭凯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6-317页。 作者简介：王瑶（1984-），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科幻文学、影视与文化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自2004年起，以笔名“夏笳”发表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品七次获“科幻世界银河奖”，四次入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已出版长篇奇幻小说《九州·逆旅》（2010）、科幻作品集《关妖精的瓶子》（2012）、《你无法抵达的时间》（2017）、《倾城一笑》（2018）。代表作《关妖精的瓶子》《百鬼夜行街》《童童的夏天》《2044年春节旧事》《晚安忧郁》等被翻译为英、日、法、俄、德、波兰、意大利等多种语言。英文小说“Let’s Have a Talk”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科幻短篇专栏。除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外，亦致力于科幻小说翻译、影视剧策划和科幻写作教学。论文集《未来的坐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科幻论集》与英文科幻作品集A Summer Beyond Your Reach: Stories即将于2019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