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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趋向。它是儿童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席卷全球的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和启迪之下，积极探寻相关研究实践的结果。研究者吸收、借鉴文化批评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将其运用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返观与审思，代表性成果有吴其南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陈恩黎的《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等。《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致力于从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进行读解和批评，书中使用的“‘儿童共同体’的想象”、“发明儿童文学”、“成人对儿童的殖民”、“儿童本位之后的社会规训”、“身体发育与社会身份的建构”等显然带有文化研究烙印的术语、概念等，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话题、话语等，构成了一种冲击和启迪。《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试图把儿童文学纳入儿童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框架内重新审视，由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特殊语境里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特殊表征。《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则从文化建构的视角重审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在既有的儿童文学史研究框架与话语模式下，这类研究不但提供了观看、评说、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多元视角，也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 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一趋向，同时构成了与其西方同行的某种呼应关系。纵览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一批重要的文学史研究成果成为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这其中，“文化”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功不可没。著有《当代美国儿童诗文化》一书的约瑟夫·汤马斯认为，正是在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从传统审美研究观念和范式的约束下极大地跳脱出来。在历史研究层面，可以不夸张地说，近一二十年间西方儿童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新著，几乎都离不开文化视角的介入。仅以英语儿童文学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19世纪阶段为例，这个被称为儿童文学发展“黄金时期”的历史阶段，本身就是在英语儿童文学史研究中被建构起来的一个对象。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在这一建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将19世纪儿童文学与相应历史时期的儿童观念、童年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勾连起来，对其关系进行清理、辨析与钩沉，不但极大地拓宽、加深了人们对于19世纪儿童文学的认识，实际上也借儿童文学的特殊视角，投映出有关20世纪童年文化、政治文化乃至社会文化演进的特殊镜像。 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儿童文学的历史不但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演进史，也是广义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将儿童文学演进的历史同时视为特定的童年及社会文化建构的历史，我称之为儿童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史观。在这一观念的导引下，关于特定儿童文学历史对象的考察从“它是什么”的艺术本体追问进一步拓展至它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为何发生”、“如何发生”以及“因何如此”的文化建构考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史自身的丰富性、多维性，以及读解它的另一重开阔空间。 文化史观的意义 在我看来，文化史观的介入，在史观、史述、史料等方面拓展了儿童文学史当代研究的疆界。 历史观念的打开。将儿童文学的历史同时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史，直接影响着我们对这一历史的认识与认定。很长时间里，西方儿童文学界倾向于认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以前，儿童文学作为一种观念对象是不存在的。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在他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书，儿童与成人》中，就18世纪以前的儿童书籍状况发出了这样的诘问：“那么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给儿童合适的衣服穿，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想到要给予他们适合的书籍？”阿扎尔将法国作家查尔斯·贝洛《鹅妈妈故事集》的出版视为西方儿童文学历史的起点，他的这一论断后来成为一种普遍的西方儿童文学史观。人们认为，在某一个临近现代的历史结点之前，儿童文学的历史几乎是不存在的。 然而，当我们越出传统儿童文学艺术观的限制，从广泛的童年文化以及童年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视角，来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历史，这一历史以及关于它的判断、厘定、阐释、书写等，也向我们呈示了新的可能。作为普遍童年文化形态之一的儿童文学，它的文化身份的获得也许远在它的艺术身份得到自觉认可之前。正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塞斯·里勒在其《儿童文学》中说道：“自有儿童开始，就有了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童年的历史密不可分，因为儿童就是经由他们学习、听取以及讲述的文本和故事得到塑造的。”里勒所说的“文本”，首先便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童年文本。 从这一视点出发，儿童文学史与整个文化史在时间和空间上建立起了某种同步关联。古代社会存在儿童文学吗？从文化史的视角看，答案不言而喻。但对这一视角来说，重点却不在儿童文学的有无之问，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儿童文学如何具体、生动、细致、复杂地存在于文化自身的不同进程中，这些进程之间又如何彼此联系，相互塑造。正是在这里，潜藏着儿童文学史巨大的阐释空间。 历史话题的拓展。这种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典作品的重新解释。一些看似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现象、作品等，在文化史观的考察下，开始透露另一番深意。以美国早期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作、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的儿童小说《小妇人》为例。仅从儿童文学的写作艺术上看，《小妇人》在故事情节、叙述方式、情感观念等方面，显然还带着现代儿童文学艺术起步期的稚气。但从童年文化的角度来看，它的这种稚气本身，以及造成这一稚气的文学和文化原因，却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童年观、童年文化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细节内容，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仅在19世纪美国女性文化和女童文化的话题上，一部《小妇人》就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也因此，阿尔科特及其作品今天仍是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汇。其二，历史现实的重新解读。这些年来，在文化史观的启迪下，西方学界对于儿童文学史的解读灵感不断。例如，妮卡·艾尔伯特主编的《规划孩子：19世纪美国儿童文学中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化植入》、伊丽莎白·特尔的《家庭幻想曲：19世纪儿童文学与理想家庭的神话》等，由19世纪儿童文学史的独特视角，发掘、梳理19世纪文化建构的某种历史，以及这一历史与童年之间的深刻关联。劳伦丝·塔莱拉赫-维尔马斯的《维多利亚时期童话与奇情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塑造》等著作，则典型地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史研究中占据要位的性别文化视角。而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童话研究，经由文化和文化史的视角切入民间童话与文人童话的考察，比之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大大拓展了童话一词及其在儿童文学语境中的内涵与价值。 史料的重新发掘与阐释。由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儿童文学史研究，往往在史料的占有或解读上别出心裁。文化史首先是一种生活史，是落实在每一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具体历史。在这一基本观念的影响下，大量易被传统史料观忽视的日常生活的文化细节，也开始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例如，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洛琳达·科霍恩的《序列化的公民身份：期刊、图书与美国男孩（1840-1911）》一书，接承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男孩学”话题，却在史料的选取方面别具创见。作者不但选择了一批常被传统儿童文学史忽略的儿童通俗文化读物，而且有意将考察的目光聚焦于这些作品的系列出版或刊物连载形态及其文化功能，从中解读童年的政治内涵。这种对史料的创意发掘和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历史研究的面貌与可能。 文化史观的反思 在文化史观的启迪下，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史研究实现了重要的研究突破，并沿着这一研究的方向日益深进。但它所面临的研究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彰显。 第一，如何科学认识文化史观在儿童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如前所述，文化史观的介入给传统范式下的儿童文学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和理论活力，由此激起学界高度的实践热情。在西方儿童文学界，随着一大批年轻的研究者纷纷选择从文学向文化转身，一度作为研究焦点的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性问题渐被搁置。传统的审美研究话题遭到轻视甚至抛弃，以至于儿童文学研究界出现了约瑟夫·汤马斯所说的“只论内涵、不谈艺术”的普遍怪象。事实上，这也正是笔者近年来阅读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著述时的一个突出印象。如果说这是学术研究新的有效范式兴起之初必然会掀起的波澜，那么今天，参照域外研究的得失，我们对这一文化史观的作用范围、效力及其与艺术史观的关系，应有更科学的认识。文化史观的价值不在于覆盖或替代艺术史观，它是以文化对历史生活的巨细靡遗的覆盖力，来打开理解儿童文学及其演进历史的多维视角与多重可能。透过它，我们认识到，儿童文学的艺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总是相应的文化铺垫和建构的产物。也是透过它，我们应当更深刻地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般的文化对象，它作为文学的艺术本性，始终是我们谈论它的文化属性的基本前提。惟有如此，当我们从历史的探寻中收回目光，重新理解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和演进，才不会走向虚无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积极参与到以艺术为中心的文化建构进程中来。 第二，文化史观的透入，给儿童文学的史料工作带来了重要的革新。从文学史料到文化史料、从文字史料到图像史料，大量传统“正史”观之外的童年日常生活史料，都开始逐渐走入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然而，在这场可能的史料革新中，治史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不在于如何搜集更丰富多样的材料，而是如何在这样的搜集中避免被史料所淹没继而迷失。日常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缝隙，但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与文化的意义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宏大的关联；一些细小而有限的文化史料，也不能随便拿来建立或推翻一个普遍的文化观点。在这里，大胆的假设必须与小心的求证如影随形。同时，儿童文学史研究尽可关注童年日常文化层面的各类“小史”，但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小史”的性质和体量。比如上面提到的洛琳达·科霍恩的研究，作者借助相对异质的儿童文学史料，发现了儿童文学史上男孩观念的异质性，但她明确表示，这一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以此异质观念取代既有的共识，而在于揭示后者内在的复数性、断层性、罅隙性和矛盾性。正是在这样的复数、断层、罅隙和矛盾中，历史的标本才得以还原为尽可能真切、鲜活的文化与生活。如果说一切文学史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种简化文学经验的危险，那么文化史视角和方法的介入，其重要性就在于透过日常文化无处不在的投影，让我们看到儿童文学史自身的丰富性、多面性乃至恒久的未完成性。这是日常文化史相对于传统文学史的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是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最重要的启迪。 从近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文化史观的视角和方法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一新的研究观念与范式的思想发明力、理论生产力，无疑对治史者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在这一现实下，了解域外经验，正可为本土研究的展开提供有益的参考。当然，中国儿童文学史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借取域外经验的终点也并非为了理论或方法的简单移植。从文化史观的视角研读儿童文学史，最终仍是为了更完整地理解它，更深透地思考它，继而，更有效地推动它的当代建构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