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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2003年去世，到今年已经十年了。 这本书的大部分是从父亲的文集《故宫退食录》中选出的，少数是编辑搜集补充的。 编校近尾声，责任编辑朱玲希望我写一点有关父亲的文字。 以谈论艺术的主题重辑父亲的文字，目的当是为更加宽泛的读者群提供一些他们之前或许未加关注的内容。艺术关注的是人，人的生活体验与感情，观察前人对艺术的种种态度，其实正是观察他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要称赞编者的用心。 临帖之法 父亲一生爱戏。十三岁登台演出《乾元山》开始，八十六岁以《天官赐福》告别舞台，“没有加入任何票友组织，也不专以演戏为主。但他由看戏而演戏，由学戏而演戏，都属于业余爱好性质，完全从兴趣出发。不过嗜之既深，则力求钻研深造，从而向专业演员请教，并一招一式地从名师学戏。”（吴小如先生语）舞台实践七十年，竟然超出他服务故宫博物院的年头。投入的精力与研究的方式也是很少见的。集中所收《学余随笔》，介绍学习余派的过程最为独特，“我们把反复经常听余的唱片叫作‘临帖’。‘临帖’和一般听唱片的听法又不同。必须在安静无干扰的环境，把转速和音量都减弱，把耳朵贴近音箱，这样可清楚地听出念字、气口和发声的层次，也就是说怎样用嗓子和找韵味。在戏院里听，只是观众席中所听到的效果，而在‘临帖’时，则能听出唱法要领。我和余先生不认识，没有到他家听他吊嗓子的机会，只有‘临帖’这个办法，就像在吊嗓子的人面前听唱一样，不同的字，不同的工尺，用不同层次的发声，在转折的地方用不同的‘擞儿’。” 正是基于这样精细的体察，深入的研究，在排练演出久已绝迹舞台的《牧羊记·告雁》一出时，吴小如先生称赞，“可以说完全自出机抒，一空依傍。”“在唱念方面竟完全用余派的劲头、风格来表达，当然其艺术效果也甚得余派三昧。” 对美好的欢喜赞叹 戏剧之外，书画也是父亲极大的爱好，但一生中少有平静安生的大段时间让他从容游弋其间。论书，父亲不及大伯父恣意纵横，论画，父亲以为不过是面貌不恶劣，略似古人罢了。即便是对古代书画的研究，也因为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中断，持续终生的倒是心中永不衰减的对美的欣赏，揣摩。 抗战时期，从即将沦陷的北平向后方出发，在交通多处中断的情况下，用五十天到陪都重庆，使用了近代中国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长途的步行。这一段经历，父母双亲都常常说起。以致我至今记得其中许多细节，譬如，走到洛阳，“先经过龙门，伊川的山光水色使人精神为之一爽，连日的风尘疲惫仿佛一洗而空，站在卢舍那佛的座下，仰视慈容，感觉好像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伊阙佛龛的碑文在家时只看到拓本，现在看见原石，更觉亲切。” 也是去后方的路上，坐闷罐车到华阴，当时天黑又下雨，下车未出车站。次日天明时出去上厕所，走出候车大厅，雨过天晴，眼前一亮，很突然的看见了华山的全景。原来站的地方正面对华山，像一幅长的画卷，苍龙岭、莲花峰等等胜景都在眼前，“当时不由得就想起了王世贞的诗中有‘太华居然落眼前’之句。这个‘居然’正是我此刻心头所感。” “文化大革命”中，到湖北的“五七”干校，是个湖区。干校在湖里抽干了水，种稻子。父亲当时是连队里的壮劳力，不少苦活会分配给他。譬如，插秧之前的育秧，遇下雨的时候，要派专人看管秧池，不能让秧池里的水没过秧苗，一旦池内水多了就需用盆把水淘出。此项工作有个专门名词叫“看水”，这项工作要站在池边守候一夜，直到天亮才能回连睡觉。事后父亲也常说起，“这项工作虽然苦些，但也有意想不到的享受，就是雨天的雷电之美是原来从未看到过的，有一次竟然看到从天而降的一个大火柱，通天到地，真是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这是在室内所不能想像的。” 小时候家里只一个炉子，做饭，做水，取暖全是。总是觉得那时候的冬天真冷，老也过不完。只不定是哪一天早晨，父亲或是母亲会指给我们看，西屋的北墙上来了一小块阳光，说，“春来了”，让我们从这一天开始注意，看春的大小，看春来的时刻，以及在墙上的位置有何不同。 春的到来成了家里专用的物候标志，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我们兄妹四人的生活中，至今如此。 古人说，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见者，亲也。 作为读者，前人的什么东西才真的有意义？不是他们的天赋，不是他们的出身，不是他们的才情，而是他们对人这一整体的爱，对自己的爱与尊重。对美和好的欢喜赞叹。 想起父亲写过多次的一幅联，“契古风流春不老，怀人天气日初长”，是古人集兰亭字的对联，念之诵之，口气平淡而欢欣，让人格外难忘。 本文摘自《父亲的声音》，朱传荣著，中华书局2018年9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
