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篇分为五解，一解用平声韵(支韵)，二解用平声(脂韵)，三解用去声韵(咍皆合用)，四解用入声韵(没韵)，五解用平声韵(尤萧合用)。这些作品都是分解换了韵的。 而曹植的《鼙舞歌五首·圣皇篇》(“圣皇应历数”)、《鼙舞歌五首·灵芝篇》(“灵芝生王地”)、《鼙舞歌五首·精微篇》(“精微烂金石”)、傅玄的《晋鼓吹曲二十二首·玄云》(“玄云起丘山”)、《晋鼓吹曲二十二首·伯益》(“伯益佐舜禹”)、《晋鼙舞歌五首·明君篇》(“明君御四海”)等6首，则是魏晋新创的雅舞歌辞或郊庙鼓吹曲辞，都具有史诗性质，有浓郁的乐舞叙事色彩，场景复杂，舞容缤纷，曲调多变，各场景之间，也都不同程度换了韵(36)。 还有一些是诗人们新作的杂歌曲辞，如阮籍的《採薪者歌》(“日没不周西”)、傅玄的《挽歌》其三(“灵坐飞尘起”)、陆机的《庶人挽歌辞》其一(“死生各异方”)、《吴趋行》(“楚妃且勿叹”)、王献之的《桃叶歌三首》其一(“桃叶复桃叶”)，杨羲的《云林右英夫人二十五首·右英吟》(“有心许斧子”)、《梦蓬莱四真人作诗四首·张诱世作》(“北游太漠外”)等。这些作品当是徒歌或者入乐演唱的，加上有的作品篇幅巨大，情思哀婉，韵随情异，也大多篇中换韵了。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还出现了几首长篇抒情言志诗，如繁钦的《定情诗》(“我出东门游”)，陆机的《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牵世婴时网”)、《为周夫人赠车骑诗》(“碎碎织细练”)、《赴洛道中作诗二首》(“总辔登长路”)、《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在昔蒙嘉运”)，曹攄的《思友人诗》(“密云翳阳景”)，枣腆的《赠石季伦诗》(“深蒙君子眷”)，这些作品或感慨身世，或吐露友情，虽然不是乐府曲调，但在写法上则受到汉末蔡琰《悲愤诗》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傅玄的《青青河边草篇》亦可归入此类)，篇幅较长，诗思缠绵悱恻，篇中多次换韵，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诚如前文统计数字所显示，魏晋时期五言诗中“篇中转韵”者所占比例，较之汉代已大为减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认为，这应该与魏晋时期乐府诗音乐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有关。《宋书·乐志》云：“汉末大乱，众乐沦缺。”《晋书·乐志上》亦云：“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虽然后来在杜夔等人的努力下，曹魏恢复了乐府官署，魏氏三祖也“自作乐府，被于管弦”，相和歌辞在魏晋宫廷音乐中得以部分延续。这也就是上文所列曹魏西晋尚存一些相和歌辞五言诗，且其中多有“篇中转韵”的历史原因。但是，“五胡乱华”、晋室南迁之后，这些相和旧曲迅速衰亡，无论是朝廷乐章，还是文士拟作，都渐渐消失了(37)。 曹魏以后的文人拟汉乐府歌辞，一方面与音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文人徒诗更少配乐，就无所谓分“解”与不分“解”，这使得“篇中换韵”的一大动因消失了。另一方面，魏晋及之后文人拟汉乐府诗叙事性也越来越弱，场景、情节、感情都不太丰富了，韵与情随，情未大变，文人在创作时也就没有太多换韵的必要了。以汉魏古诗为艺术母体发展出来的五言古诗，在晋宋齐梁尤其是隋唐，基本上不再换韵，也可以由此得到部分解释了。 与此相反的是，东晋则开始流行以吴歌西曲为主、多为五言四句的清商新声。此为东晋南朝五言乐府诗的大宗，但因音乐新特点的关系，绝少篇中换韵，这实际上也成为后来永明体五言诗一韵到底的一个深层原因。 东晋兴起的吴歌西曲虽多为五言(亦有部分七言和杂言)，但与汉乐府相和旧曲体制大异。它们篇幅短小，绝大多数四句，基本不换韵。东晋和齐梁陈文人的五言四句仿作，更少见“篇中转韵”者(38)。齐永明年间王融、谢朓、沈约等人提倡的“永明体”新体诗，在体制上正是仿效吴声西曲。谢朓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沈约则提出“三易”说，认为作文(包括诗)当“易读诵”(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引)，都应受到吴歌西曲语言浅近、意境清新、曲调婉转、韵律谐畅等艺术体制的影响。他们在永明年间所作新体诗，无论篇幅长短，韵式均与吴歌相类，一韵到底。如，齐永明五年(487)，诸人应竟陵王萧子良教共作《永明乐》歌辞，今存王融、谢朓各10首，沈约1首，均为五言四句体，无一转韵。永明五年(487)，诸人又奉和竟陵王萧子良作《和竟陵王抄书》《奉和竟陵王药名》《奉和竟陵王县名》，现存王融、沈约之作共4首，篇幅虽然较长(1首18句，3首20句)，但仍是永明体(永明句律合格率89.74%，永明联合格率51.28%)，也都一韵到底。永明八年(490)，沈约赋鼓吹曲名诗，诸人同赋，现存王融、谢朓、刘绘之作6首，均为五言八句，亦为永明体(永明句律合格率87.5%，永明联律合格率54.17%)，同样是一韵到底。永明八年(490)，诸人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诗，现存谢朓、虞炎、沈约、柳恽、萧子良、萧子隆之作6首，篇幅在10至14句之间，然亦为永明体(永明句律合格率85.71%，永明联律合格率60%)，皆一韵到底。永明八九年间(490-491)，诸人又同作杂咏诗20首，篇幅自4句至12句不等，亦为永明体，无“篇中转韵”者。永明九年(491)，谢朓离京赴荆州，与诸人离别赋诗，现存8首，均为五言八句，亦属永明体，同样都是一韵到底。 总之，齐梁之际，五言诗中“篇中转韵”之作所存无几(齐诗现存320首，其中“篇中转韵”8首，占2.5%。王融五言诗现存83首，“篇中转韵”3首，占3.64%。谢朓五言诗141首，“篇中转韵”1首，占0.71%。沈约五言诗现存156首，“篇中转韵”者5首，占3.21%)，“永明体”中更是未见。主要原因应该是，促使“篇中转韵”的旧音乐体系(汉乐府相和歌)此时已然不存；而新产生和流行的音乐体系(吴歌西曲等清商新声)因曲辞体制短小，很少“篇中转韵”，所以齐梁以后的文人五言诗尤其是永明新体诗因受吴歌西曲的影响，也追求相近的艺术风格，遵循相同的韵式，也就不再在篇中换韵了。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导致“篇中转韵”之作在南朝五言诗中渐渐减少，齐永明以后的“新体诗”中更是绝迹。后来到初盛唐之际，在沈宋所确立的五言近体诗律中，“一韵到底”更成为定式，一直相沿至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