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教授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者，曾任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学会主席(1997-1998)，因其对儿童文学研究的终身贡献而获得国际格林兄弟奖（2007）、安妮·戴夫洛克斯·乔丹奖（2014）。他长期担任学术刊物《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主编（2008-2016），学术视野宽广、观点新锐。近年来他尤为关注常被西方学界忽略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儿童文学，推进不同文化的国家间的儿童文学交流，是联结东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桥梁。南京师范大学的谈凤霞教授曾在麦考瑞大学访学，和他作了很长的学术访谈，此处选择跟儿童文学创作现象相关的一些话题刊发。 谈凤霞：您对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有深刻的研究，在《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一书中谈到：“儿童虚构文学顽固地属于文化实践的领域，其存在的目的是将它的目标读者社会化。”儿童文学创作界存在另一种主张，认为儿童文学的目的不是对儿童读者进行教化和社会化，而是给儿童纯粹的快乐。我认为，尽管很多作家没有明确想要传递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意识形态。您认为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中的叙事话语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斯蒂芬斯：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认为儿童文学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有趣和娱乐——这是西方儿童文学创作者们经常作出的声明，通常那些流行文化文本的作者尤为强调，他们从不考虑为获奖而写书。但是这些作家并没有区分隐性的意识形态和其拥护的主张。不过，文本的意识形态是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主要区别的症候，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都以社会问题为基础。多年前，我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西方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都是建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图式。一、自主的人格对于生命的平等是必须的，即便不是本质的，也是值得要的，个人要为此而斗争。二、这样的一种人格是主体间的，而非唯我论的；是利他的，而非自利的。三、以民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优于显性或隐性存在的社会政治等级、霸权或暴政形式。四、对人类的情感健康，尤其是儿童情感健康的最好的维护，在一些传统核心家庭的模式中能得以最好的实现。五、人的性行为应该建基于平等的性关系之上。这一图式在成人文学中并不典型，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澳大利亚儿童文学，我仍然认为它构成了儿童和成人两类文学的主要区别。任何接受这些原则并将其建构进故事里的作家都是在复制意识形态。正如你所言，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有意识地设置、灌输某一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 谈凤霞：儿童文学中的性别也是您的研究范畴之一。您研究女性主义，1999年写过论文《少年小说中女性自身的建构：作为换喻的装扮》等，您还将这一关于女性研究的兴趣延伸至男性气概研究，写过《少年杂志和少年小说中的女性的凝视与男性气概的建构》，并主编论文集《成为男性的方式：儿童文学和电影中的男性气概表现》（2002）。其中第三章《等待书写的一页：少年小说中的男性图式和主观能动性的动力》，第十章《奇怪的异位空间：夏姆·赛尔法杜瑞的〈滑稽的男孩〉和彼得·威尔的〈下船的男孩〉》（和波夫勒·培尼尔合写），第十三章《少年小说中的男性气概的表现：挪威和澳大利亚的案例比较》（和罗夫·罗摩仑合写）。您为什么思考这个关于男性气概的主题？为什么选择做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比较？ 斯蒂芬斯：想起做男性气概方面的研究，是在我注意到性别讨论基本都局限于女孩之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女孩的社会性建构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少，而不知怎么存在一种假设：男孩没有以相当的方式得以建构。我回忆起在我家附近街道上的一个9岁或10岁的男孩，他走路的姿势似乎是穿着打上装饰钉的足球靴，做出腿部肌肉非常酸痛的样子。我意识到他的步态是模仿他的足球队英雄在球场上的走路姿势。这个男孩正在将他所见的特殊的男性气概内化进自身。论文集《成为男性的方式》缘起于我和罗夫·罗摩仑合作的项目。在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和罗夫有过交谈。罗夫问我是否能去挪威待一阵，罗夫当时在研究写给男孩的文学。我能够很流利地阅读中世纪的挪威语，因此我能相当快地获得现代挪威语的阅读知识，而挪威已经实现性别平等，这远胜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我没用太长时间就提出做少年文学中男性气概的比较研究这一建议,在我们完成合作项目之后，我想最合适的下一步工作是扩展成一本以男性气概为主题的论文集。因为之前尚未有相关的研究，所以我写信给我认为对男性气概问题会有兴趣的学者并邀请他们撰文。我起初只打算写序言和关于挪威与澳大利亚的比较这两篇，但是最终我不得不填补两个关键的研究空白：同性恋主题小说和少年小说。 谈凤霞：您很重视主体性，我发现主体性在近些年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已经成为普遍的话题，如罗宾·麦科勒姆的《青少年小说中的身份认同观念：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权力、声音和主体性》等。这一研究为什么会越来越普遍？是否因为它涉及新的儿童观或儿童文学观？您主编的论文集《亚洲儿童文学和电影中的主体性》（2013）也聚焦于主体性。我想“跨文化视角”对于研究文化主体性来说至关重要。除了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与儿童主体性紧密相连？ 斯蒂芬斯：我想《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中有关主体性的讨论在概念上后续还有许多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我早期的论文里有三四篇已经涉及了“主体性”这个概念，但它是自1992年被明确提出的，在《儿童文学季刊》或《狮子和独角兽》等刊物上至今已有数百篇相关论文。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人们意识到一个概念之后，可以将之作为很有用的概念来援引使用。那些早期文章中的一篇是对读者反应批评的一些著作的评论，但可能没有被广为关注。我推测是“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地位”这类观点才促进其成为被方法论所采用的术语。你曾问它是否和“新的儿童观或儿童文学观”有联系。我想，答案在于它和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关于叙事聚焦的过程能有助于我们讨论角色被表现的内在世界和角色的选择。很奇怪之前为什么儿童文学研究界没有人注意到“叙事聚焦”这个问题，虽然从1978年以来英语文学批评界就已经开始运用（塞默·切特曼《故事和话语》）。我认为主体性与意识、能动性、人格和现实相关。它与成为一个“主体”的经验相联系，即个体拥有自觉的经验，如视角、感觉、信念和欲望等。因此，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是能动性，意味着主体可作出选择，可对其他实体实施行动或行使权力。我们可以这么说，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儿童对主观能动性的诉求。 谈凤霞：近些年，您较为关注亚洲儿童文学，编辑了论文集《亚洲儿童文学和电影的主体性》（2013）、《劳特利奇国际儿童文学指南》（2017）。后者反映跨越全球的多国儿童文学的美学、文化、政治和智慧的多样性，是第一部聚焦于世界上未被重视地区的儿童文学的论文集。您主编的这些论文集无疑具有重要的革新性，有助于增进世界范围内的广大读者对这些儿童文学的了解和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之前，您和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研究界的三位同行曾经共同写过一本论著：《当代儿童文学中新的世界秩序：乌托邦转变》（2008）这个书名很宏观。您能否解释一下你们讨论的“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提法？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界是否有一些直接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儿童文学？英语儿童文学创作中是否至今还存在一些禁忌？ 斯蒂芬斯：提出“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核心概念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全球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柏林墙的拆除、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对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的认识。“新的世界秩序”概念的提出是将之作为一个挑战，去重新思考在长久存在的世界结构解体之后，尤其是曾经给予世界一种特殊的稳定和意义的冷战结束之后，该如何去统辖这个世界？美国注意到它可以作为世界领袖来填补这一时期的权位空缺，“新的世界秩序”这一修辞很快被美国利用。《儿童文学中新的世界秩序》的出发点是为了探索“新的世界秩序”概念如何在西方儿童文学中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出现，而它的传播之广泛则相当惊人。 当代英语儿童文学作品似乎没有直接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这又是一个关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英国作家安妮·范恩看起来思想较为保守，她的一些小说如《金鱼眼叔叔》含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特定的意识形态，与英国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结盟去取笑左翼一派。另一方面，存在有关挑战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有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挑战了她的政策，如简·尼德尔、基恩·科姆普、苏珊·普瑞斯等。澳大利亚2007年的许多童书都含蓄地批评政府关于联邦选举的政策。目前英语儿童文学中存在的禁忌很少，但是要比北欧斯堪的那维亚等地区的儿童文学中的禁忌多一些。比如，死亡常常还是用间接的方式去表现，作品中所写的更多是死去的狗而非人。当我在进行挪威-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时，我起初惊讶于挪威虚构文学中竟然描写低龄少年的性问题，接着意识到澳大利亚童书对于低于16岁（这是一个法律允许的年龄）儿童的性的涉及仍旧是一个严格禁忌。书店不会收存这类书，图书馆也不会购买，因为怕引起公愤。 谈凤霞：我记得您在2014年美国儿童文学大会上的发言是关于图像小说，图像小说这一体裁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发展并走向繁荣？您有一篇论文《后灾难虚构文学：一种有问题的体裁》，为什么会如此评价这一新的体裁？ 斯蒂芬斯：“图像小说”这一术语在1964年出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变得普遍。标志其出版的是1986年阿特·斯皮格尔曼的《鼠族》，从那时到现在的30多年，图像小说获得庞大的读者群，其多模态形式引起了学者的巨大兴趣：既非绘本，也非漫画，图像小说和此二者具有美学亲缘关系，但又有所不同，因为图像小说的读者主要是少年或成年人。已有的批评方法聚焦于小说中熟用的叙事元素：体裁、叙事框架、特征、读者、时间性，但是必须注意其视觉表现和顺序。也许你读一下乔·萨特里夫·桑德论文《陪伴文字：漫画和绘本中的意义构成》会有帮助。我所命名的“后灾难虚构文学”，就儿童文学而言，在1992年它还只是一种新的体裁，但它在成人小说中已经很好地被确立，通常被指涉为“后启示录小说”。年代较早的例子如理查德·杰夫瑞斯的小说《伦敦之后》，在这部小说中，一场不明的大灾难使得英国人口大量减少，工业社会消失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回归到类似中世纪式的生活。这个脚本率先形成了110年之后开始繁盛的体裁。之后不太引人注目但有影响力的小说是乔治·R.斯特沃特的《地球逗留者》，它发展出更具有美国版特质的脚本。这一体裁最初出现于儿童文学在60年代的彼得·狄金森的《天气贩子》，它显现了这一体裁的特征：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是回归技术时代之前的中世纪，假定用人类精神能力的扩张来替代科学理性主义。狄金森的小说实际上是对这一体裁的“症结”的讽刺（甚至是在它进入儿童文学之前）：这一体裁在制造有关未来的设想，就是设想一个满是高贵的野蛮人的社会忽略了宇宙大灾难的威胁。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核武器战争这一关于想象的灾难的最普遍的形式在一段时期的文学领域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环境的灾难。对于核冲突的忧惧，在2001年随着菲利浦·瑞弗的《掠食城市》系列丛书的出版而再次强有力地浮出水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